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21年六月，成都武担门外张灯结彩。刘备即皇帝位的那天，几名益州世家子在角落窃语，“让北来的客人坐龙椅，终究心里不服。”场面喧腾，裂缝却已出现。
益州先天闭塞，秦岭、巴山、岷江把外路堵得死死的。刘璋据守二十年，地方豪强与郡县官吏盘根错节。刘备率荆襄、冀州部曲硬闯进来，看似换了旗号，旧权力格局其实大半留下。外来集团和土著士人同床异梦，这种两层结构决定了蜀汉从出生起就夹杂异音。
初期为了安抚本地，刘备任命董和、黄权、廖立等蜀人分任州郡要职，表面皆大欢喜。可他在府邸里嘱咐诸葛亮：“军政大事，终须自己人掌着。”一句“自己人”，无意间把益州世家隔在门外。蜀中名士刘巴因不肯与张飞往来被人讥为清高，他冷笑回应：“豪侠可敬，不可亲。”两条人脉，一文一武，谁也不肯让。
几十年对峙中，合作与防范并行。南征孟获时，地方官给了粮草，却暗中限制劳役，害得诸葛亮后勤频告吃紧；北伐中原时，益州豪绅又以“田畴荒芜，百姓疲惫”为名，拖延赋税。朝廷只得重复征收，进一步压榨百姓，恶性循环从此扎根。
先是刘备东征东吴失败，夷陵一役烧掉了蜀国最精锐的荆州部曲。战后巴西、汉嘉等地趁虚起事，高定、雍闿、朱褒轮番反叛。中央军疲于奔命，地方世家暗中观望，有的干脆两不相帮。事实证明，一旦中央武力虚弱，益州本地人便不再掩饰各自的小算盘。
诸葛亮在世凭借个人威望尚能压住山头，但他本人并非益州出身，南阳口音在朝堂里始终是异乡腔调。去世前，他把后事托付给费祎、蒋琬，一北人一荆人，仍旧延续外来班底。费祎遇刺后，局面迅速滑向失衡，本地士人谯周、董允话语权骤增，新旧两派隔空角力。
再看财力。蜀地户口约一百万，魏国有四倍，东吴也在三百万以上。人口少本就力有不逮，外来集团却习惯高额军费。姜维十一次北伐，一次动辄十万兵马，折耗沉重。地方士绅把持田赋，在账面之外握着大量隐田，朝廷拿不到粮，可征丁之人却日日减少，负担落到小农头上，怨声四起。
政事堂里裂痕更深。蒋琬与费祎执政尚能平衡文武，到刘禅延熙末年，实际话事人成了黄皓。黄皓无地盘无兵权，却能挟天子搅动人事，靠的正是拉拢本地豪右打击外来将领。姜维数次上书弹劾，刘禅置之不理，反令其退守沓中。朝廷既不能信任武将，也无力约束士族，权力网像旧藤缠绕，越收越紧。
263年冬，钟会、邓艾分两路入蜀。成都城楼上狼烟滚滚，内城议事厅却在争吵是“固守广都”还是“退保涪城”。董厥一句“守之无用，不如请降”，让会盟土著心中一动。张绍、费祎之子费观等本地大族明面上劝战，暗里已派人向魏军递信。姜维匆匆自剑阁回援，兵不过三万。街头百姓窃窃私语：“守还是降？降了起码田地还在。”没多久，刘禅出金牛道迎降，蜀汉旗落。
魏军入城后，仅用了三个月就将大批荆襄武装外调洛阳，一车车族谱、账簿也被运走。却留任了大量益州士人治理地方，谯周甚至被拜为绵竹太守。蜀人呼“得保田里，亦幸事耳”。铁板终成散沙，正应了当年那句悄声嘀咕：外来的终是外来的。
蜀汉最早灭亡，表面是兵力不济、经济羸弱，深层却在于政权与民间主体的黏合度始终不够。统治集团未能完成深度本地化，地方势力又缺乏共赴国难的认同，一旦外敌南下，内外离心的裂隙即刻瓦解了最后防线。分裂的种子在221年便种下，42年后，它准时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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