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5年的夏天，热得像是要把整个平原烤化。那年我二十二岁，正是浑身有使不完力气的年纪。
农村的六月，叫做“虎口夺粮”，麦子黄了，必须在几天的功夫里抢收进仓，哪怕是天上掉刀子也得去地里。要是赶上一场夏雨，大半年的收成就在地里捂了芽，一家人下半年的嚼谷就全没了。
我家地少，劳力又多，我和父亲起早贪黑干了三天，就把几亩麦子全割完，拉到麦场上打出了粒。傍晚，我光着膀子在院子里的压水井旁冲凉，井水拔凉，浇在被麦芒扎得通红的脊背上，激得我打了个冷战，却也透着骨子里的痛快。
擦干身子，我端着一大碗过水面条蹲在门槛上呼噜呼噜地吃。隔着一道矮墙，我听见邻居王婶院子里传来沉闷的叹息声。
王婶是个苦命人，丈夫前些年在采石场干活出了意外，留下她和女儿苏琴相依为命。苏琴和我同岁，从小一起长大，她生得白净，性格温顺，话不多，干起农活来却是个好手。但即便再能干，两个女人的体力在抢收麦子这种重体力活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
我几口扒拉完面条，走到院墙边踮起脚往过看。王婶正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揉着腰，苏琴则在给一辆破旧的架子车轮胎打气，她的头发被汗水绺在额前，身形显得单薄又疲惫。
“婶儿，琴子，地里的麦子还剩多少？”我趴在墙头上问。
苏琴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疲惫，勉强笑了笑：“还有两亩地没动镰呢。这两天天太热，我妈腰病又犯了，干得慢。”
王婶叹了口气：“宇子啊，今年这天太毒了，我看新闻里说，后天晚上可能有雷阵雨。我和琴子明天就是拼了命，也得把那两亩地割完拉回来。实在不行，就只能连夜干了。”
我一听，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两亩地，两个女人，要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割完、捆好、装车再拉回村里的麦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农村人讲究互助，但麦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忙得脚打后脑勺，谁也顾不上谁。现在我家活干完了，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她们母女俩在地里受难。
“婶儿，你别急。明天一早，我去给你们帮忙。”我没多想，脱口而出。
苏琴赶紧摆手：“那怎么行，你家刚忙完，你都累了几天了，赶紧歇歇吧，我和我妈能行。”
“跟我还客气啥？就这么定了，明早五点，我在村口等你们。”说完，我没给她们拒绝的机会，转身回了屋，翻出磨刀石，把我的那把长柄镰刀磨得飞快。
第二天黎明，天刚蒙蒙亮，空气里还有一丝凉意，露水打在路边的野草上。我扛着镰刀到了村口，苏琴和王婶已经拉着架子车出来了。苏琴穿着一件旧长袖衬衫，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下巴上勒着毛巾，防晒也防麦芒扎。
看到我真的来了，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句感谢的话，最后只是低声说了句：“宇哥，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见外了不是？赶紧走吧，趁着日头没出来，多割一点是一点。”我跨步走在前面。
到了地里，我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下了田。割麦子是个苦差事，讲究腰马合一，左手揽过一垄麦子，右手挥镰，贴着地皮“嚓”的一声齐根割断。腰要一直弯着，时间长了，脊椎就像是要断掉一样。
我和苏琴并排往前推进，王婶在后面负责把割下来的麦子打成捆。我的动作快，一镰接着一镰，渐渐地把苏琴甩在了后面。回头看时，她正咬着牙拼命赶我的进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砸在干裂的泥土里。
太阳一出来，地里就像个大蒸笼。麦田里密不透风，麦芒混合着灰尘在空气里飘浮，粘在满是汗水的脖子和胳膊上，又痒又痛。这种感觉，没有经历过夏收的人是永远无法体会的。
大约到了上午十点，日头已经毒辣得让人睁不开眼。我直起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苏琴停了下来，走到田埂边的树荫下，拿起一个军绿色的行军壶，倒了一搪瓷缸子凉白开，双手端着走到我面前。
“宇哥，喝口水歇会儿吧，看你衣服都湿透了。”她的声音有些干哑。
我接过搪瓷缸，手指不经意间触碰到了她的手背。她的手不似城里姑娘那般娇嫩，指肚上有薄薄的茧子，手背上还有几道被麦秆划破的红血丝。我心里微微一颤，仰起脖子将那一缸子水一饮而尽。水里加了一点点盐，咸中带甜，顺着喉咙流进胃里，驱散了不少暑气。
“你也喝点，别中暑了。”我把缸子递还给她。
她接过缸子，没有倒新水，而是就着我喝过的地方，也喝了几口。那个年代的农村，男女之间有着天然的界限，她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的脸莫名的有些发烫，心跳也快了半拍。但繁重的农活不容人多想，我们只是相视一笑，又转身扎进了热浪滚滚的麦田。
中午最热的时候，我们在树荫下啃了几个干硬的馒头，就着王婶腌的咸菜，稍微眯了一会儿，下午两点多又继续开干。
靠着我这个壮劳力的加入，那两亩麦子在太阳落山前终于全部放倒，并且一捆捆地装上了架子车。装车也是个技术活，麦捆要交错着码放结实，不然半路颠簸散了架，就得在黑灯瞎火的土路上重新装。
我一个人把麦子码得像座小山，然后拿粗麻绳在车辕上打了个死结。架子车太重，王婶在前面拉不动，我走上前，把拉车的宽帆布带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双手攥紧车把。
“琴子，你在后面推，婶儿，你扶着旁边的麦捆，别掉下来。”我弓下腰，双腿猛地发力，几百斤重的麦车在土路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吱呀声，缓缓动了起来。
回村的路有二里地，上坡的时候，我感觉肩膀上的帆布带深深勒进了肉里，汗水蛰得生疼。苏琴在车尾拼了命地推，我能听见她沉重的喘息声。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憋着一口气，把这车救命的粮食拉回了家。
等把所有的麦子都卸在麦场上，天已经完全黑了。繁星挂满了天空，村里的狗偶尔叫唤几声。我累得一屁股坐在麦秸秆上，浑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但看着眼前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麦子，心里却无比踏实。后天的雷雨就算是下刀子，这粮食也算是保住了。
王婶千恩万谢，非要留我吃饭，我摆摆手拒绝了。一身臭汗，加上累了一整天，我当时的胃口连一碗水都喝不下，只想回家躺在竹床上死死睡一觉。
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院子里静悄悄的，父母已经在屋里歇下了。我走到井边，刚压出半桶水准备洗个头，就听见院门外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
我抬起头，借着皎洁的月光，看到苏琴站在我家半开的木门外。
她换了一身干净的碎花短袖，头发应该是刚洗过，半干着披在肩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皂味。月光打在她的脸上，我能清晰地看到她脸颊上带着一抹不自然的红晕。她的两只手局促地绞在衣角上，眼神有些躲闪，不敢直视我。
“琴子？咋了，还有活没干完？”我甩了甩手上的水，走过去问。
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声音轻得像是一阵微风，却又无比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宇哥，你晚上有空吗？我家风扇坏了。”
九十年代中期，农村还不像现在这样家家都有空调。一台能摇头的落地风扇，已经是夏天里最金贵的物件。王婶家那台绿色的“蝙蝠牌”台式风扇，是苏琴她爸生前从县城买回来的，有些年头了。
我知道那风扇对她们母女俩意味着什么，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如果晚上连个风扇都没有，在这个闷热的夏夜里，人是根本没法入睡的。
但她问这句话的时候，那红透的脸颊，那躲闪的眼神，又隐隐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在请我修风扇。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农村女孩，在表达谢意和亲近时，能找到的唯一、也是最合理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