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库故事‖在抗日救国的艰苦岁月里 作者：徐春圃

我是年逾古稀未婚的独身女人。这个结果我是感到满意的，因为这和我一生中的孤癖、悲愤、创荡、刀光剑影与曲折艰险道路，是协调一致的。

我虽是一名女人，但从少年起就反对旧礼教的束缚。在小学读书时，爱看武侠小说，崇拜花木兰式的帼国英雄。一九二九年我十七岁时，就学于法库县基督教会办的纯贞女校，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在一次由自治会举办的“强权与真理”的辩论会上，不同观点争论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种种罪行，引起校方不满，并归咎于我个人。因此，在气愤中离开学校。辍学后，又因受到意想不到的人身侮辱，在气愤、痛恨交加的情况下，我于一九三一年初，背着家人，女扮男装，盲目走出。幸而在沈阳遇到家乡五台子村的王济堂(字鸿烈)去锦洲，我随之同行。以后又辗转到天津。为找出路，见天津劝业场育英排球社登报招收女职员，报名被录用后才发现，所谓女职员实际是女招待，这当然不是我所愿从事的职业。这时“九·一八”事变已发生。我脱离该社后，经当时在北平的原法库县纯贞女校代校长张寅滨介绍，混同东北流亡学生到王化一办的收容所，后被编入东北学院初中补习班。学生穿军装，在学习文化的同时，也受军训，以适应抗战需要。

从此我认为已达到夙愿，便给家中写信，告知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家中怕我当兵，立即给我写了回信，假说母亲患重病，胞兄徐春阁(字鹏飞)摔伤，令火速请假回家。我信以为真，并担忧失去和母兄相见机会，便断然返里省亲。这时是一九三一年末。当时日寇已侵占东北铁路沿线部分城市，并将其侵略魔爪继续伸向各地。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各地群众自发地组织一些抗日武装。同时也有一些土匪，打着抗日招牌，乘机进行抢劫，社会治安秩序非常混乱。我回家途中，在沈阳换乘“沈法”客车，行至大孤家子南，听说前面有“情况”，旅客纷纷下车，最后只剩康平县康、白二位旅客，加上我和司机共四人，继续乘车前进。当汽车行驶到大孤家村村南时，骤遇兴隆山方向的乱枪射击，康平县姓康的当场被打死，司机负伤。我见势不好，就反复高喊:“不要打啦，都是中国人!”枪声稍敛，我推门下车。这时一个年岁大一点的人持枪将我带到兴隆山村李村长家盘问，我说我是法库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张学良将军正组织我们抗日。他听后以报歉的口吻说:“方才是误会，我们以为你们是日本人呢!”经过交谈才得知，此人是当时的法库县保安团长刘世祥，匪号“老来好”当时他将我送到大桑林子村他的家中，并盛情款待。还用电话通知我家将我接回。由于刘世祥误认我是张学良将军派回东北的，所以临行时刘对我说:“将来少帅有用我之处，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我回到家中后，见到父母和兄嫂都很健康，我当然很高兴。然而，当时日伪清查很严，我不能在家久居，父母也迫于当时形势，同意我再去北平，从此我走向抗日救国的艰苦岁月。

在“抗日救国会”受命

一九三二年农历二月，我衔恨第二次离家，入东北学院初中补习班读书。

回忆学习期间最吸引人的是霍维周老师主讲的时事教育课。他讲课时表情严肃，言辞激昂，充溢着民族自信心，一再强调要我们下定抗日救国的决心和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听了真令人精神振奋，勇气倍增。在讨论发言时，我表示一定要冲锋陷阵，以身许国。霍老师对我很重视，后来就派高中班女生张我卿接近我，帮助我学文化，鼓励我立志救国，我非常愿意同她接近。入校开始一段热情很高，可是时间一久，由于思想基础不牢，想到自己流亡在外，背井离乡，情绪渐渐不安起来。这时有一少部分女同学，先后离校他就，我也就盲目地随从她们离开了学校。可是出校后向何处去呢?北平我无亲无友，不禁茫然!有的同学劝我去“万国道德会”，我只好前去一顾，可是去后发现，这个组织不是学校，是专门宣扬修身养性，要妇女作男人附属品，安分守己，当贤妻良母的讲(封建)道德的地方。当我发现在这里与抗日救国无关的时候，不禁懊丧。但手头金钱日拙，贫病交加，十分凄苦。幸好张我卿同学常来看我，每次都给我带些生活日用品，而且不容我推却，硬塞给我一些零用钱，对我进行安慰，成为我“离愁别绪”中的最亲密的姊妹。

张我卿在一次看我的时候，用试探的口气问我:“你认为这里是久居的地方吗?”我说:“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说:“霍维周老师说，你如果同意，他想介绍你到救国会去，从事抗日工作。”我说:“那可求之不得，这里哪是我久居的地方。”几天后，张领我去见霍老师，霍对我进行一番考问之后，看我志向坚决，就亲自送我到救国会去，从此我开始走上了真正抗日救国道路。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办公地点设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成立的。救国会内部组织设有执委三十一人，我认识的不多，其中有东北籍军官、法团领袖、大学教授，也有身份不公开的各党派人物。常委九人。我较熟悉的是兼任总务部正副部长的卢广绩、高崇民;军事部正副部长的王化一、彰根国;宣传部正副部长的杜重远、阎宝航。(杜重远去上海之后，阎宝航当部长，霍维周代副部长)具体办公人员有朱焕阶，他任秘书兼《救国旬刊》总编辑。熊飞是指挥军事和扩充队伍的。救国会的主要活动:(一)组织爱国人士去南京请愿;(二)收容东北的青年和学生;(三)成立难民救济院;(四)组织辽宁义勇军;(五)联系吉、黑两省义勇军;(六)开展敌后工作等。在工作上我由熊飞领导，在学习和生活方面，朱焕阶对我很关心。我视他们为长辈，虚心求教。

同年五月，熊飞分派我以道德会员身份回法库动员“老来好”刘世祥参加义勇军抗日。我回到家中后，经三舅父徐风生送我到大桑林子刘世祥家，经交谈刘表示率部坚决抗日。随后我又持名片拜见伪法库县长梁化一，传达人员以县长因事不在，婉言谢绝。我随后返回北平。

在辽西义勇军郑桂林部

在辽西一带活动频繁，曾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的义勇军领袖郑桂林，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当过东北军的连长。在“江湖”上报号“天狗”，寓意是“天狗吃日头”，矢志消灭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跟随第四路义勇军司令耿继周，在新民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战。郑桂林恨敌入骨，杀敌心切，在群众中有号召力，常常在敌人疏漏地方进击，曾一度处于优势，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命为义勇军第四十八支队司令，重点在辽西虹螺岘一带活动。

一九三二年八月，郑桂林召开支队成立誓师大会。邀请救国会领导参加。以霍维周、韩天佑为首，我和王振武、夏本颜参与前往。东北学院有二十多名男生，在训育主任崔荔堂带领下一同参加。大会在立根台召开，声势很大，会场上人山人海。郑桂林的誓师讲话，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又请霍维周讲话，霍老师讲了不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启发大家：民族大业必须靠人民大众起来奋斗，东北人不甘心当亡国奴，抗日救国必定胜利。霍维周讲话之后，指令要我在会上讲话，我没有准备不敢讲，他严厉地命令我，要像“行动”那样，敢于说话。于是我在心情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讲了几句话。说明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决心，说明东北各地敌后都有我们义勇军的队伍，救国就不要怕死，日本侵略者再凶残我们也不能屈服。当时因为年青，身材不高，又是个女孩子，所以给群众印象较深。我看到会场群众情绪高昂，握有长短枪支、大刀长矛的民众中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郑桂林部下有两个副司令：吴金铎和李铁铮。李是惯匪，绰号“草上飞”。大会当晚，郑桂林就带着队伍向山海关挺进，我对郑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很钦佩，要求随军前往。当晚东中学生刘志远特意找到我，作了自我介绍，告诉我：“副司令李铁铮不怀好意，要在你身上打主意，准备强行将你留下。听说你要上前线，他要设法阻拦，你是年轻女性，在世俗面前必须格外小心。他们虽然是义勇军，难免良莠不齐啊！”我从内心感谢刘志远对我的关心和忠告，随后慌忙去找霍维周老师，霍老师很重视这件事，当即指派夏本颜等几个可靠的人，对我轮流保护，第二天，由夏本颜等亲自护送，我从留守营上车回北平，霍老师嘱托我向救国会熊飞汇报此行情况。

与法库十五路义勇军接触

霍维周和熊飞知道我前次回法库时，“老来好”刘世祥及其帮络有过接触，遂再次派我说服刘世祥，使其和在法库建立的第十五路义勇军联合，扩大武装力量。指示我活动方法，发给护照，派令我回法库家乡活动。同时派东北籍的中国大学学生熊飞的同乡王之夫随我共同工作。我们的名义都是救国会的联络员。

熊飞告诉我们:如果与辽北专员高文斌联系上，以后的行动就听高文斌指挥。同行的还有自愿返东北抗日的原东北军连长毛英文，到沈后毛自行他往，失去联系。

从沈阳北行时，因沿途日伪盘查甚紧，我和王之夫假称亲兄妹，到东北探亲。一切文件和护照都由我携带。我那年虽已二十岁，但身材矮小，看来不过是一名十几岁的楞丫头，容易蒙过敌人眼目。途中一切盘查都由我去应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虽缺少世故经验，但是傻大胆，不把凶恶的敌人放在眼里，因而得以顺利地通过。

王之夫是大学生，有知识，善词令，而我则是胆子大、勇气足，相互配合，应付各种不同遭遇，倒也很为合适。路经绥中，

虽受严厉检查，也不曾被敌人识破。我们先在孙家台下车，转道昌图，找我的女友李毓秀，李不在家，经他祖父的热心指点，到通江口找第十五路义勇军后方办事处。副司令王启(又名王雅斌)在那里。中间还有一段早路，我就改扮男装，与王之夫兄弟相称。途中突然有二十多名暗带武器的便衣人员，阻拦盘问，来势很凶，王之夫退后，我迎上去答话。观察他们可能是帮“好汉”，因为我在刘世祥处学会了一些“江湖”应用语言，首先告诉他们我是女扮男装，叫他们不可鲁莽。我问明他们是哪个“绺子”的，“拦把”是谁，在哪个“山头”之后，他们问我是“清碰”还是“混碰”?①我顺嘴说“清混都碰”后，立即惹起他们的疑心，便不容分说，把我和王之夫分别捆绑起来，说我们是汉奸。我又一次请他们说明来历，他们自称是“金山好”崔子良部下②，不是十五路义勇军。我改口说:“那么我们是一家人”，叫他们松开我右手，拿出我们的护照。一个头目人看了，立即给我们松绑道歉，很有礼貌地把我们送到司令部，见到了副司令王启，王之夫对他说明情况，王启热情接待，饭后派营长国子场带二十人，护送我们去找司令刘翔阁。

刘翔阁又名刘集云，是法库县西街刘俊丰的三子。其人曾在东北军当过连长。“九·一八”后立志抗日救国，由北平回东北来组织第十五路义勇军第一支队。本来救国会已委任贾明伦为司令，但贾很少到前线来，前线工作实际全由副司令刘翔阁承担，所以当时有个说法是:“前方知刘不知贾，后方知贾不知刘”。但辽北专员高文斌对刘翔阁很赏识，鼓励他大胆负责。所以当我和王之夫到桃山司令部来，深受刘翔阁的欢迎，从此疏通了刘翔阁和救国会的关系。

见到刘翔阁，经他介绍，知道了他的斗争过程。他回到东北后，先到昌图县，找他的大哥刘凤阁和二哥刘麟阁。这同心抗日的三兄弟，通过亲友关系，请出爱国人士于俊丰(曾任东北军团长)、冯焕章、张殿文、傅友三、刘广文(新民县人报号广字)、王化周、樊振山、杜鸿魁、金山好以及我们在通江口见过的王启和送我们来法库的国子扬(报号黑虎)。这些人都是军队中或“江湖”里能征惯战的闯将，他们联合起来，举着抗日救国的旗帜，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能够巧渡辽河，奇袭通江口，占领“烧锅”，控制通江口全镇，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迫击炮两门。军威大振，日伪胆寒。为扩战果，随即将司令部迁往法库桃山烧锅院内。

当时法库城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汉奸的县政府头面人物，都逃往铁岭避难，城里的治安由临时的护城司令部维持。司令是伪公安局长姜化东，副司令是保安团的刘东升。另有一个蒙古驻军司令包玉山。实质这些人都是秉承大汉奸张海鹏的旨意，名曰“独立”，实质投靠日寇，欺骗群众，依靠城周围的电网壕，龟缩在城里。而城外的十五路义勇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刘翔阁，联合四乡民团以及各帮绺，共有武装人员五千多，将县城团团围住，迫使他们不能出进。城里粮食与烧柴日趋紧张，人心惶恐，军无战意，很不安定。

刘翔阁的打算是，趁日寇还来不及顾全法库之际，义勇军迅速扩大力量，早日攻围、进城。听说刘世祥虽然受敌诱引，被封为保安团长，但队伍尚未完全开来。我想急于把刘世祥联系上，交给他救国会委他为旅长的证件。争取他早日出头抗日。刘翔阁叫我到陶屯去找王团长研究，可是由桃山到陶屯，必须经过二龙山上伪军的岗楼，很难通过，只好夜行。刘翔阁说:必须仔细计议安排。但我急于求成，坚持要在当夜行动，刘副司令见劝阻无效，就派一名熟悉道路姓洪的青年军官，各备走马一匹，伴我同行。当时夜色漆黑，又逢小雨，路途难行，只好由榛柴岗子一侧绕道。走横垄穿高粱地，不巧又迷失方向。马都跑出汗来，还没摸清陶屯方向。后来发现一点灯光，就扑亮而去，由该院西北墙豁进院。持枪岗哨发现我们后感到愕然，问我们从哪进的院，方知墙豁是刚被雨水浸倒，岗哨尚未发现。我们也问明了这里正是王团长的住所，房东叫范秀山。经说明来意，王团长出迎，让我们进屋。王团长介绍，当前县城内外关系紧张，铁岭方面也有情况，刘世样还在大桑林子，联系很困难，劝我先回桃山司令部，刘世祥方面由他设法联系。

我在桃山司令部住三天。这时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斌，由康平派来蒙族军官王子印到法库城内与蒙军包玉山司令谈判，意图是要他们与义勇军合作，共同抗日。因王子印也是蒙族，与包玉山熟识，可以进言。王子印进城谈判时，我也骑马同行。目的是回家让家人设法与刘世祥联系。但返家不到半小时，即被蒙军传到司令部，经审问后，将我送出北门。后来刘翔阁对我说，王子印的谈判结果很坏，城里伪军死心塌地投靠日本，最近就将有大规模战斗。他写了一份报告，让我去康平面见专员高文斌，研究下一步行动。

参加康平妇女界的爱国誓师大会

我去康平，在专员行署面见高文斌，汇报了我们此行的任务和经过。高文斌对我很赞许，安顿我在康平县旅馆居住。引见我和康平县政府的要人们会面。如县长张维周、公安局长谭汇峰、教育局长费永久、商会会长杨相臣等，还有各界妇女代表。当高文斌带我去康平县政府的时候，县政府各科室人员在门前夹道欢迎，如接贵宾。去前高文斌嘱咐我，要我大大方方地出面，见人接物要有派头，让他(她)们见到抗日救国大后方的"使者"后，留有良好印象，以有利于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授意我应说的话，使他们相信后方的力量，从而增强战斗信心。

果然，会场内外都把我看成是东北抗日救国会派来的，纷纷向我探询后方情况，了解抗日的前景。我也按照高文斌的意图，在谈话中尽量起到宣传和鼓舞士气的作用。高表示赞赏，宣传效果也很好。会间由康平县长与高文斌商定，在康平女师学校，召开各界妇女爱国誓师大会。大会是在女师礼堂进行的，有县长夫人、商会会长夫人、各界知名的妇女和女师全体师生参加，共有二百多人。大会主持人介绍我在大会上讲话。本来我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在如此隆重的场面下，真有些难以应付。高文斌没有参加，好在他已将讲话内容指点给我，我只好依照他指教的路子，慷慨陈词。确也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少人纷纷登台，表示国难当头，爱国妇女一定要摆脱封建束缚，挺身而出，为抗日救国献身出力，并在一块天兰色棉布上签名，表示决心。嗣后，我把签名的横幅带回北平，将大会盛况，一并向救国会汇报。

高文斌还很严肃地对我说，最近在法康两县之间，将要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斗，结果很难予料，让我赶快经由法库辞别刘翔阁返回北平。此时王之夫已提前返回。高文斌还亲自写了书面报告，叫我带回北平向救国会和后援会汇报。并嘱咐我一路必须万分谨慎，不可疏忽大意。我不得不控制惜别情绪，回到法库桃山司令部。刘翔阁叫我第二天立即起程。当时我提议把刘翔阁随军的次子刘铁军(又名刘易秦)，带去北平安排就学，以免在军中耽误年华。刘翔阁同意。我和刘铁军假称“姑侄”，以便途中敌人盘查时，减少怀疑。

去"辽吉黑后援会"汇报

我带刘铁军经由昌图去西丰，口称再访李毓秀，实际是要完成救国会张希尧委托我到西丰县师范学校找校长朱赓韶，传达一个“信息”。完成任务后，回孙家台换车，由营口乘轮船经天津回北平。这次在孙家台换车时，曾见到日伪对我和刘翔阁的通辑令。到北平后就听说，抗日义勇军在法康一带虽给日寇以重创，但寡不敌众，刘翔阁部被击溃，专员高文斌在前线指挥时被俘，我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随后到救国会向熊飞汇报，交出刘翔阁和高文斌的书面报告，康平爱国妇女的签名以及接触各界人物的“名片”，熊飞很满意。对法康战役情况，不胜惋惜，但他认为是力量对比的悬殊，虽然战争失利，却显示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决心，对我进行安慰，要我看到光明。翌日，领我到“辽吉黑后援会”，向朱子樵将军汇报。

朱子樵(又名朱庆澜)将军，清末在奉天作官，当过营务处总办，辛亥革命前去四川当将军，民国年间当过广东省省长，张作霖时代，当过黑龙江省督军，中东路特区长官。一九二六年辞官不作。“九·一八”后马占山抗日期间，上海各界推戴朱子樵将军成立“辽吉黑后援会”。凭着他的资历和威望，接受国内外名流、华侨的捐款，上海文化界是这个后援会的支柱。后援会地址在北平油漆桌胡同一号。办事人员有总务高仁线、财务姚xx、慰劳孙志鸿，主持工作的是何遂、何清明。这里的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前线募捐、征集药品和军火，在后方安抚伤员、安置战士家属、慰问前线等项工作。

因熊飞对我辽北之行较为赞赏，遂领我向朱子樵将军当面汇报辽北抗日情况，呈上各种文件，朱将军表示满意，当即留我在后援会慰劳组与姚瑞芳一起工作。

深入宪兵队探望高文斌

高文斌被俘后，日军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要高文斌投降，收复残部一并归顺。高文斌以民族大义为重，只要求速死，决不投降。敌人无法又不敢擅自处理这样人物，只好押到沈阳东塔日本宪兵队监狱。

一九三三年三月，后援会朱庆澜会长委派我化名高文元，以高文斌胞妹的身份，带五百元钱，到沈阳日本宪兵队探监。由北平同来沈阳的，有姚瑞芳和法库基督教会长老商化俗的孙子商绍禄。到沈阳，回法库，姚不久返回北平。我以高文斌胞妹身份到监狱去过几次。监狱允许我和高文斌见面，而且没用专人监视，待遇从优，只是不允许外出。高文斌说他明白日本人的意图，杀了他没多大作用，利用他诱惑抗日人员。高文斌只好敷衍塞责，等待时机。我耳闻目睹觉得很放心。我对他说后援会的态度既不想让他以强硬态度对待，招来杀身之祸，更嘱咐高文斌千万不要公开投降，不要发表投降性的言论或声明，否则对东北抗日救亡运动极为不利。要想法周旋，后援会一定设法拯救。在经济上作联系和贿买活动。同时告诉高文斌，在他被俘之后贾明伦指挥的义勇军，也俘获不少日伪军官，我方已向日本方面声言，要想保住日伪俘虏的生命，必须好自对待高文斌，否则不但以牙还牙，而且要以十抵一。这样胁迫日军不敢轻举妄动。在一次探监时，日本宪兵队长新关对我说:“你哥哥在这里很苦闷，你也住在这里吧!”我赶忙说:“我自己还有事，我嫂嫂已在这，不比我更好一些吗?”因高文斌被押送沈阳后，经宪兵队允许，他的妻子王玉珍。随从方铁军也搬进宪兵队，单设屋子与高文斌共同生活。高文斌对此曾对我说过:“这也是日本人的一种软招子。”

高文斌虽被俘入狱，但仍与其部下魏国昌(字兴华)暗中策划抗日工作，我与高文斌分手后，就按计划去昌图县，通过女友李毓秀到女子师范化名苏雅卿当旁听生，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吉林省盘石县义勇军宋国荣部之行

一九三三年春，在后援会会长朱庆澜等人研究派我去沈阳探监时，我当场征询还有别的任务没有，在场的夏福兴(当时都叫他夏军长)说，听说盘石县一带有“镇北侯”、“毛团”、“宋营”进行抗日，有机会应和他们进行联系。当时经过后援会、救国会朱庆澜、夏福兴、熊飞等领导人员研究决定，我到东北后如能和“镇北侯”联系上，可将该部改为抗日义勇军第八路军，并带了正、副司令的空白委任状。我在沈阳监狱和高文斌分手后，按高的意见，到昌图县女子师范当“旁听生”期间，通过表兄高文介绍，认识两位爱国人士，一是东北大学毕业生杨卓如，一是在讲武堂当过连长的徐建章。同年五月，我和杨、徐同去吉林盘石。

行前对该部的具体情况并不详细。我们出发后在朝阳镇下车。在当地一个姓孙的帮助下，雇一辆马车。车夫姓沙，是回族人，送我们进山。首先和特务营长刘兴汗见面，当晚我们住在泉眼沟阎逸民家。阎家是这支部队的联络站。经了解，司令叫宋国荣，副司令叫毛兴武，并未找到“镇北侯”只是听说此人姓孟。几天后，杨卓如和徐建章告别他去。我住在阎家，深得阎妻曹吻波及其二嫂的亲热招待，如逢亲人。

我把委任状亲自交给宋国荣，毛兴武之后，经介绍，也认识了团长曹阁飞、营长阎友盛。曹阁飞是当地的教育家，毁家弃业，投笔抗日，令人钦佩。阎友盛是阎逸民的二哥，也一见如 故。阎逸民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参谋姓王。后来我就随着宋部行动，外出全是日宿夜行。对于路线我不熟，约略记得经过双阳、伊通、盘石、辉南等地。途中也接触不少武装头头，曾经会见过东丰县大队长王德。

返回阎逸民家之后，因为我已完成送发委任状和了解宋部活动情况的任务，便向宋国荣司令告别。由阎逸民、曹吻波夫妇护送。为了应付可能遇到的麻烦，叫我装成重病号，由曹吻波等搀扶送到朝阳镇，乘火车又到昌图县李毓秀家暂住。后来朱庆澜派姚瑞芳到沈阳用书信通知我去上海，并约定在敬安寺街陈家与朱见面。到上海后，在陈家的花园一个凉亭里，向朱将军汇报去沈阳探监和到宋国荣部的全部情况。

后来得知宋国荣的第八路义勇军，在靠山屯与日军作战，战争激烈，双方各有伤亡，打死日军一个尉级军官，刘兴汗牺性。救国会在北平申请让刘兴汗入烈士祠，但是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停止对义勇军牺牲的将士按烈士对待，大家甚感遗憾。

癸酉光复社始末

一九三二年冬，后援会改组后，何清明再次派我和李少白回法库与“老来好”刘世样联系。我们抵沈后，得知日寇已侵占法库，控制很严，无法联系，这次通过李少白介绍，认识了原籍沈阳后来在黑龙江伪警备司令部任打字员的冯玉芝。(又名冯颖思)一九三三年春，我奉命从昌图到上海向朱庆澜将军汇报东北之行情况，日蒋已签订塘沽协定，蒋介石明令取缔后援会，救国会等抗日组织。为保存实力继续抗日，汇报后，朱将军让我到北平，在阎宝航(又名阎玉衡)领导下开展工作。经阎宝航与其秘书潘赓棋研究，组织癸酉光复社④，到东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决定由我任癸酉光复社负责人，到东北进行活动。从此我认识了张雅轩(又名张金辉)、戴昊、江涛(又名江国柱)、张汝权等。

一九三三年夏，我用书信和当年春季去黑龙江伪警备司令部工作的冯颖思联系，化名江蔬园并伪称是冯的表妹住在冯家。当时冯的胞兄冯志明是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我的工作和生活由冯颖思负责安排，在黑龙江省华北女子中学当过一段“旁听生”为掩护。

同年末，高文斌获释后用信件密告我去沈阳。我和冯颖思先后返回沈阳。癸酉光复社停止活动。

到沈后，听说高文斌，他虽被释放，但不许离开沈阳，敌方暗中设人监视。我和冯颖思见他很好，就在他领导下，在沈阳继续活动。

困难重重摆脱难

一九三四年春，隐蔽的抗日救国志士，在沈阳大同报社充当记者的江涛和郭庸二人，因为来往邮寄活动费，被日本人发现，很快就将江、郭二人逮捕。据说郭庸在审讯中死难，江涛受不住严刑拷打，供认说:“徐春圃在沈阳，将她抓到，全面情况可以一目了然。”另外，我的女友李毓秀因在昌图散发抗日传单，被逮捕送来沈阳，同冯颖思的母亲麻氏、胞弟冯恕明一同拥在故宜宪兵队。李毓秀惨遭刑讯，使在沈阳的抗日人员感到痛心和窒息。

有一天，高文斌打发方铁军通知我，到沈阳市第三医院和他接头，因他妻子王玉珍正在住院。我和冯颖思去后，正赶上护士查房。其中有一个女护士叫亢宝荣，是我的同学，她已认出是我，怕她走漏消息，我急忙离开医院。刚一出门，看到追捕车走过，但没有发现我，我和冯颖思赶紧跑到她的姨娘老胡家，因为她家正在修筑营业用房，建筑材料堆积杂乱，后边住处不明显，可以暂时栖身。过了七日，日落之前冯颖思通知我，这里不妥，赶快转移，高专员派人来接。离开胡家到大北关高文斌的表弟李家，仍感到不安全，只得白天到女澡塘洗澡，晚间到附近山沟去隐藏，躲避搜捕。后来经冯颖思到南满医大与护士刘淑清以及刘的未婚夫芮大夫商量，只准我俩住一宿，第二天必须离开。这时我想到以前通过张雅轩关系，知道刘仲明大夫在小河沿医院工作，经刘帮助，我和冯颖思伪称姑嫂，冯假装患病，我护理她住院。刚办完入院手续，我去药房取药，遇见值班护士赵雯笙，她是法库商绍禄之妻也认识我。在这样“草木皆兵”的紧急关头，我决不敢粗心大意。于是急忙办出院手续，离开这里到医大去找机会。因没有恰当人不留住院，只好到车站和浴池去避风，夜间万不得已就坐马车到扬孚里高文斌家去想对策。途中发现有一辆马车，遥遥尾随，予感不妙，到高家下车，我们直奔后面平房，这是高的部下居住的地方，后面的马车到高家楼房下车，正好错开。我找到高文斌，说明了情况，他叫人把桌凳搭在后墙里，架起梯子，准备让我从后墙逃走。他说:“只要你不在我家被捕，我就有法把你转移。”

当知道坐后面马车赶来的不是敌人，而是高文斌的表弟戴宏图，他是法库西街人，在四跳铁路局当会计，这次是来投奔高文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自笑是“庸人自扰”。经妥善研究，高决定让我剃发女扮男装，遂由高文斌的随从方铁军出去购买破旧衣帽鞋子，毯子等。改男装后，我把脸揉得暗黑，耳朵眼塞上烟膏，鼻孔塞上纸团，变化听觉和发音。我若不化装是很难逃脱的。车过秦皇岛时，有人对相片，我钻到一等车厢，受到姓齐的列车长盘问。我向他申明民族大义，说明了我的身份，并说倘因此而有意外，你要负责。他说:“让我负责你也得回到三等车厢。因为你这个形象在一等车厢更容易被识破，混入三等厢人多类杂，好隐蔽。”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将我送回三等车厢人多拥挤的地方，幸得平安回到北平。

注:①“清碰”是当胡匪前认识，“混碰”是当胡匪后认识。

②我知道有两个金山好:一个是崔子良在开原、昌图一带活

动;另一个是王团长由康平方向来法。

③经回忆，郑桂林部支队成立大会可能是在立根台。

④癸酉是指农历一九三三年。

若喜欢，请点个 在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