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胚胎刺痛婚姻，妻子面临法律与伦理两难抉择

2026年7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人格权纠纷案。朱女士诉称，其丈夫与第三者伪造结婚证，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辅助生殖建档并培育出冷冻胚胎（尚未移植）。朱女士要求医院销毁胚胎遭拒，遂将丈夫、第三者与医院一并诉至法院。该案集中暴露了我国辅助生殖法律框架下的若干制度性空白。

一、案件事实

朱女士与丈夫系合法夫妻。朱女士曾罹患恶性肿瘤，术后长期居家休养。

2025年10月，朱女士发现中山医院发送至丈夫手机的就诊短信，以“夫妇”称谓通知二人按期接受辅助生殖手术。同年11月，朱女士持真实结婚证至中山医院核实，确认丈夫与第三者使用伪造的结婚证，以夫妻名义完成辅助生殖建档、促排、取精，并已培育一枚冷冻胚胎，尚未移植。

朱女士向医院申请销毁胚胎，遭拒，遂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投诉。卫健委答复：

医院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过程中，按规定查验了二人提供的身份证和结婚证，“尚无证据表明中山医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医院已停止相关服务，涉事胚胎已由医院封存；关于销毁胚胎的请求，卫健委无相应职责，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

2026年5月11日至16日，公安机关认定丈夫与第三者“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对二人各处行政拘留5日。2026年7月30日，案件在上海市徐汇区法院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

朱女士诉讼请求为：

1. 
   

2. 判令中山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由丈夫与第三者承担连带责任；

   
   

3. 判令第三者返还人民币315元；

   
   

4. 判令第三者公开赔礼道歉；

   
   

5. 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同日开庭前，朱女士收到无锡市梁溪区法院传票，丈夫已起诉离婚，定于8月11日开庭。朱女士表示，在案涉胚胎销毁前，其不同意离婚，以免丈夫与第三者领取真实结婚证后，使基于伪造证件所产生的胚胎获得合法移植的可能。

二、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与处置权归属

我国《民法典》未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作出明定规定。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锡民终字第1235号案中认定：

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受精胚胎，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是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胚胎是“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对其享有的监管、处置权必须符合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伦理与公序良俗，并以生育为目的。

司法主流观点认为：

冷冻胚胎的监管、处置权原则上归属于精子、卵子的生物学提供者。

本案中，朱女士非精卵生物学提供者，未签署辅助生殖知情同意书，与医院之间不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仅凭配偶身份，并不当然取得该胚胎的单方处分权。

《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

从事人体胚胎相关医学活动，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该条为原则性规范，难以直接推导出受害配偶享有单方销毁请求权。

三、现行法律框架内的可能救济路径 1. 人格权侵害禁令或行为保全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其适用非诉程序，可独立于诉讼提出；而《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的行为保全附随于诉讼程序。二者功能相似但程序性质不同，可择一行使。

朱女士可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医院在诉讼期间不得对案涉胚胎实施解冻、移植、转院等操作。卫健委已确认“胚胎由医院封存”，相当于事实上的临时封存状态，但司法禁令可提供更为稳固的法律保障。

2. 精神损害赔偿与赔礼道歉

依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丈夫在朱女士罹患恶性肿瘤术后休养期间，隐瞒朱女士与第三者合意伪造证件、培育体外胚胎，严重侵害合法配偶的身份权益与人格尊严，给朱女士造成持续性、不可逆的精神痛苦，构成精神损害侵权。

朱女士诉请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由丈夫与第三者承担连带责任，具有请求权基础。依据《民法典》第1043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规范性要求，朱女士可主张第三者公开赔礼道歉。

3. 追回夫妻共同财产

男方用于辅助生殖建档、促排、取精、胚胎冷冻的医疗费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男方未经朱女士同意，擅自将婚内共同财产用于与第三者的婚外生育项目，侵害朱女士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225号“冯某慧与李某赠与合同纠纷抗诉案”确立的规则：婚外情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该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依法应当认定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向受赠人追回全部赠与财产。

这一规则可类推适用于本案的婚外生育支出，朱女士有权主张全额返还。

4. 离婚损害赔偿

《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其中包括“有其他重大过错”兜底条款。丈夫私下与第三者培育胚胎，实质上破坏了婚内共同生育家庭的合理预期，构成“其他重大过错”。司法实践中“婚内与第三者培育胚胎”是否属于“其他重大过错”，尚无明确类案，本案可能成为标志性判例。

5. 刑事立案监督申请

丈夫与第三者伪造结婚证的行为，落入《刑法》第280条第1款“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文义射程。但本案中，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以“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对二人各处行政拘留5日。

本案伪造证件仅用于辅助生殖建档，胚胎尚未移植、未形成子女出生的实害后果，公安机关在行刑衔接的裁量空间内选择行政处罚，具有其法律依据；但是否应当推动刑事立案监督，确属值得探讨的法律议题。朱女士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四、该案可能会推动制度层面的完善方向

本案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是因为它把我国辅助生殖法律体系的多重空白“一次性打包”后推到台前：

其一，建立辅助生殖机构与民政部门的数据实时联网核验机制。当前医疗机构仅作证件形式审查，无法识别伪造证件，此为制度盲区。

其二，统一伪造证件从事辅助生殖的刑事追诉标准。参照同类案件，当伪造证件用于辅助生殖且已实际生育子女时，司法机关通常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与既有类案在危害后果上存在差异，处罚尺度的合理性值得立法与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标准。

其三，建立婚内受害配偶的程序性救济通道。在胚胎处置规则缺位的当下，应当为受害配偶提供明确的行为保全、人格权禁令、精神损害赔偿等程序性权利的规范依据。

案涉胚胎的最终法律归宿——包括是否可能被永久封存、是否在将来因精卵提供者的处分权而获得移植可能——均有待法院在本案中首次作出回应。本案的可能成为这一类案件的标志性参照，为“法律与伦理双重约束下的胚胎处置”提供首个司法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