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豫西伏牛山脚下的村子里,大伯今年快六十了,二伯也小不了几岁。兄弟俩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胆子向来大,可只要提起1986年秋天在后山遇的那件事,俩人都要沉默半天,说快四十年了,至今没琢磨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村里家家户户编荆条筐,挑到镇上换盐换布。后山的大洼沟荆条长得最旺,直溜又结实,大伯二伯每年入秋都要去割个三五趟,路熟得闭着眼都能摸下来。出事那天是九月头里,天刚亮俩人就出了门,挎着荆条篮,别着镰刀,大伯怀里揣着半袋旱烟。刚进山的时候天还晴着,山风凉丝丝的,连鸟叫都比平时脆。
走到半山坡,刚过那棵歪脖子山桃树,雾突然就起来了。不是慢慢飘过来的,是像有人从山坳里掀了块白纱,呼一下就漫上来,奶白色的,几步外就看不清树影。二伯还笑,说这雾来得怪,咱慢点走,反正路熟。俩人顺着路往下挪,走了约莫一袋烟的功夫,大伯先觉出不对——脚下的路不对。
平时走的是踩实的土路,软乎乎的带点草屑,这天脚下硌得慌,低头一看,全是碎青石片子,像是有人特意铺过似的。再抬头,周围全变了。原本漫山遍野的荆棵、酸枣树没了踪影,换成了一片老橡树林,树都粗得很,树干上爬满了黑老藤,遮天蔽日的,连雾都透不进多少。大伯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他打小在这山里钻,从来没见过这么一片橡树林。
俩人硬着头皮又往前走了几十步,眼前突然开阔了,是个不大的空场,中间摆着个半旧的石碾盘,碾砣歪在一边,碾盘上还放着半块糠饼子,边上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像是刚有人吃过饭走开了似的。二伯拽了拽大伯的袖子,声音都发紧:“哥,你听,是不是有人咳嗽?”
大伯屏住气,就听见林子深处传来一声闷咳,像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咳了一声就没动静了。大伯壮着胆子喊了两声“老乡!有人吗?”,山坳里静悄悄的,只有回音打转,没人应声。
这时候俩人都慌了,知道遇上老辈人说的“山挡”了。大伯想起爷爷生前说过,遇上这种事千万别乱走,也别乱碰东西,找地方蹲下来抽烟,等阳气上来、雾散了就好了。他赶紧拉着二伯蹲在碾盘边上,掏出旱烟袋搓了烟丝点上,俩人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烟袋锅子的火星在雾里一亮一暗,谁都没说话,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二伯手欠,看见碾盘边有个鸡蛋大的青石头球,磨得溜光水滑,凉丝丝的,就顺手揣兜里了,想着回头给我玩。
就这么抽了三袋烟,约莫快晌午了,突然听见远处“啪”的一声脆响,是放羊的甩鞭子的声音。跟着那声鞭响,眼前的雾像被人扯开了似的,一下子散了个干净,太阳光透下来,晃得人眼晕。
俩人睁眼一看,当场就懵了。他们哪儿在什么橡树林里,就蹲在路边的一片蒿草窝里,身边就是天天走的那条土路,离歪脖子山桃树也就二三十步远。周围还是熟悉的荆棵、酸枣树,风一吹沙沙响,哪有什么石碾、什么老橡树林?合着他们折腾了一早上,根本没走出去多远,就在原地打转。
大伯赶紧问:“你刚才揣的那石头球呢?”二伯忙掏兜,那枚青溜溜的石球安安稳稳躺在布兜里,凉丝丝的,磨得光溜溜的,半分都不像是幻觉。
俩人也没心思割荆条了,挎着空篮子就回了村。跟村里老人一说,上了年纪的都皱眉头。村西头的老周爷,当年是跑过山货的老把式,说大洼沟那地方,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有户姓王的人家躲壮丁,在山坳里盖了两间石屋,垒了个碾盘,一家子在那开荒种地。后来闹瘟疫,全家三口都没了,房子没人管,风吹雨淋慢慢塌了,土淤上来,早埋得没影了,算下来快五十年了。
老周爷说,山里雾大的时候,地气裹着旧年的影子,偶尔会显出来,就跟做梦似的,叫“山映”。碰巧让他俩遇上了。
后来大伯二伯不死心,特意找了几个小伙子,拿着镢头去那片地方挖,挖了半人深,全是黄土和草根,别说石碾了,连块碎砖都没找着。往后再去割荆条,哪怕雾再大,也没遇见过那片橡树林。
现在快四十年过去了,那枚石球还摆在大伯家堂屋的窗台上,青溜溜的,磨得发亮。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大伯都要拿起来念叨两句这件事。
有人说他俩当时是饿了累了,出现了幻觉;也有人说山里有蜃景,跟海上的海市蜃楼一个道理。可幻觉总不能变出个实实在在的石头球吧?
我倒觉得,其实没必要非得掰扯出个对错。这大山站在这儿成千上万年了,见过多少人、多少事,藏着多少没人知道的旧日子。赶上一场雾、一阵风,偶然把早年的零碎光景露出来给后人看一眼,就像翻出一张压箱底的老照片。
说不清就说不清,对山、对过去的岁月,存着点敬畏,好好过当下的日子,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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