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5年的北京，冬天冷得格外刺骨，呼啸的北风夹杂着沙尘，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那一年，我和妻子秀芝在这座城市已经“漂”了整整五年。我们住过漏雨的地下室，租过连转身都困难的隔断间，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房租小心翼翼地数出来，生怕哪天房东变脸，我们就得卷铺盖走人。
拥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直到那年秋天，事情迎来了转机。
我们在南城胡同里租住的那个大杂院，有一位孤寡老人，街坊们都叫他齐大爷。齐大爷是个退休的中学历史老师，脾气有些古怪，不爱跟人打交道，唯独对我们两口子还算和气。或许是因为秀芝心善，冬天包了饺子总不忘给他端一碗，他生病发烧时，也是我背着他去了趟医院。
那年十一月，齐大爷在南方的女儿终于肯接他过去养老了。临走前，他把我叫到屋里，指着他那套独立出来的破败小院说：“这院子我带不走，卖给别人我不放心，你们要是想要，六万块钱拿去。”
六万块，在1995年绝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我和秀芝几乎是红着眼睛，厚着脸皮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连秀芝当年陪嫁的一对金耳环都当了，终于凑够了那笔钱。
交钱过户那天，拿着那个红本本，秀芝在空荡荡的破屋子里哭得直不起腰。我抱着她，眼泪也跟着往下掉。虽然那院子破得不成样子——屋顶的青瓦碎了小半，墙皮剥落得露出里面的青砖，院子里杂草丛生，连一扇完整的玻璃窗都没有，但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家。
转过年来的春天，天气刚一回暖，我们就开始张罗着翻修。为了省钱，我们根本请不起施工队，只能自己动手。我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下班后就脱了外套，和点水泥，修补漏雨的屋顶。秀芝则一点点铲掉墙上的旧墙皮，准备重新粉刷。
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下水问题，院子里没有独立的下水管道，平时倒个水都得端到胡同口的旱厕去，更别提我们在屋里装个抽水马桶的梦想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趁着周末，自己动手在院子里挖一条沟，埋一根PVC管，直通胡同外的主干下水道。
那天是个周六的傍晚，夕阳把胡同里的老槐树影子拉得很长。我光着膀子，挥舞着镐头在院子靠墙根的地方挖沟。泥土很硬，夹杂着许多碎砖头和煤渣，每挖一下都要震得虎口发麻。
当挖到差不多一米深的时候，“铛”的一声闷响，镐头像是砸到了什么坚硬的金属上。震得我双手一酸，镐头差点脱手。
我以为是块大石头或者废弃的铁管，便蹲下身，用铁锹把周围的土清理开。泥土之下，露出了一个腐烂了大半的木头箱子。
木头已经酥脆，一碰就掉渣，而在碎裂的木板之间，赫然是两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有点像过去那种装饼干的铁盒，只是被油纸层层包裹着，虽然油纸已经烂了，但依然能看出当初包裹得很仔细。
我的心突然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直觉告诉我，这绝对不是什么建筑垃圾。
我咽了口唾沫，转头看了一眼正在屋里扫地的秀芝，压低声音喊了一句：“秀芝，你把院门拴上，快过来！”
秀芝听出我声音里的异样，赶紧插上门栓跑了过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两个铁盒从泥坑里抠出来。太重了，这体积和重量完全不成正比，小小的两个盒子，沉得像两块铅疙瘩。
我们把盒子抱进屋里，拉上窗帘，屋子里瞬间暗了下来。我打开那盏昏暗的白炽灯，找来一把螺丝刀，沿着铁盒生锈的边缘，一点点撬开。铁盖被撬开的那一瞬间，我和秀芝都屏住了呼吸。
盒子里垫着一层发黑的红绸布，绸布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排排黄澄澄的金属条。即便是在昏黄的灯光下，那种历经岁月依然不减分毫的光泽，依然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我擦干净一看是金条，也就是老辈人嘴里常说的“小黄鱼”。
我颤抖着手拿出一根，沉甸甸的，冰凉刺骨，上面还隐约刻着旧时代的印记。两个盒子，满满当当，我数了数，一共四十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