大年三十我打了老婆两巴掌，她光脚走了，六年没回来。

有些事，你以为过去了，其实它一直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六年了，每年大年三十我都要把自己灌醉。不是高兴，是怕清醒着熬不过那一晚。

我今年三十七，做建材生意，手里有几个钱，在外头别人叫我一声陈总。可没人知道，我这个陈总，连自己老婆孩子都留不住。

那年她走的时候，是光着脚走的。穿着家居服，拖鞋在楼道里跑掉了一只，她没回头捡。我站在三楼楼梯口，听见那只拖鞋从台阶上一级一级滚下去的声音，嗒嗒嗒嗒，像是什么东西碎了。

那晚上我喝了八两白酒，我妈炖了整只鸡，炸了带鱼，包了三种馅的饺子。她坐在桌边没怎么动筷子，我妈念叨了两句，说年夜饭做了一整天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她没吭声，起身去了阳台，说要透透气。

我追出去。她扶着阳台栏杆站着，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发抖。我说你什么意思，大过年的给我妈脸色看？她说我没有，我就是有点累。我说你累什么累，我妈不累？她转过头来，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闭上眼都能看见——不像是看我，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抬手就是两巴掌。把她打懵了，也把我自己打醒了。酒劲上来的时候脑子是空的，巴掌落下去之后，满楼道只剩下回声，嗡嗡的。

然后她走了。

我以为她下楼溜达一圈就会回来，以前吵架她也出去走，最多半小时就回来了。可那天晚上她没回来。我在沙发上等到凌晨两点，电视里春晚在敲零点钟声，窗外鞭炮炸得震天响，家里冷锅冷灶，就剩我一个人。我妈早就回屋睡了，走之前瞪了我一眼，说你自己作的。

初二我去了她娘家，她没在。丈母娘堵在门口，说你对我闺女做什么了，她电话里一直在哭，问她什么她都不说。我站在门口说不出那两巴掌的事。丈母娘看我半天不说话，把门关上了。

正月十五那天，她表姐来家里收拾东西。装了两大皮箱衣服，连梳妆台上那瓶用了一半的爽肤水都带走了。她表姐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她说孩子生下来会通知你，但那个家她不会再回了。”

我瘫在沙发上，茶几上还摆着她走之前织了一半的围巾，蓝色的，说等过年给我织完。到现在还是织了一半。

后来孩子生了，男孩，六斤八两。我去医院被她表姐挡在走廊里，护士把孩子抱出来给我看了一眼，小脸皱巴巴的，闭着眼，嘴巴一抿一抿。我想抱一下，护士说家属不让。我站在走廊里，看着护士把孩子抱回病房，门关上。

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四个小时。来来往往的人经过，有的看我一眼，有的不看。一直到天快黑，她表姐出来跟我说你走吧，她不会见你的。

月子在月子中心坐的，我后来才知道她提前攒了两万多，就防着这一天。我想打钱给她，转过去的每一笔都被退回来。后来我说抚养费总得给吧，她回了一条消息：“孩子户口上完再说，现在不用。”

孩子三岁半的时候，我偷偷去过他幼儿园。藏在马路对面的电线杆子后面，看他做早操。那天太阳特别好，他穿了件黄色的小马甲，排在队伍最后一个，个子比别的小朋友矮半头。做操的时候胳膊伸得特别直，扭屁股的样子，跟他妈小时候照片上一模一样。

那天我在电线杆子后面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晒得脸发烫，喉咙发干，但脚就是迈不动。

后来他老师发现了我，走过来隔着栏杆问找谁。我说我是那个穿黄马甲小孩的爸爸。老师脸色变了一下，转头回了教室。没过几分钟她出来了，隔着整个操场看了我一眼，然后牵着孩子进教室了。

我站在栏杆外面，看见那件黄色小马甲消失在门框里。

我妈前年冬天查出来肺上有个结节，医生说不确定良性恶性。住院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当年是妈嘴贱，大过年的不该说那些话，你去找找她，让她带孩子来一趟，妈想看看孙子长什么样了。

我给她发了条消息：“妈病了，想看看孩子。”

三天后她回了两个字：“地址。”

寒假的时候她带孩子来了。六年，第一次走进这个家门。孩子长高了很多，眉眼越来越像我，但皮肤随她，白得发光。他站在病房门口，一只手攥着他妈的衣角，另一只手攥着一盒牛奶，不敢进来。

我妈从病床上撑起来，朝孩子招手。她蹲下来跟孩子说，叫奶奶。孩子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病床上的我妈，小声喊了一句奶奶。

我妈的眼泪当场就下来了。

他们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她站起来说要走了，走到病房门口，停了一下，没回头。她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说了一句特别轻的话，轻到像是自言自语：“我这六年每天早上刷牙，一抬头就能看见脸上那两道印子。你让我怎么回？”

说完牵着孩子进了电梯。我没跟上去。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电梯门合上，楼层数字往下跳，一个一个，像倒计时。

去年秋天，我签了离婚协议。房子给她，存款分了，孩子跟她。什么都给了，除了那个早就不存在了的家。

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城南的出租屋里。每年大年三十，我买一瓶白酒，一包花生米，坐在阳台上看别人家放烟花。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妈会打电话来，说回来吃饭吧，我做了你爱吃的。

我说好，挂了电话又坐半个小时，喝掉最后一口酒才起身。

桌上那半条围巾我还留着，蓝色毛线已经有点起球了。每年过年翻出来看一眼，又放回柜子里。我试过去找她一次，在她公司楼下等了一下午，她下班出来看见我，绕路走了。我追上去说了一句对不起。她停下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跟六年前楼道里一模一样，特别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她说：“你对不起的不是我。是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在楼道里跟你回家过年的那个人。”

然后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笃笃笃笃，跟当年那只拖鞋滚下台阶的声音一模一样。

后来我再也没找过她。

我知道找不回来的。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你捧着碎片求人原谅，可人家凭什么要原谅你？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六年，从怀孕到生产到孩子上幼儿园，全是她自己扛的。我没有资格说一句“回来吧”。

今年过年，我妈又提了一次，说要不你去求求她，让她带孩子回来吃顿饭。我说妈，别说了。

妈看了看我，没再说话。她把围裙系上，转身进了厨房，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响起来，跟那年大年三十一模一样。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里在放春晚预热的节目，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鞭炮响。茶几上摆着四个杯子，两双筷子，还有一副儿童碗筷，带吸盘的那种，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那副碗筷放在桌子最旁边，一次也没用过。

有些事情一巴掌拍下去，一辈子就回不了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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