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长期以来，活动人士一直在约旦河西岸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种“保护性在场”。如今，以色列正将他们赶走。当太阳升起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丘陵的马萨费尔亚塔，橙色的晨光洒向地平线，牧羊人赶出羊群，生存的斗争又一次开始。3月15日，这场斗争以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一名受伤的儿童，以及几名远离家乡的国际志愿者的方式显现出来。
在撞击发生后的几分钟里，现场旁观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聚集在事故现场的人群迅速增多，以色列警方、军方和急救人员也开始到场处置。公开画面显示，撞到这名女孩的定居者要求警方逮捕这些活动人士，并“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
“他们当时就在说，把这些人驱逐出去，还指着我们三个人。”以利亚回忆这起事件时说。西瓦尔·哈萨林在这次撞击中幸存下来，但就在片刻之后，以利亚和其他活动人士因涉嫌破坏财物被捕，理由是那名定居者声称自己的车辆受损。“他说车坏了，这倒不是撒谎，”以利亚说，“因为你开车撞上一个小小的身体，车当然会受损。”
在被捕后，这些活动人士要么被直接驱逐出境，要么被暂时禁止进入约旦河西岸。类似的故事，在巴勒斯坦国际志愿者群体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不断增加的袭击、创纪录的暴力事件，以及安全部队的打压，正把巴勒斯坦人及其支持者推向极限。目前，约旦河西岸的“保护性在场”行动主要由以色列和国际组织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维持。这些组织将志愿者派驻到巴勒斯坦各地村庄，希望他们的存在能够减少定居者暴力。
以色列定居者经常在几乎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杀害巴勒斯坦人，而针对以色列人或国际人士的袭击通常会引发国际谴责。“保护性在场”组织的基本思路，正是利用国际公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拥有的某种特权地位。这些组织也在赌，定居者伤害外国活动人士的代价过高。
过去，这一大胆策略的效果好坏参半，且代价高昂。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国际团结运动等团体的活动人士经常阻挡以色列坦克纵队，在机枪火力下建立援助通道，甚至进入被围困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官邸内提供陪伴与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数十人伤亡。
如今，这样的场景似乎已显得遥远。活动人士越来越发现，他们的努力正被不断扩张的以色列安全体系压制。这个体系的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出现，并将他们从冲突地区清除出去。国际团结组织所面临的审查在2024年达到高潮。2023年10月7日事件之后，国际人士重新更多参与约旦河西岸事务，以色列执政的议会举行讨论，讨论其所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活动人士的煽动性活动”。
不久后，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宣布成立一支警察特别小组，负责识别并清除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人合作的国际人士。本-格维尔将这支特别小组称为“应对无政府主义者团队”。此后，外国活动人士被拘留、驱逐出境或在边境被拒绝入境的报道，已变得司空见惯。
根据人权捍卫者基金的数据，该机构在2023年记录到2起驱逐事件，2024年则记录到6起。从2025年1月1日到2026年5月，该机构记录的驱逐出境人数比此前两年总和高出575%。在这一时期记录的54起驱逐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今年3月的南希伯伦丘陵，当时32名国际活动人士在同一事件中被大规模逮捕并遭驱逐。
“他们不想让这些人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他说，“他们试图清空这个区域，让定居者可以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不必承担责任，也没有人目击、没有人记录。”尽管团结活动人士竭尽所能，过去一年里，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者暴力仍创下新高。随着美以对伊朗战争引发的敌意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也在升温。
“因为所有人都在忙着关注伊朗，定居者就趁机行动了。”巴勒斯坦“非武装平民保护”组织任务负责人阿米拉·穆萨拉姆这样回忆。该组织负责协调前往巴勒斯坦的国际平民保护团队。“他们现在的袭击真的是为了杀人，而不是为了恐吓。”她说。她提到，2026年已有8名巴勒斯坦人被定居者杀害。穆萨拉姆表示，尽管火箭弹袭击和定居者暴力带来的危险都在增加，志愿者们仍在继续行动，但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也始终笼罩着他们。
“我们的团队非常小心，”她说，“但你知道……下一个也许就是我们。”在苏莱曼所在的村庄，局势仍在逼近崩溃点。不断恶化的暴力，以及国际支持的缺失，持续让巴勒斯坦社区陷入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们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他说。“如果这一天能平静度过，我们就感谢真主。然后，我们开始为夜晚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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