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绝症，闺女腰间盘突出，儿子带我爷俩第四次赴山西太原求医

7月26日凌晨四点钟，天刚蒙蒙亮，我和儿子、闺女就下楼了，儿子驱车要带我爷俩赴山西太原中医院求医，这已是我们父子俩第四次（闺女第一次）半夜远行了。

沿团结路西行六公里至滨江路，然后一直南下到达百泉大道。自百泉大道向西与西外环交叉后南行，行驶大约5公里到达东吕高速羊范上道口，然后一路西行（我为什么把这段路线记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我一路都在流泪），此时我看了看表：四点二十分。

正驱车的儿子打了个哈欠，一副没睡够的样子。

“困了？”

“有点，不要紧，昨夜没睡好。”

“那到前面服务区少眯一会儿吧。”

“不用，我喝罐儿红牛，你挂的是九点的号，八点半之前得赶到医院。”

望着驾驶着汽车的儿子的后背，我的心隐隐不安——三十多岁本不该承担起如此的家庭重担，但他不得不扛起来，他没有选择。

“都是我拖累了家庭，拖累了儿子……”我自责道。

2025年1月，五十九岁的我查出患了下咽癌，此时已是旧历的年底，在一片慌乱中，一家人稀里糊涂过了个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八），一家人兵分两路踏上了为我治病的漫漫长路。我、弟弟、女儿和儿媳妇四人奔赴石家庄省四院，儿子独自一人2月4日晚乘火车奔赴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分院。

因为年前做了一些检查，我们在省四院很快有了治疗方案：一是手术，二是放疗，但因为我患有严重的肝硬化，所以不宜手术，采取放疗治疗（放疗治疗，意味着生命的倒计时），而且需要马上住院。正当我们犹豫不决时，儿子从青岛齐鲁医院传来好消息——可以手术，而且保证保留语言功能，我们顿时感觉有了希望。

为了尽快做出在哪里治疗的决定，儿子从青岛乘坐高铁下午两点多钟赶到石家庄与我们汇合。下午我们一行人再到省四院详细咨询治疗方案，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放疗，无奈我们只好远赴青岛求医。

2025年2月7日入住齐鲁医院青岛分院，做了一系列检查，科主任刘主任确定手术可以做。但因为肿瘤体积较大，要减轻痛苦，减少后遗症，需要缩瘤。于是，2月14日我又被转入肿瘤科，经过近两个月的化疗（缩瘤），4月2日又转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4月8日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并做了气切（从此，气切就成了我的梦魇），4月15日出院，回家治疗。

遵照医嘱，一个月后做放疗治疗，于是6月28日入住济南齐鲁医院总部放疗科，开始了长达30次（1个半月）的放疗治疗。提到放疗，我现在还是心惊胆战。

从第13次开始，我的喉咙就开始肿胀、疼痛，随着放疗次数的增加，痛苦越来越重，尤其是20次以后，我已经不能忍受了。喉咙里像有砂纸在反复摩擦，我虽不能吃饭，靠胃管打流食，维持营养，但吞口唾液，都像“过刀子”，疼痛感反射到耳朵，大脑，疼得我“火烧火燎”；喉咙黏膜严重溃疡，即使不吞咽也会有持续的灼痛感。

7月8日，放疗结束，我像刑满出狱的犯人一样，急匆匆地逃回了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恢复阶段。一年多来，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煎熬，首先是疼痛的折磨，放疗所造成的喉咙的灼疼折腾了我多半年，使我欲死不能；其次是鼻饲给我带来的痛苦，营养的偏执我的体重下降了40多斤，至今仍然瘦骨嶙峋；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气切口的封堵，这简直成了我的梦魇。

同病例的患者，有的术后1-2个月封管，有的6个月左右封管，而我都一年多了还是不能封管。为了封管，一年来，儿子带着我青岛、济南、石家庄、西安来回奔波，看过门诊住过院，中医看完看西医，效果均不理想。我最难忘的是今年三月份在济南山东省二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看门诊，挂的是专家号（博导）。检查完后，专家告诉我：“你的这种症状属于放疗后遗症，而且放疗30次，属于终极放疗，有可能终身不能封管。”

当时我听了后，心凉透了， 失望地跟儿子走出省二院，一言不发。儿子看我失意的样子，安慰我说：

“爸，别失望，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总有能治疗的地方，也许我们还没找对医院，没找对医生。”

“儿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你已经尽力了，不再来回跑了。说实在的，爸不怕死，只是我还有三个任务没有完成，一个是你奶奶80岁了，我还没有尽完孝，一个是你妹妹还没成家，再一个是你妈妈我还没有安排好……”说到这里，我哽咽了。

儿子抬头看着我，眼角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看着儿子的窘态，我的心都碎了，三十多岁承担如此的家庭重担确实为时过早，但又怎么办呢？

为了将我的气切口封管，儿子一直在想办法。后经多方查找，儿子查到山西省中医院有一位叫王晞星的国医大师能治我的病，可惜号源十分有限，但儿子想方设法还是挂上了王教授的号。前几次服药后，感觉有点疗效，最起码血痰减少，而且感觉喉咙轻松，所以我就再坚持治疗一段时间。这不，这是第四次赶赴太原。

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儿子喝了罐红牛饮料，精神了许多。路上在左权服务中心休息了20分钟后就又上路了，8点10分左右赶到了山西省中医院。

因为是第四次就医了，轻车熟路，我和儿子、闺女一块坐电梯到三楼签到、取号，然后排队等着叫号。看王教授的门诊有两个过程，要排两次队，第一次是录入病历。病历录入完后再到王教授的诊室排队。挂的是9点的号，然而轮到我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

闺女挂的是脊柱科10点半的号，将近10点时，儿子领着闺女去看脊柱科了，剩下我自己在候诊。

王教授看病气势很大，周围围着十几个穿白大褂的徒弟，都在边听边记。王教授看病也很利索，望闻问切，嘁哩喀喳就开药方。王教授只管说药方，旁边自有写方子的。有时候，王教授还要给周围的白大褂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味药，为什么要用这个药量，不但白大褂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我这个病人听着也非常入心，不愧为国医大师。

王教授开完方子，还有一个等待，那就是要将药方录入电脑，然后打印药方。这个过程要比王教授瞧病费时间，我大约等了30分钟才拿到药方。药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成药，一部分是中草药。

我拿着药方去缴费，又要排队。去过三次了，连缴费排队都排出经验来了，三楼排队的人非常多，四楼人少。我拿着药方直奔四楼，四个缴费窗口人都不多，选了个队短的很快就交了费，然后拿药又要排队。

因为是两种药，因此拿药要排两次队。平时我和儿子两人，一人派一个队。今天是我自己了，就比较麻烦。我先到中成药处排队，取了药后，再到中草药处排队。中成药取药时间短，但中草药往往要等两三个小时。将中草药的药方交给药房后，我便坐在药房外大厅的凳子上等待了。此时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本来就是一个严重的病人，平时都是儿子一人跑上跑下，今天是我自己在跑，因此感到格外的累，不但类，而且非常难受。

在我等待中草药时，儿子打来电话，说闺女的门诊看完了，大夫同样开了两种药方，他还要带闺女去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看门诊。于是，儿子将给闺女开的两个药方交给了我，我又一次排队缴费，排队拿中成药，排队拿中草药，顿时感觉力不从心了，尤其是感觉痰堵住了气切管口，堵得我喘不过气来（在家时，每过半个小时，我都要用吸痰机吸痰，要不受不了）。

出门我都是带着手动吸痰器的，今天也带着，但在车上放着，可惜儿子开车去给闺女看病了。我只好用力地咳，费了半天劲，收效甚微，不过感觉能喘口气了，但还是堵得很，没办法，只有受着。

将近12点时，我和闺女的中草药一前一后都拿到手了。两个人的药，各30副，60袋，我掂了掂，足足有七八十斤，我是无论如何也提不动的，因为我现在的身体非常虚，体重下降至不到120斤。我上了愁，只好坐在凳子上等儿子。

大约12点半左右，儿子打来电话，说闺女看完病了，现在开车往省中医院走，大概需要20分钟，让我在医院北门口等。我苦笑了一下说：

“儿呀，我掂不动那些药，我在药房大厅等你吧。来时记着拿手动吸痰器，别忘了。”

儿子答应了一声，便挂了电话，足足有30分钟，儿子才来到中医院。我先用手动吸痰器吸了吸痰，感觉舒服了很多，然后才跟着儿子走出了省中医院。

中医院北门口的南侧有一家大同刀削面，前三次我和儿子都是一人一碗刀削面，一来简单，二来经济实惠。今天还是吃刀削面，只不过闺女的腰间盘突出厉害，不能坐，只能趴着或躺着（来时，提前在网上买了车后座折叠床，固定在后座上，闺女躺在后座上的），因此儿子给闺女往车上送了一碗刀削面，我和儿子在面馆吃。

我的心很沉重，我重病在身，已将家里搞得债台高筑，现在闺女又患腰间盘突出，而且很严重，又要花一笔钱。想到这里，我饭也不想吃了，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滴答在面碗里。怕儿子看到心里难受，我故意把脸扭到一边。尽管这样，儿子还是看到了。

他安慰我说：

“爸，吃饭，天无绝人之路，养儿防老，有我呢……”

我扭过头扫视了儿子一眼，看得出儿子眼里也噙着泪水，眼前的面碗里还有半碗面，他也不想吃了。

我和儿子走出面馆来到车里，闺女也没吃完，剩下半碗，她说不饿，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她也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只是怕我伤心，不愿意表达出来。

此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儿子发动着汽车，踏上回家的路。因为起得早，中午也没休息，为了路途的安全，我千叮咛万嘱咐儿子，千万不要疲劳开车，累了困了务必休息。我要是不病，替儿子开一会儿，如今只能儿子自己开了。

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停了四个服务区，下午六点多才到了家。到家了不是轻松，我也不知道这山西中医院还要去多少次。

想到这儿，我的心更加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