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威谈明清稻米经济：粮政、商路与食味

张瑞威（蒋立冬 绘）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张瑞威，深耕明清社会经济史多年，他的研究聚焦于三种基本的人类欲望：食物、金钱和土地。新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米价：十八世纪中国的市场整合》是其学术研究之开端。

《米价》由张瑞威教授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英文版在2008年由西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研究在深厚的档案与文献基础之上，直面十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经典命题，将目光投注于明清长途贸易中的核心大宗商品——稻米，系统研究了漕粮、运河运输和市场整合，为十八世纪中国的长途米谷贸易描绘了一幅清晰的画卷。此后，他将这一研究中关于消费欲望和市场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发挥，出版了《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从消费者视角深化了对明清稻米经济与市场发展的认知。今年初商务印书馆（香港）又推出其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聚焦于铜钱的制度史，这一研究看似与稻米贸易的研究颇有距离，实际上二者亦有学术脉络可循。

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了张瑞威教授，探寻其以米价切入明清经济研究的治学思路，拆解其研究之间的学术逻辑，试图解读稻米贸易背后，明清时期的商业格局、市场体系与社会经济的深层变迁。

《米价：十八世纪中国的市场整合》，张瑞威著，罗畅、万富荣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6月，230页，85.00元

《米价》想要对话的是十八世纪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为什么您会选择从米价来研究这一问题？

张瑞威：本书想要对话的是“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学者所说的“早期工业化”也是这个意思。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中国在某个时代（多说是十六世纪）曾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在围绕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众多学者感兴趣的话题有：在农业和手工业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关系；在采煤业管理中普遍流行的合伙经营与股份制；经营地主的出现；以及宗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长途贸易只是偶尔被提及，而且仅仅是作为地方贸易的补充。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吴承明先生才在其著作中提出长途贸易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吴先生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中心转移至长途贸易。他认为，商品交换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都形成于资本主义的时期。譬如，地方市场的交易，也就是说，钱在小范围内流动，很难积累到足够多的资金而形成资本，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资本只能在长途贸易中形成，譬如，在明清时期，实力雄厚的徽商和晋商的省际贸易就是一例。

讨论经济重大议题，理应从最重要的商品入手。吴承明还指出，到十九世纪中期，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茶叶和盐是中国长距离贩运及本地贸易最主要的七种商品。吴先生估计，这七种商品的市场流通总额为白银三亿五千万两。其中，粮食的流通总额为白银一亿三千九百万两，占市场流通的总额接近百分之四十，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郭松义和安部健夫也强调在不同品种的粮食作物贸易中，来自中国南方的稻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稻米的长途贸易市场成为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反映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价格，“米价”遂成为本书的重要议题。

《米价》已经是二十年前的研究了，回头看，您认为这一研究为学界重新审视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等问题提供了哪些洞见？

张瑞威：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施坚雅指出，明清帝国并不存在一个单一整合的城市市场体系。相反，它由八个彼此分立的“自然地理宏区”所构成，这些区域大体上依循流域与河运网络而形成，在各自区域之内则存在层级分明、不同程度整合的城市体系。商品主要在各区域体系内部循环，跨区域流通的情况则相对少见。这一点可从各区商品价格变动不同步的现象中看出。基于此，施坚雅主张中国并不存在全国性市场，至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前，也就是在新式机械化交通网络建成、打破区域自给自足格局之前都是如此。然而，一批中国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显示，施坚雅可能严重低估了晚期帝制时期跨区域贸易的规模。他们以稻米贸易为例，认为十八世纪某些时期存在规模庞大的民间贸易与显著的价格同步性，因而主张明清时期在某些地区与某些商品上，至少存在市场整合的可能性。

《米价》可以说是一系列围绕“全国市场”问题展开的相关研究。针对十八世纪稻米的长途贸易，主要是两条商业路线——大运河沿线和长江流域。通过考察大运河沿线的官方与民间贸易，得以判断价格相关性是否显示华北与长江流域市场的整合。我发现，尽管华北南部某些地区确实进口部分来自长江流域的稻米，因此与该市场存在较弱联系，但由于政府通过漕粮与其他方式对稻米实行大规模补贴，大运河北段的米价维持在人为压低的水平，且与南方价格完全不相关。至于长江流域这条重要的商业路线，我认为，以稻米为例，其贸易规模并不像许多学者所估计的那样持续庞大。从长江中游向下游运送的大批稻米，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因为工业化的江南长期存在稻米短缺而成为常态。长江中游稻米向下游的大规模输出，主要发生在江南原本自给自足却遭遇歉收的年份。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类运输量趋于减少而非增加；其原因既非政府体制崩坏，也非长江中游自身经济发展形成内需市场，从而限制出口，而是江南稻米产量仍然很高，而且粳米的质量远较中游生产的籼米更合当地人的口味，足以满足甚至超过本地需求。因此，价格同步性与跨区域市场整合仅是零星出现，而且往往发生于相对的粮食失收的时期，而非每年出现。尽管长江下游地区确实存在无可争议的初步工业化现象，我仍然总结指出，清中期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仅处于“原初阶段”。

此外我还在《米价》中探讨了十八世纪的价格通货膨胀、清帝国财政，以及中央政府对跨区域贸易的政策。在最后一章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有别于将国家与市场严格二分的说法，我认为十八世纪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跨区域贸易的自由，正是因为当时三位强势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积极干预，是中央政府的举措确保了当时长途贸易的运作。

《皇帝的钱包：明代皇帝的货币》，张瑞威著，朱慧颖译，商务印书馆（香港），2026年1月出版，172页，148.00港元

《皇帝的钱包》是您最新一部著作，研究铜钱的制度史。在《米价》中您也讨论了十八世纪的通货膨胀，对银钱比价、白银流入等问题都有思考。可否谈谈《皇帝的钱包》与稻米贸易研究之间的学术逻辑？

张瑞威：从十六世纪开始，江南地区繁荣的丝绸出口贸易导致了来自日本和马尼拉的白银输入。《皇帝的钱包》就讲述了这个过程。这本书不是纯粹的明代货币史，它是以铜钱的铸造和流通作为轴心，描述有明一代政治和商业的变迁。重要议题包括明代由洪武的闭关自守转变到永乐朝的招使通商，这一转变刺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十五世纪开始，中国沿海地区因朝贡贸易而获得迅速的经济发展。这些贡使活动于往北京的大运河途中，按照规定他们不能下船，但他们会在南京这个世界知名的丝绸织造城市尽可能地停留，目的是放下白银订金，订造丝织品，约好回航时取货。南京有许多牙人就是专门从事这一外贸生意的，帮这些外商向当地的织造工匠下单。每当他们看到使臣船只靠岸，牙人便会想办法为这些外商奔走，如果没有人为他们引荐，有些人甚至上船毛遂自荐。

毫无疑问，在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的中心。为了换取白银、丝绸和其它工业品，邻近的地区将大米和其它的当地产品运销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非农业人口增长了。伴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在十八世纪从长江中游地区输出到江南地区的大米贸易持续繁荣，华南的西江大米贸易也因为广州的发展而有类似的情况。简单来说，是沿海的经费发达，刺激了对大米的需求，过往吃杂粮的人口渴望改吃大米，但又未至于每天吃昂贵的本地米，邻省的廉价大米便有了市场。

《想吃好的：明清中国的稻米种植和消费》，张瑞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204页，49.00元

您在《想吃好的》一书中特别讨论了明清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消费偏好。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讲，是否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围绕消费来展开的生产意识或安排？

张瑞威：以往许多关于粮食的研究，都是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去讨论如何生产和改善能养活更多人口的粮食。《想吃好的》一书有趣的地方，是以消费者的角度去处理问题，并由此去解释明清时期跨省稻米贸易出现的原因。

人类对粮食的要求，并不是单单为了填饱肚子，他们还追求味道，以及由此彰显出的社会地位。1958年广州人对番薯的抵抗，就是一例。当年广东省出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为了扩大农业生产，省政府提出了两项举措，一是通过提早播种、提早插秧、缩小插秧的株行距等方式增加早造收成，二是开垦荒地扩大番薯种植面积——番薯的亩产量是稻米的十倍。但是这样的举措，遭到了反对——农民从生产经验上反对早播种、早插秧以及密植，城市居民则在“主粮”观念上抵制番薯。十七世纪晚期，产量高、价钱便宜，而且容易饱腹的番薯成为穷人餐桌上的粮食，所以乡下人容易接受它，但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城市居民则不然。于是，政府不仅需要想办法合理科学地提高生产力，还要想办法改变城市人对番薯的观感。

所谓主粮，真正的含义是餐桌上应有的食物，但它不一定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负担的食物。那么，如果我们将人们对主粮和杂粮的取舍放到中国稻米市场历史上看，那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如果我们把口感问题再深挖一层——在不同稻米的品种之间，人们又会如何选择？简单地说，《想吃好的》就是解答这两个问题。

在市场里面，消费的欲望带动生产。在我的研究里面，任何时代，中国的农民都是非常理性的生产者。他们从各种途径知道市场所需，然后在生产环节上作出调节，包括改善土壤、引进新品种、饲养耕牛等等。于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由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动下，长江中游省份（尤其是江西和湖南）、西江上游省份（广西）的农民都纷纷投入大量资源种植并向下游输入廉价的稻米，明清米粮长程贸易便是这样开展出来的。这也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变的动力。

您以“江南有耕牛吗”设问，讨论了长江中下游稻米种植方法上的差异——长江中游多用耕牛，下游则普遍使用铁搭。这一讨论与消费欲望、市场发展是何关系？

张瑞威：“江南有耕牛吗？”这章要探讨两种面向不同市场的稻米生产方式。在长江中游所出产的籼米，主要面向价廉物美的中档稻米市场。在明清时期，籼米在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多数消费者并不认为籼米较江南生产的粳米可口，但其价格优势明显。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庞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长江中游稻田的开发，也带来了对劳动力的更高要求，于是耕牛得以广泛使用。在中国，耕牛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使许多人产生一个错觉，仿佛耕田必须用牛，牛出现在稻田里是自然不过的现象。事实上，饲养耕牛并不容易，价格昂贵，其中气力较大的水牛更为昂贵。此外，牛也并非天生就会拉犁，必须在幼年时穿鼻环，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才能从事农业劳动。

然而，在尚未发明现代农业机械的明清时期，使用耕牛本身便是提高生产力的先进农业技术。明末农书《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是江西人。江西位于长江中游，该省农民因应江南市场的需求，正设法提高稻米产量。《天工开物》详细地介绍了养牛与其他农耕技术，其最初的读者应该就是江西及其他长江中游省份的农民。换句话说，明清农业革命的中心不在江南，而在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中游一带。

《雍正耕织图》

相对于江西，江南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稻田多为零碎的小块田地，人力可以应付，无需花费成本饲养耕牛。人力虽贵，然而粳米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回报。《农书》的作者王祯生活在元朝，当时已指出江南稻米种植不使用耕牛，而是采用一种四齿或六齿的翻土工具，称为“铁搭”。宋应星也提到，江南农民使用铁搭，虽然生产力不及耕牛，但可以节省养牛成本，整体收益未必减少。

您说清代的长程米粮贸易受到了“养民”和“互通有无”两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明代的预备仓还是清代的常平仓，都有“养民”之用意，但明清两代在做法上颇有不同。清代常平仓以市场化运作来实现社会性服务，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张瑞威：所谓“养民”，就是天子有责任使百姓免于饥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理念。在这一理念下，当国家某处发生饥荒时，政府不应任由灾民饿死。按理说，为了救济灾民，政府应立即运送粮食等物资运往灾区。目标虽崇高，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在传统王朝体制下，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大体相当，即使有略少盈余，也不足以长期地进行大规模无偿救济。

在明代，政府设立了名为“预备仓”的粮仓制度。一旦发生饥荒，地方官员会通过这些仓库，将政府谷物借给百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然而，这种做法存在风险，即借谷不还。于是，预备仓渐渐转向另一种运作方式，即将政府谷物进行平粜出售，以行救济之余让政府仓储可以继续运作。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管仲、李悝已主张政府应该在谷物价贱的时候大批购入，贮于仓库。等待谷物价昂时售出，以平市价。这样，无论“农”或者“民”都不会因谷物的过贱或过昂受到伤害。这是常平仓的理论基础。虽然明朝的预备仓已经开始平粜活动，但只是间歇为之。能够普遍实现这一理论，并将平粜活动制度化的是清朝。

清朝以自负盈亏的方法来贯彻“养民”理念，保证了官仓的持续运作。然而，这种做法也使“养民”的理想打了折扣。试问，一穷二白的灾民哪有能力购买政府减价出售的粮食？他们只能前往所谓的“粥厂”领取免费米粥。但地方政府受财政所限，对粥厂的投入毕竟有限，一旦灾情扩大，这些粥厂往往难以应付庞大的赈济需求。

虽然明清政府在“养民”的理念下已经尽其所能地开展救济工作，但若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明清的赈济措施显然是不及格的。每逢大规模灾荒，政府设立的粥厂与平粜措施只能救助少数人，灾区仍常见死伤遍地。真正要缓解灾荒，往往只能寄望于来年的收成。

河北蔚州常平仓

清政府要在米谷市场上与商人进行价格角力，其中必然有矛盾难为之处。从政府角度来讲，其面临主要困难是什么？清代常平仓的效果如何？

张瑞威：清朝政府的对策是要在市场上与商人打价格战，商人囤积居奇、待价而沽的时候，政府便向市场倾销廉价粮食。而要以此法在市场上战胜商人，至少须具备三个条件。数量上，政府要有庞大的米谷储备，否则无法以倾销的方式影响米价。光有数量还不够，货品还要有竞争力。买家买米谷，是质量和价格的综合考量，如果米质低劣，即使降低售价也无法吸引买家。再者，这是一项公共事业，地方官员还得尽心办事才行。在这场价格战中，商人以身家相搏，而仓米非私人财物，州县官员若是漫不经心，那政府则必败无疑。

清朝政府积极介入市场活动，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就得付出庞大的资源。诸项费用，如仓贮的建筑和维修费用，以及由看守仓贮至出售仓榖的一切行政费用，对本已陷于经费贫乏的地方衙门来说，必然是一种负担。成效如何呢？雍正年间，官场上针对常平仓运作的批评已经不少，如雍正四年，浙闽总督高其倬便上疏说，福建省的平粜有两大弊病：很多州县的谷仓是空的，官员宁愿贮银而不是贮谷，所以前任官员与继任官员交接的时候，交割的是白银而非谷物——问题是交割出来的白银数量往往不够买回足额的米谷。还有部分州县官吏经营不善，在平粜时定价过低，无法在日后买回同等数额的谷物存仓。

简而言之，就是清政府对稳定米价有良好的愿望，但却没有，也无力投入充足的资源。清朝的常平仓就成了一个自负盈亏的社会福利项目，地方官员又不能不做。结果，遇到灾荒，官米出售的价格只能略低于市价，因为官员要保证将来可以在市场上购回足量的大米存仓。这样的运作模式，加上仓米质量比较差，星斗市民受惠不多，如非必要不大愿意购买官米。更常见的结果则是，知县将仓米通通卖给米商，再由商人转卖到市场上。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常平仓设立的目的是打击囤户，而实际却变成与囤户勾结的机构。商人进行倒卖赈米的原因，当然是谋取利润。但与升斗小民不同，他们有能力在平粜时购入大量官米，所以即使每石仓米价格只是略低于市价，其所节省的费用仍然是非常可观的。最后小民仍会在米铺、囤户那里零星买回原本来自政府的仓米，而经此一转手，米价已不便宜。

总结来说，在缺乏大量资源投入的情况下，清政府利用常平仓去干预市场运作算不上很成功。不过也因如此，米粮市场得以顺利发展。

常平仓从制度设计上来讲，是鼓励互通有无，而从实际运作来讲，这又涉及地方利益，由此形成了央地张力，这一张力如何影响米价的稳定和粮食的流通？

张瑞威：清朝人已经知道供求关系影响物价，而身处不同位置的人对互通有无的态度不同。对粮食出口省份（如湖南）的督抚来说，他自然不愿意在米粮紧张的时候过度输出粮食，因为这虽对本省农民有利，但影响到了在城镇居住的非农业人口（包括军队）。对粮食进口省份（如江苏）的督抚来说，他一方面要求湖南和江苏之间的粮食自由运输，以满足本省的粮食需求，但又限制江苏的粮食转运到浙江。至于皇帝，他着眼于北京时，即如江苏督抚一样，一方面鼓励粮食输入，另一方面限制粮食流出，这部分是皇帝的私心；但面对全国情况时，天下万民都是皇帝的子民，他就要求互通有无，反对督抚及其下面的地方官员设立关卡限制粮食流通。

《潞河督运图》局部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清代的经济发展体现了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之间的较量。这并非空穴来风。在清初市场增长的汹涌浪潮中，清政府将儒家“养民”的崇高理想付诸行动，不允许商人囤积粮食，并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仓储体系。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出售官仓的粮食，希望以此熨平粮价的剧烈波动，以减轻民众的痛苦。但前面讲到，在实际操作层面，常平仓并未令普通民众获益，因此，高王凌在考察了常平仓的管理体制之后，认为清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是彻底失败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强调的那样，长途贸易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长途贸易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在清代，国家干预是确保粮食长途贸易的有效工具。各省督抚，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督抚，都希望将粮食尽可能多地留在自己的辖区，他们经常通过遏籴的方式来维持所辖区域的粮价处于较低的水平。然而，只要朝廷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的各项举措强而有力，长江流域粮食的自由流通就能够延续。

对于地方遏籴的做法，清朝政府的干预效果如何？

张瑞威：清朝中央政府对粮食跨省流通的政策不太明晰。虽然清朝中央政府倾向于粮食在各省之间自由流通，但各省督抚未必如此考虑。当本地的粮食供应较为充裕时，就不存在利益冲突。但每当由于粮食短缺导致粮价上涨时，地方督抚就会采取行动阻止本地的粮食外运，以保障自己管辖区域内部人口的粮食供应。地方督抚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其管辖范围内将粮食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即使这意味着要人为地设置障碍，以阻止粮食从其所辖省份外流。

来自皇帝的指示是打破各省官员遏籴的最有效的方法。像康熙帝一样，雍正帝也强调粮食自由流通的重要性。1723年，在登基后不久，雍正帝就批评湖广总督杨宗仁为汉口的粮食贸易设置壁垒。然而，每当各省督抚禁止粮食外运之时，朝廷并不会每次都颁布禁止遏籴的诏令。

总的来说，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都对地方遏籴行为进行了有效干预。例如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后，他继续遵循其父的做法，每当发生灾荒时，就会命令地方官员要让粮食自由地流通，虽然这样的命令往往难以被地方官贯彻执行。1739年，乾隆皇帝了解到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粮食均歉收，于是他向湖南省和湖北省发布上谕，命令这两个出产水稻的省份不要遏籴。1748年，针对舆论批评长江流域多个水稻产区遏籴的行为，户部命令长江流域各省立即消除所有妨碍米谷流通的举措。当浙江省在1751年遭遇粮荒时，乾隆帝“提醒”江苏督抚应该让粮船离开江苏，驶往浙江。1755年，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作物再次遭遇歉收，在收到一份关于粮食流通停滞的奏报后，乾隆帝颁布上谕，命令四川、湖北、湖南和江西的各省督抚立即解除遏籴之禁。上谕的语气表明皇帝已经勃然大怒。1778年，湖广总督、湖北巡抚在汉口镇遏籴，遭到了乾隆帝的训斥。在1785年的大饥荒中，皇帝不得不一再要求长江流域的各省督抚让粮食自由地流通。1785年，除了湖南省和湖北省之外，长江下游地区也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在长江流域各省中，四川省和江西省成为主要的水稻供给省份。仅在该年的农历八月和九月，皇帝向长江流域的各省督抚就至少颁布了六道上谕，要求让粮食能够在长江流域自由地流通。

乾隆皇帝

在您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政府不允许地方囤粮，但粮商会选择典当米谷，这一行为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金融手段？您怎么看这一市场应对？

张瑞威：在政府之外，是否有人会囤积米谷，我对此是有点怀疑的。因为若长期储存米谷，米谷可能会霉烂或者被老鼠吃掉，而且旧米的价钱也不及新米。在饥荒时，囤户还要提防盗贼，那不如趁高价赶快出货，否则明年遇到丰收，岂不是血本无归！典当米谷的当铺是存在的，多存在于乡村周边的市集中。这类当铺，当期不过几个月而已，有时当铺老板就是市集内的米商，典当米谷是他们找寻产品供应的一个途径。不过，这类地方市集主要面向地方人口，都是小规模买卖，不是长途贸易市场，不会发展出高水平的资本市场。

灾荒出现的时候，米商会囤积居奇，但清政府会很小心地处理，尽量不去干预（例如限价出售米谷）或惩罚米商。在1744年的两份奏折中，安徽巡抚和浙江布政使均谴责了所在省份的粮食投机行为。许多富有的粮商囤积了大量的米谷，并将这些米谷予以典当，通过这种方式来囤积粮食，使其不能进入市场流通，从而将米价进一步抬高。粮商将米谷典当给当铺，当铺付给粮商一笔资金，粮商将这笔资金继续用于购买粮食。这些粮商的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四百至五百。如此猖狂的投机行为令清政府深感震惊，1744年，乾隆帝批准安徽巡抚对该省当铺典当米谷的投机行为实施禁令。1745年，户部命令各省督抚调查各自省份的米谷典当和粮食囤积的状况，并且提出方案来制止这种行为。但是，驻扎在苏州城的江苏巡抚陈大受反对政府的这种管控措施。他指出，禁止典当米谷的行为将会使粮食供需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只会迫使所有的米谷囤积者将他们的粮食运出苏州。到了两年之后的1747年，苏州还没有执行禁止典当米谷的法令。

无论是在长程贸易中，还是在赈灾时的官粮买卖中，粮商都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请您谈谈这一群体的大致形象和扮演的经济角色。

张瑞威：米粮贩运一定有米商。今天，我们很容易说出地产发展商或者晶片制造商的名字，但是在所谓蓬勃的十八世纪米粮贸易中，我从能看到的档案里面（1994至1995年间，我在北京住了一年，每天去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没见过一个大米商的名字！我怀疑这是因为没有富可敌国、全国知名的大米商，或者大米商只是在灾荒时候才出现。丰年的时候，商人有其他的投资；灾荒的时候，常平仓的收藏并不足够应付市场所需，仓米也不好吃，出售常平仓米，镇上的米铺得利，但又不至于因此而产生大米商。

您认为十八世纪中国的粮食市场是一个区域性的、间歇性的市场整合，那无法形成统一市场的根本内因是什么？

张瑞威：有人可能认为清朝的国家政策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特别是常规化的漕粮运输阻碍了南方的米商向北京贩运大米，尽管大运河促进了米谷的运输。但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相对繁荣的长距离贸易的出现，也同样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虽然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贸易是源自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但是波兰尼已经指出，包括由土豪和地方官员任意制造的贸易壁垒在内的种种障碍，会阻碍长距离贸易，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很难消除这些贸易壁垒。在十八世纪那些粮食歉收的年份，地方政府经常试图禁止粮食外运，希望阻止所在省份粮价的持续上涨。十八世纪长江流域粮食的自由贸易之所以能够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中央政府对粮食贸易“互通有无”原则的三令五申。

十八世纪的中国市场有不错的发展，但要做大的生意，必须有做大生意的工具，这包括能够大规模集资的机构、买卖有价证券的地方，还要有保护投资者的法律、降低长途贸易成本的交通等等。至于这些东西在什么时代出现，我想留给读者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