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官员清楚,任何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在国内都会一开始就失去生存空间。6月,来自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两个官方代表团在华盛顿高调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称此举将为贝鲁特与特拉维夫之间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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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鲁比奥再次对这次访问表示欢迎,并重申其目标: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实现黎巴嫩与其南部邻国之间彻底而最终的和平。
和特拉维夫一样,鲁比奥主张一种自上而下、以武力和胁迫为核心的路径。为了同时压制德黑兰和真主党,这一阵营希望把针对伊朗本土的强力军事行动,与对贝鲁特政府施加的最大压力结合起来。其目标有两个:迫使黎巴嫩政府边缘化真主党,并将黎巴嫩问题与伊朗问题永久切割。
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一路线图最为有效。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一段时间以来已明确表示,他不再认为华盛顿的利益与特拉维夫的利益完全一致,并公开主张在伊朗问题上降级局势。
虽然万斯没有清楚说明他理想中的最终安排,但其中很可能包括与德黑兰达成某种协议,约束其在中东的盟友武装组织,尤其是真主党。附带效果则是稳定油价和海湾航运,同时避免对伊朗的战争在中期选举前变得更不受美国民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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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彼此竞争的政治格局中,围绕以黎问题的政治和媒体热度,为鲁比奥及亲以色列阵营提供了机会,可以借此削弱副总统显然更倾向的路线。不过,即便如此,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这一进程成功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
首先,在黎巴嫩国内,任何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都会面临多重法律和宪法障碍。该国实行教派分权体制,权力大体由三大社群——逊尼派、什叶派和基督徒——分享,总统在行政层面的操作空间十分有限。
1990年签署、结束15年内战的《塔伊夫协议》之后,各宗教社群必须遵守一套权力分配安排,而政治决定是否合法,也取决于这一安排。宪法第52条虽然授权总统“谈判并批准条约”,但前提是“与政府首脑达成一致”,且批准“只有在部长会议同意后”才有效。
问题在于,任何政府决定如果得不到所有主要社群的支持,在宪法上就不具备有效性。既然什叶派政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项框架协议的条款,就很难认为任何后续协议具有可行性。同样,任何与以色列达成的和平协议最终都必须经过议会批准。以当前议会的构成来看,这份文本获得多数议员通过的概率为零。
黎巴嫩的制度框架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外界对以色列是否会真诚履约,同样存在严重疑虑。2024年11月27日,特拉维夫与真主党签署停火协议。真主党一直遵守到2026年3月,接近一年半;但特拉维夫从未履行协议,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对其于2024年签署的停火协议的违反次数超过12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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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笑话:“希伯来语里的‘停火’是什么意思?‘他们停,我们打。’”以色列系统性、大规模摧毁黎巴嫩南部,并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并未达到其预期目标。
特拉维夫原本希望,黎巴嫩社会会因此进一步极化并走向内战,让什叶派遭到本国同胞攻击;至少也希望大多数黎巴嫩人谴责真主党,并将其永久排除在治理体系之外。
但以军的残酷行动产生了相反效果,不是压制真主党,反而为其增添了新的动员力量。实际上,以色列军队重新赋予了这一黎巴嫩组织的叙事以正当性:它宣称自己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负责保卫国土免受南方敌人的侵犯,尽管这种使命是其自行赋予的。
这对亲以色列立场而言,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失败。2025年1月,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幕后还有以色列的配合,一同向黎巴嫩各政治派别施压,推动选出总统奥恩和总理纳瓦夫·萨拉姆。据称,这两人代表着黎巴嫩的“新时代”。
新领导层曾广泛承诺,美国正帮助把黎巴嫩军队建设成一支能够保卫国家领土的军事力量,从而使真主党“保卫国家”的说辞失去立足点。他们还试图安抚怀疑者,称“外交友谊”足以阻止以色列可能采取的破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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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年半后,黎巴嫩军队不仅仍然缺乏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而且在2026年春季以军推进时,还在奥恩本人命令下公开撤离。特拉维夫曾宣称已于2024年秋季将真主党“摧毁”,但到2024年3月,该组织就已重新开始行动。与此同时,也看不到任何“黎巴嫩政府的外部朋友”出面制衡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萨拉姆作为逊尼派人士,起初支持在华盛顿与以色列人直接谈判,这很快让他在自身社群内部陷入尴尬处境。尽管黎巴嫩逊尼派与什叶派政党,尤其是真主党,内部确有分歧,但这一社群中的大多数人仍认同其泛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传统。
这也解释了逊尼派精英的立场为何乍看矛盾、实则拿捏有度。该社群的几名议员在3月底表示,他们支持总理派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的决定,但不支持由此产生的协议。也就是说,他们会对领导人保持忠诚,但未必支持其行动的结果。
自框架协议签署以来,萨拉姆已悄然与这一进程拉开距离,转而展开一轮访问,重点是加强与正在崛起的地区力量的关系,其中以叙利亚和土耳其为主。每当被问及协议进展时,他往往显得不耐烦,并把提问者引向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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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将军的批评态度过于公开,以至于美国政府要求奥恩让他离职。而在签署当天,代表团中的黎巴嫩军方人员甚至拒绝出现在纪念合影中。
换言之,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下,黎巴嫩当局被迫为连自己都知道并不现实的选项辩护,结果迅速在本国民众中失去合法性和公信力。
除了基督教保守派政党——即黎巴嫩力量党,这个政党承袭了同名民兵组织,而该组织在内战时期曾是一个与以色列合作、手段残酷的武装力量——几乎没有黎巴嫩人真正相信华盛顿与以色列代表正在酝酿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真主党在2025年市政选举中成为明显赢家,在所有推出候选人的城镇和城市都取得胜利。
面对这一现实,西方国家转而向黎巴嫩各政治派别施压,要求将原定于2026年春举行的议会选举推迟两年。因此,连鲁比奥的乐观情绪也有所降温,并不令人意外。在评论奥恩最近的访美行程时,他只是提醒说,这“不过是开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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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可以确定:上周从贝鲁特启程、接受特朗普邀请的,是一位相当孤立的黎巴嫩总统。在黎巴嫩首都大多数政治沙龙里,不分教派,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祝你好运,亲爱的。到2028年11月,一切就都结束了。”
作者:奥蕾莉·达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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