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78年腊月十九，鹅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
我赶着驴车去县城拉煤，半道上看见路边雪堆里蜷着一团黑影。
走近了才发现是个姑娘，蓝棉袄冻成了硬壳子，嘴唇发紫，人已经没知觉了。
我把她抱上车，解开自己的棉袄裹住她，又从怀里掏酒壶想给她灌两口热的御寒。
手冻僵了，酒壶没拿稳摔在车帮上，碎瓷片子划了我左胳膊一下，血立马涌出来。
我也顾不上，先把酒给她灌下去。
后来她醒了，看着我说：“哥，你胳膊上的伤……”我说没事，蹭破点皮。
她眼眶红了，说这辈子都记着这道疤。
我当时只当是小姑娘说的客气话。
哪知道这道疤，十年后改了两个人的命。
01
那年我刚满二十四，正是浑身力气没处使的年纪。
爹娘种着十几亩地，大哥已经分了家单过。我赶驴车去县城拉煤，是给村里陈家办的婚事。一车煤能挣五块钱，加上一顿热乎饭，算是个好活儿。
天不亮我就出了门。那年的冬天冷得邪乎，腊月初开始下的雪，一直没化干净。到十九这天，又补了一场大的，路面上积了半尺厚。
驴走得慢，我缩在车辕上，裹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嘴里哈出的白气都结成霜挂在胡子茬上。
到了县城，装好煤，又去供销社买了半斤散酒。我平时不喝酒，但天太冷，揣在怀里暖身子用。
回来的路上，老天爷就跟撕棉絮似的，雪越下越大。
我裹紧棉袄，低头缩脖，想着赶紧回去。
也就是走到半道那段荒岭子，路两边全是光秃秃的枣树林子，连个人家都没有。我正抽着驴让它快走，余光瞥见路沟边好像有东西。
停下车，我跳下去一看，心一下就揪起来了。
是个姑娘，整个人大半截陷在雪堆里，蓝棉袄都冻硬了，脸白得没一点血色，嘴唇发紫发青。
我伸手探了探她鼻息，还有气，但已经很微弱了。
那会儿也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
我把她连抱带拖弄上车，解开自己的棉袄给她裹上。
我身上的热乎气儿一下子就散了大半，冷风灌进领口，激得我浑身打哆嗦。
我从怀里摸出酒壶，拧开盖子，想给她灌两口。
手冻僵了，没握住，酒壶磕在车帮上，“啪”地一声碎了。
碎瓷片崩开，有一片大的划在我左胳膊上。棉袄袖子割破了，肉也划开了，血登时就洇出来，和雪水混在一起往下淌。
我也顾不上了。用手把碎瓷片子扒拉到一边，把那半壶没洒完的酒倒进壶盖里，一点一点往她嘴里喂。
她喉咙动了一下，咽下去了。
我松了口气，又喂了几口。
干了不短时间，她的睫毛颤了颤，慢慢睁开了眼。
那双眼珠子特别黑，特别亮，像一汪清水。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哥……”
我说你别说话，先暖和暖和。
她又看了看我，目光落到我左胳膊上。棉袄袖子破了，血洇了一大片，看着挺吓人。
她说：“你胳膊上的伤……”
我说没事，蹭破点皮，不碍事。
她就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想说什么，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沈雨婷，是从省城下来的知青，她爹是省里的干部，因为成分问题被下放到我们县南边的公社。
那天她一个人去县城买药，回来遇上大雪，又冷又饿，昏倒在路上。
我把她带回我们村，我娘给她熬了姜汤，煮了碗热面条。她一边吃一边掉眼泪。
那晚我娘收拾了一间屋给她住。我爹不放心，嘱咐我晚上多看着点。
我在她屋外头守了大半夜，听着屋里的动静。
天快亮的时候，她开门出来，看见我蹲在门口，愣了一下。
她说：“哥，你一宿没睡？”
我说：“怕你夜里发高烧。”
她低下头，好半天才抬起脸。我看见她眼圈是红的。
她说：“哥，你胳膊上的疤，是救我留下的，我这辈子都记着。”
我摆摆手说没事，让她赶紧回屋歇着。
她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挺好看。
后来她在我们家住了大半个月，身体养好了，气色也好了不少。
02
沈雨婷住在我们家的那半个月，日子过得挺快。
她帮着娘做饭、洗衣裳、喂鸡，什么事都抢着干。我爹说这闺女懂事，不像有些知青那么娇气。
我跟她慢慢就熟了。她那时候二十岁，比我小四岁，管我叫“宏博哥”。
她跟我说起她家里的事。她爹是省里的干部，她妈是中学老师，家里还有个小弟。她下乡的时候，她爹被批斗过，家里日子也不好过。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能看出她心里难受。
我也跟她说我的事。我说我们家穷，大哥分了家单过，我跟着爹娘种地，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
她说：“宏博哥，你家穷是穷，但你们家的人心好。”
我说：“心好也不能当饭吃。”
她就笑了，说：“心好比什么都强。”
那时候我不太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下晌，天放晴了。我带她去村后头的小河边遛达。河面上结了冰，太阳照在上头，晃得人眼疼。
她站在河边，看着远处的山，半天没说话。
我站在她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问我：“宏博哥，你说，人这辈子还能有翻身的时候吗？”
我说：“那得看命吧。”
她说：“我不信命。”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我不信天老爷就把人一辈子定死了。”
我没接话。我说不过她。
她在这边住了大半个月，身上那点肉养回来了，脸上也有了血色。我娘给她做了件新棉袄，她穿上以后，跟刚来的时候简直换了个人。
但我心里明白，她总归是要走的。
她有家有父母，她早晚要回省城去。
那天下午，我在院里劈柴，她在屋里帮她妈搓玉米。忽然听见外边有汽车喇叭响。
我放下斧头，出门去看。
一辆吉普车停在村口，下来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
一个年纪大的，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黑框眼镜。一个年轻的，二十七八岁，像是司机。
年纪大的那个开口就问：“请问孙家村怎么走？”
我说这就是孙家村，你们找谁？
他说：“我找我家闺女，沈雨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把他们领到家门口，沈雨婷正好从屋里出来，看见那个年纪大的男人，愣了一下，叫了一声：“爸。”
她爸看着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说：“闺女，爸来迟了，让你受苦了。”
沈雨婷摇摇头，说：“我没事。”
她爸又转过身来，看着我，问：“小伙子，是你救了我闺女？”
我说：“我也没做什么。”
他说：“救命之恩，不能忘。”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往我手里塞。我赶紧推回去，说：“叔，您这就不对了，见死不救那是该遭雷劈的。”
他不肯，非要给我。我说：“您要是这样，就是看不起我了。”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把钱收回去，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小子，我记住你了。”
那天晚上，她爸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要带沈雨婷走。
沈雨婷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见她往我住的那间屋看了好几眼。
她出来以后，走到我跟前，从兜里掏出一条手绢，塞到我手里。
她说：“宏博哥，这个你留着。”
然后她低下头，半天才说：“我走了，你……保重。”
我说：“你也保重。”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上了车。
吉普车发动了，扬起一路尘土。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坐的车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手绢。白色棉布的，角落里绣了一个字：“沈”。
03
沈雨婷走了以后，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我每天早起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吃口饭，倒头就睡。
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院里，会想起她。想起她在河边说的那些话，想起她冲我笑的样子。
那条手绢我一直收着，放在枕头底下。
后来我爹生了一场大病，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折腾光了，还欠了亲戚几十块钱的债。
大哥孙四哥也出了事。他好赌，欠了赌债还不上，让债主追到家里来砸东西。爹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娘天天抹眼泪。
我把自己攒的钱都拿出去还债了，还是不够。
最后只好把老宅子卖了。爹娘搬到隔壁村一个亲戚家的老屋里住，我在村后头的破窑洞里落了脚。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人这辈子，起起落落，有时候真是身不由己。
我在窑洞里住了大半年，有天夜里回来，发现窑门被人撬了。
里头本来也没啥值钱东西，但我翻了翻，发现枕头底下那条手绢不见了。
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空了。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听村里人说，是我们村一个二流子，趁我不在家进去翻了东西。那条手绢他拿去给他媳妇纳鞋垫了。
我找到他家，他媳妇已经把那条手绢剪了几块，缝到鞋垫上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看了好一会儿，转身走了。
回到窑洞里，我一个人坐了很久。
我想，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但这世上还有个说法，叫祸不单行。
爹娘在那年冬天相继走了。爹是肺上的老毛病，熬不过那个冷天。娘是跟着爹一块儿走的，爹走后第三天，她也咽了气。
我把爹娘葬了以后，一个人站在坟前，看着两座新坟，心里空落落的。
大哥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家里的地也没人种了。
我在老家又待了两年，种着几亩薄田，勉强糊口。
到了八八年春天，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村里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有的进了城，有的做了小买卖，都混得不差。就我，还在土里刨食。
同村王三斤找到我，说他在县城待了半年，认识几个人，能帮上忙。
他说：“宏博，你跟我进城去吧，总比在地里刨食强。”
我犹豫了两天，最后点了头。
我把地托给了邻居，背着一个铺盖卷，跟着王三斤进了城。
04
到了县城我才发现，城里不是那么好混的。
我跟王三斤挤在一间出租屋里，屋子小得转不开身，一张床睡两个人，地上堆满了他捡回来的破烂。
王三斤说他在工地上干过，帮着搬砖和泥，一天两块钱。我就跟着去。
干了三天，工头说我弯腰不利索，不如小年轻的灵活，不要我了。
后来我又去了砖厂，在窑里出砖，又热又累，一天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灰，鼻孔里都是黑的。
干了一个星期，砖厂老板说活儿不够了，先不用我了。
王三斤说：“宏博，你这个人就是太实诚，该说的不说，该争的不争，光凭力气吃饭，这年头不管用了。”
我说：“那也得吃饭。”
他又帮我打听了好几处。有个装卸队要人，去了人家说我岁数大了，不要。有个饭店要洗碗的，嫌我手粗。
跑了七八天，一个活儿也没找着。
那天晚上，我躺在出租屋里，听着隔壁打骂孩子的声音，心里头一阵一阵发酸。
王三斤洗了脚回来，看我不吭声，说：“要不，咱们去毛巾厂碰碰运气？”
我说：“毛巾厂？”
他说：“对，县城那个毛巾厂，听说是国营的，正在招人。”
我说：“那厂子门槛高吧？”
他说：“试试嘛，又不掉块肉。”
第二天一早，我俩收拾了一下，去了毛巾厂。
厂子在县城东边，一堵灰砖围墙围着，大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县毛巾厂。
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叼着烟卷，斜着眼看我们。
王三斤上前掏烟，问：“师傅，听说厂里招人是吧？”
老头看了看我俩，说：“你们等着，我问问。”
他打了个电话，说：“何主任，门口来了两个找活儿的，你看看。”
过了十来分钟，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走出来。瘦高个，穿着灰制服，戴着黑框眼镜，看着斯斯文文的。
他打量了我俩一眼，问：“谁介绍你们来的？”
王三斤赶紧说：“没人介绍，就是听人说厂里招人，来碰碰运气。”
何主任说：“招是招，但得先面试。”
他把我们领进厂里，安排我们在办公楼一楼的走廊里等着。
办公室里间传出说话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着还挺年轻。
王三斤捅了捅我，小声说：“听说新上任的厂长是个女的，姓沈，挺厉害的。”
我说：“厉害不厉害跟咱没关系。”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何主任出来说：“谁先来？”
王三斤推了我一把：“你先。”
我站起来，跟着何主任进了办公室。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女人，看着大概三十五六岁，穿着灰色工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什么表情，挺严肃。
她抬头看了看我，问：“叫啥名？”
我说：“孙宏博。”
她低下头，在纸上写了几个字。
这时候，我左胳膊上的疤又开始痒了。天冷潮气大，这道疤一到阴天下雨就痒得钻心。
我忍不住隔着袖子挠了一下。
她抬起头，又看了我一眼。
就这一眼，她脸上的表情变了。
先是愣住，然后眼睛慢慢睁大了。
她放下笔，看着我，目光像扎在我胳膊上一样。
她问：“你胳膊上的疤，是哪来的？”
我说：“以前干活蹭破的。”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你是哪的人？”
我说：“城南孙家村的。”
她听了这个，手里的笔一下子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
05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响。
沈厂长就那么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
她重新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说：“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我点了点头，转身出了办公室。
王三斤迎上来问：“咋样？”
我说：“让等通知。”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戏呗。”
王三斤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没事，再找别的。”
我俩出了厂门，往回走。一路上我话不多，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别扭。那个女厂长看我的眼神，说不上来是哪不对劲。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出租屋里跟王三斤合计着去哪儿找活儿，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毛巾厂那个何主任。
我愣了一下：“何主任，您怎么找这儿来了？”
何主任笑着说：“孙师傅，沈厂长让我来通知你，你被录用了。明天早上八点，到厂里报到。”
王三斤一听，高兴得直拍我肩膀：“有戏有戏！”
我也有点意外，昨天面试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表现得多好。就几句话，人就看上我了？
我问何主任：“厂长说让我干什么？”
何主任说：“具体安排，报到那天再说。厂长说了，先给你安排个清闲点的活儿。”
这话听着更不对劲了。
我干过工地、干过砖厂，哪个不是一上来先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哪有上来就安排轻快活的道理？
但我也没多问。能有活儿干，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厂里。
何主任把我领到车间，安排我在库房做杂工，主要负责清点原料、归整货物、打扫库房卫生。
活儿确实不重，就是来回跑跑腿。
干了两天，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每天早上我一到库房，桌上已经放着一壶热水和一个搪瓷缸子。
午饭的时候，食堂的大姐总是多给我打一勺菜。
有一次我下班走得晚，看见何主任从厂长办公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往我这边走。
他说：“厂长让我给你带的，说你今天加班晚了。”
我接过饭盒，打开一看，一盒白米饭，上面盖着红烧肉和炒鸡蛋。
我愣了好一会儿。
我跟沈厂长非亲非故的，她干嘛对我这么好？
我王三斤说，王三斤咧嘴一笑：“你是不是长得像她以前的老相好？”
我说：“滚蛋。”
但我心里头那根弦，越绷越紧了。
干了一个多星期，我实在忍不住了。
那天下午，我趁着何主任去车间巡视，偷偷溜到办公楼那边。
厂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打电话的声音。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然后听见她说：“对，城南孙家村……你再帮我查一下，村里有没有一个叫孙宏博的人，以前……以前救过一个下乡的知青。”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