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大伯杀年猪，请全村没叫我家。爹去蹭饭，娘骂：还有没有脸

楔子

一九八六年的腊月，豫东平原下了一场齐膝深的大雪。

那年我十一岁，蹲在自家院墙根底下啃着一块冻得硬邦邦的红薯干，听见隔壁大伯家院子里传来肥猪的嚎叫声，震得枣树枝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大伯家每年腊月二十三杀年猪，这是老赵家雷打不动的规矩。那头黑猪从开春养到年底，足足三百来斤，膘肥体壮，全村人都眼馋。

杀猪匠老孙头天没亮就进了大伯家的院子，支起一口两尺八的大铁锅，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响，滚水在锅里翻着白浪。几个壮劳力把肥猪按在案板上，老孙一刀下去，猪血喷了满满一瓦盆。院子里围满了人，有帮忙的，有看热闹的，更多的是等着分肉的。那年头谁家杀年猪都是全村的大事，主家留一半，另一半分给亲戚邻里，有来有往，人情就在这一刀一刀的猪肉里攒下了。

我趴在墙头上数了数，前院后院足足摆了六张矮桌，大伯母带着几个婶子在灶房里忙得脚不沾地，蒸笼里白面馒头摞得像小山，大铁锅里炖着酸菜粉条，灶台边还搁着半盆刚炸好的萝卜丸子。那香味顺着风飘过来，馋得我使劲咽了口唾沫。

我娘从堂屋出来倒泔水，看见我趴在墙头上眼巴巴地往那边瞅，脸一下子就沉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后领子，把我从墙头上拽下来，差点摔了个屁股墩儿。

“趴那儿看啥看！”我娘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人家请你了？”

我拍了拍棉裤上的雪，没敢吭声。

其实我不是馋那口肉——好吧，也馋。但更让我惦记的是大伯家杀猪的热闹劲儿。整个赵庄谁不知道赵家杀年猪？谁不知道大伯屋里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的热闹场面？连村东头的李瘸子都被请去了，村西头的王寡妇也拎着一篮子鸡蛋去道喜了，可我们家的大门却冷冷清清的，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来。

我爹赵德厚蹲在堂屋门槛上，手里捧着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红薯糊糊，有一口没一口地喝着。他身上的棉袄打了好几个补丁，露出里面灰扑扑的棉絮，脚上趿拉着一双露了脚趾头的解放鞋。我爹是赵家的长子，按说大伯家杀年猪，怎么也得请他过去喝一杯。可这都日上三竿了，隔壁院子里猜拳声一阵高过一阵，我爹却连个信儿都没收到。

我娘把泔水桶往墙角一撂，进屋摔上了门。隔着门板，我听见她压着嗓子冲我爹发火：“赵德厚，你是瞎了还是聋了？隔壁都喝上了！你倒是坐得住！”

我爹没吭声，低头喝他的红薯糊糊。那碗糊糊里连根咸菜丝都没有，淡得跟刷锅水似的。

我娘越想越气，一把掀开门帘站到院子里，隔着墙头往大伯家那边望了一眼。这一望不要紧，她的脸色登时就变了——她看见我爹的大姐、我的大姑赵桂兰正端着一盆热腾腾的杀猪菜往屋里走，大姑家的三个孩子一人手里举着一个白面馒头，吃得满嘴流油。

“好啊！”我娘把抹布往地上一摔，那声音像放了个炮仗，“你姐一家五口全请了，你侄子侄女一个不落，连村东头的李瘸子都坐上桌了！就咱们家没人来叫！赵德厚，你跟我说说这是几个意思？你还是不是老赵家的长子？你爹没了才几年，你大哥就这么寒碜你？”

我爹终于抬起头来。他长了一张老实巴交的脸，黝黑的皮肤，深深的抬头纹，一双眼睛里全是浑浊的疲惫。他张了张嘴，憋了半天才说了一句：“他请谁是大哥的事，他不请我，我不能去？”

“你可真有出息！”我娘气得浑身发抖，“你大哥杀了年猪，满村的人都请了，就是不请你这个亲弟弟！你还说‘他不请我’？你到底有没有骨头！”

我蹲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我弟我妹吓得躲在里屋不敢出来，我妹从门缝里露出半张小脸，眼睛里全是害怕。

我娘今年才三十五岁，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不止。她嫁到赵家十二年，生了我们兄妹三个，家里的活她干了一大半，地里的活她也干了一大半，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到半夜，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磨面。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可她嫁的这个男人，偏偏是个没脾气的。

“行，你不去我去！”我娘解下围裙就要往外走，“我倒要问问他赵德忠，咱们家是哪点对不住他了！”

我爹终于坐不住了。他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来拉住我娘的胳膊：“别去！你去干啥？去了也是自取其辱。”

“你还知道自取其辱？”我娘红着眼眶瞪他，“那你倒是说说，你大哥为啥不请你？你是刨了他家祖坟了还是欠了他家谷子了？”

我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什么都不会说了。

然后他松开了我娘的胳膊，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出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行了，他不请我，我去还不行吗？”

我娘愣住了。我也愣住了。连蹲在窗台上的老黄猫都抬起了脑袋。

“你说啥？”我娘的声音都变了调。

“我说我去。”我爹把棉袄裹了裹，趿拉着那双露脚趾的解放鞋，头也不回地往大门口走去，“他是我大哥，他不叫我，我腆着脸去坐坐，他还能把我撵出来不成？”

“赵德厚！”我娘的脸涨得通红，声音都劈叉了，“你还有没有脸！”

我爹的脚步顿了一下。他站在大门口，回头看了我娘一眼。那眼神里有无奈，有酸楚，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那是我亲大哥。”他说，“我爹临走前交代了，让大哥照顾我。他杀年猪不叫我，是他忘了。我去坐坐，是我不忘本。”

说完他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往隔壁大伯家亮着灯的院子走去。

他的背影在漫天的雪花里显得格外单薄，棉袄下摆被风吹得翻起来，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棉絮。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陷进雪里，拔出来再走下一步。远远望去，就像一个移动的稻草人。

我娘站在院子里，嘴唇哆嗦了半天。她想骂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忽然转身进了屋，一屁股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她用袖子使劲擦了一把脸，袖子湿了一大片，但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淌。

“你们爹这个没骨头的！”她咬着牙，声音又低又哑，“人家杀了猪，满村的人都请了，就是不请你！你倒好，自己贴上去了！咱们赵家三房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了看我娘的背影，又看了看我爹消失的方向。雪越下越大，大伯家院子里传来一阵哄笑声，不知是谁讲了个笑话，惹得满院子的人都在笑。那笑声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传到我耳朵里，像一根根细针扎在心上。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了手心里。

那年我才十一岁，但我心里有个声音，清清楚楚地告诉自己——我记住今天了。我赵平安记住今天了。

1

我爹赵德厚真的去了。

他推开大伯家那扇红漆大门的动静，让原本喧闹的院子静了一瞬。我趴在墙头上看，心里怦怦直跳，手心里全是冷汗。

大伯家的院子在赵庄是数一数二的宽敞。青砖铺地，坐北朝南五间大瓦房，院子西南角搭了个结实的猪圈，东北角种着两棵老枣树。此刻院子里满满当当坐了六桌人，男人们围着方桌划拳喝酒，女人和小孩挤在厢房门口的小桌上吃菜。杀猪菜的热气混着烧酒的辛辣，在雪天里弥漫开来，熏得整个院子暖烘烘的。

我爹站在门口，棉袄上的补丁格外扎眼。

“大哥。”他叫了一声。

大伯赵德忠正端着酒杯跟村长说话，听见叫声转过头来。他生得高大魁梧，国字脸，浓眉毛，穿着一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还别着一支钢笔，不像个种地的，倒像个乡里的干部。他看到我爹站在门口，脸上掠过一丝意外，但很快就被笑容盖住了，那笑容像糊在窗户上的纸，薄薄的，一戳就破。

“德厚来了？”大伯放下酒杯站起来，“来，坐，坐。桂兰，给德厚添副碗筷。”

大姑赵桂兰正端着一盆炖肘子从灶房里出来，看见我爹，愣了一下，然后不咸不淡地说：“德厚来了啊，咋没人叫你？”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既点明了大伯没叫我家的事实，又把锅甩给了“没人叫”这个模糊的说法，好像是我家自己没收到信儿似的。

我爹讪讪地笑了笑：“我自己来的。大哥家杀猪，我来看看。”

大伯没接话，只是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小马扎：“坐那儿吧。”

那个小马扎在院子最边上，靠着一堆柴火垛，离主桌隔了足足三张桌子。马扎旁边放着几个空酒坛子和一筐还没洗的碗筷，一看就是临时堆放杂物的地方。

我爹没说什么，走过去在小马扎上坐了下来。他双手放在膝盖上，背微微佝偻着，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像一个来做客的外人。

大姑端了副碗筷过来，放到我爹面前的小矮桌上。那双筷子是竹筷，上面的漆都磨掉了大半，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旧筷子。碗倒是个好碗，白瓷的，但碗口崩了个小豁口，喝水倒是不碍事，就是看着不太体面。

“德厚你先坐着，我去给你盛碗菜。”大姑说完就转身走了，这一走就是好半天。我爹坐在那个角落里，周围都是推杯换盏的喧闹声，却没有人主动跟他说话。他一个人干坐着，手指头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会儿看看这个桌，一会儿看看那个桌，像一个坐在宴席旁边等剩饭的叫花子。

我趴在墙头上，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雪落在我头上，落在我肩膀上，我也不觉得冷，只觉得胸口有团火在烧。

过了好一会儿，大姑端了一碗菜过来。我隔得远看不清碗里有什么，只看到我爹接过碗的时候低着头说了句什么，大概是道谢。大姑摆了摆手，又匆匆忙忙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我爹端着那碗菜，用那双掉了漆的旧筷子夹了一口。他嚼得很慢，低着头，谁也不敢看。

就在这时，主桌上传来一阵笑声。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端着酒杯站起来，大概是大伯在乡里的朋友，声音洪亮得整个院子都能听见：“德忠哥在赵庄是这个！有本事！有能耐！你们看看这院子，这气派，全村谁比得了？”

大伯笑着摆手，嘴上说着“哪里哪里”，脸上却满是得意。

“可不是嘛，”另一个人接过话茬，“赵家老爷子当年攒下的家底，都被德忠发扬光大了！不过德忠，你家老爷子当初最疼的不是你弟弟德厚吗？怎么这房子都给德忠了，德厚那边……”

说话的人大概喝多了，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人拽了一把袖子。那人也反应过来，讪讪地住了嘴。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角落里那个穿着破棉袄的男人——赵家老爷子最疼爱的小儿子，此刻正端着一碗别人吃剩下的凉菜，缩在柴火堆旁边的马扎上，像一条夹着尾巴的老狗。

大伯皱了皱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

我爹也在那短暂的安静里僵住了。他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放了下来。他没有抬头，只是把碗轻轻地放在了小矮桌上，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大哥，我吃好了。家里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了。”他的声音不大，但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大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我爹转身往门口走去，路过主桌的时候脚步没有停顿，走过人群的时候也没有人留他。他就那么走出了那扇红漆大门，消失在漫天的飞雪里。

我趴在墙头上，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十一岁的我，还不太懂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爹被人欺负了。不是被打被骂的那种欺负，而是被当成了一团空气，一个多余的人，一个在所有人面前被剥光了尊严的可怜虫。

我跳下墙头，跑进屋里。我娘还坐在灶台前掉眼泪，看到我进来，赶紧用袖子擦了擦脸。

“娘，我爹他……”

“别说了。”我娘打断了我的话，声音沙哑而疲惫，“平安，你去写作业去。大人的事，小孩子别管。”

我站在那里，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把那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一遍又一遍——小孩子别管？凭什么？我爹受了这么大委屈，我凭什么不能管？

2

那天晚上我爹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一身寒气地推开门，帽子上的雪积了厚厚一层，睫毛上都挂着冰碴子。我娘坐在堂屋里纳鞋底，听见门响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手里的针线动得更快了，麻绳穿过千层底发出“嗤嗤”的声响。

“回来了？”我娘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嗯。”我爹脱了棉袄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在火盆边蹲下来烤手。他的手生满了冻疮，肿得像两根胡萝卜，在火上一烤就钻心地痒。

“吃好了？”

“吃好了。”

“喝的啥酒？”

“没喝酒。”

“人家都喝酒，咋不给你喝？”

我爹没有回答，只是把手翻了个面继续烤。

我娘把鞋底往针线筐里一扔，那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刺耳。“赵德厚，你今天去，人家给你吃的啥菜？”

“就……家常菜。”我爹含糊地说。

“家常菜？”我娘冷笑了一声，“我可听王婶子说了，给你盛的是回锅的剩菜！是主桌上撤下来的折箩！”

我爹的脸色终于变了。他低下头，两只手在火盆上方微微发颤。

“德厚，”我娘的声音忽然软了下来，眼眶里蓄满了泪水，“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老爷子到底是怎么交代的？你大哥为啥这么对你？你是老赵家的长子，咱爹走了，按理说长兄如父，可你大哥哪点拿你当兄弟了？”

我爹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北风呜呜地刮，雪粒子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灶膛里的火已经快灭了，最后一点红光照在他的脸上，明明暗暗的。

“我爹没交代啥。”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木头上磨，“我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德厚，你大哥能干，你跟着你大哥，他不会亏待你。说完这句他就走了。”

“就这些？”我娘问。

“就这些。”

“那家里的房子、地，你爹都留给谁了？”

我爹又沉默了。这次的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长，长到我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慢慢地说：“我爹说，我性子软，拿不住事。房子和地都交给大哥管着，等以后合适了再分。”

我娘一下子站了起来，板凳都被她带翻了，在地上砸出好大一声响。“合适了再分？啥时候算合适？你爹走了六年了！房子在赵德忠手里攥了六年了！他倒是越住越宽敞，咱们一家五口挤在这两间破土房里！这也叫合适？”

“秀芝……”我爹抬起头，嘴唇哆嗦着，“他是我大哥。”

“大哥大哥！你就知道大哥！”我娘的声音几乎是在嘶吼了，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他是你大哥不假，可你也是他弟弟啊！他当大哥的，看着亲弟弟吃不上饭，心里就没有一点愧？”

我爹没有说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躺在里屋的炕上，听着堂屋里爹娘的对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在屋梁上投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我弟弟妹妹已经睡着了，呼吸声轻轻的，像两只蜷在窝里的小猫。我却睁着眼睛，怎么都睡不着。

我在想我爹说的那句“他是我大哥”。

大哥怎么了？大哥就能把弟弟当外人？大哥就能在杀年猪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大哥就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让我爹坐在柴火堆旁边吃剩菜？

我不懂。

3

腊月二十四，小年已过，年关更近了。雪停了，天却冷得更厉害，屋檐下的冰溜子挂了一尺多长，在惨淡的日头下闪着寒光。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蒸馍馍、炸年货，到处飘着油香和面香，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村巷里追跑打闹，摔炮仗的声音此起彼伏。

大伯家杀年猪的热闹刚过去，余韵还在。肉分到了各家，猪肉炖粉条的香味从这家飘到那家，又从那条巷子飘回这条巷子。人人脸上都带着过年的喜气，唯独我家例外。

我家的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没有蒸馍馍的热气，没有炸年货的油香。我娘一大早就背了一袋红薯干，去了村东头的磨坊。她说趁着磨坊人少，赶紧把红薯干磨成面，好歹对付着过个年。我爹去镇上赶集了，兜里揣着家里仅剩的几块钱，说要买点肉回来给孩子们包顿饺子。我和弟弟妹妹在家看门，妹妹趴在门槛上用树枝在雪地上画画，画的是一只大肥猪，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赵平安。

“哥，你看我画得像不像？”妹妹抬头问我，小脸蛋冻得红扑扑的。

我看了一眼，说：“像。比你哥画得好。”

妹妹就笑了，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弟弟在旁边闹，非要妹妹也给他画一个，妹妹不给画，两个人就在雪地里追着跑，把院子里踩出一串乱七八糟的脚印。

我看着弟弟妹妹，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昨天大伯家院子里那些笑声，那些推杯换盏的声音，还有我爹坐在柴火堆旁边低头吃剩菜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放。我想忘掉，可越想忘，它就越清晰。我想起我爹手里那双掉了漆的旧筷子，想起那个豁了口的白瓷碗，想起大姑不咸不淡的眼神，想起大伯连看都没多看我爹一眼。

这些画面像烙铁一样烫在我心上，滋滋地冒着烟。

我站起来，对弟弟妹妹说：“你俩在家待着，别乱跑，哥出去一趟。”

“哥你去哪？”妹妹问。

“去办点事。”我说完就出了门。

我说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我就是想去村口的小卖部看看，那里平时是村里人的信息集散地，谁家有什么事，往小卖部门口一蹲就知道了。我想听听村里人是怎么议论昨天那件事的。

小卖部在村口大槐树下，是一间土坯房，门口摆着两条长凳，夏天坐满了乘凉的人，冬天人就少了。可今天不一样，我一拐过巷子口，就看见小卖部门口围了七八个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还有的靠着大槐树，一个个缩着脖子抄着手，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我悄没声地溜到人群后面，竖起耳朵听。

“那赵德忠也太不给面子了，德厚好歹是他亲弟弟，杀了猪全村都请了，偏偏不叫他？”

“这你就不懂了吧，”另一个声音压低了，“赵德忠现在是啥人？咱村的会计！家里有粮有钱有脸面，德厚是啥人？穷得连棉袄都打补丁，请德厚上桌，不是跌份吗？”

“那也不能这么办事啊。当年赵老爷子多疼德厚啊，走的时候啥也没给他留，全给了德忠。德忠要是有点良心，就该多照顾照顾德厚。”

“照顾啥呀，你是不知道，那老赵家的事儿复杂着呢。赵德忠跟德厚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的脚步顿住了。

“啥？不是一个娘生的？那赵德忠和赵德厚……”

“德忠是前头那个生的，德厚是后娶的这个生的。赵老爷子当年年轻的时候娶过一个老婆，生了德忠没两年就得痨病死了。后来才续弦娶了德厚的娘。德厚的娘生他的时候难产，也走了。所以赵家老爷子一个人把俩儿子拉扯大，不容易。但你说老爷子心里向着谁？那肯定是向着德厚的，德厚是老幺，又是后头这个老婆留下的独苗，从小就当宝贝疙瘩养。德忠心里能舒服？老头子一走，他不收拾德厚收拾谁？”

“原来还有这层关系？难怪了。不过你咋知道的？”

“我媳妇她娘家嫂子跟老赵家有亲戚。这事在赵庄不算秘密，只是没人当着面说罢了。”

我站在人群后面，脑子里“嗡嗡”地响。

我爹和大伯——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活了十一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我转身往家跑，跑过结了冰的池塘，跑过村巷里那些正在蒸馍馍的人家，跑过枯黄萧瑟的麦田边。冷风灌进我的领口，冻得我直哆嗦，可我什么也顾不上，只想快点跑回家问清楚。

跑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撞上了从磨坊回来的我娘。她背着一袋红薯面，额头上全是汗，看到我慌慌张张的样子，皱着眉问：“咋了？”

“娘，”我喘着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我爹跟我大伯……是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娘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把面袋放在地上，直起腰来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被人戳中了一个藏了很多年的旧伤口。

“谁跟你说的？”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村口那些人在说。是真的吗？”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弯腰拎起面袋，走进院子里。我跟在她后面，心里七上八下的。她把面袋放进灶房，拍了拍手上的面，坐到堂屋的小板凳上，朝我招了招手。

“平安，你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她把我拉近了些，用那双粗糙的、满是口子的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双手的掌心全是硬硬的茧子，硌得我头皮有点疼，但她的动作很轻很轻。

“你爹跟你大伯不是一母同胞这事，是真的。”我娘说，声音很平静，“你爷爷当年娶了两房。头房姓陈，生了你大伯。陈氏生完你大伯没两年就害病死了，你爷爷才又娶了你奶奶。你奶奶姓周，是个苦命人，生你爹的时候大出血，人还没出月子就没了。”

我听着这些话，觉得胸口闷闷的。

“这事按理说不该瞒着你。可你爹不愿意提，一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二来他觉得提了会让你们跟大伯家更生分。你爹这辈子把兄弟情分看得比天还重。你爷爷走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让他跟着他大哥好好过日子，他就记了一辈子。不管赵德忠怎么对他，他都觉得那是他大哥。”

“可是娘，”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大伯为啥这么对我爹？就因为不是一个娘生的？”

我娘叹了口气。那口气里装的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更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也不全是。你爷爷还在的时候，最疼的是你爹。你爹是老幺，又是周氏留下的独苗，你爷爷偏心偏得厉害，有啥好吃的先给你爹，过年做新衣裳也先给你爹做。你大伯嘴上不说，心里能舒坦？后来你爷爷病重，神志不太清楚了，临了说了一句‘家业都给老大管着’。到底是不是这么个意思，现在谁也说不清了。但赵德忠就拿着这句话当圣旨，说家里的房子、地，都是你爷爷留给他的。”

我攥紧了拳头：“那我爹就认了？”

“你爹……”我娘苦笑了一下，“你爹这个人你还不了解？他不争不抢，不吵不闹。他觉得都是一家人，争来争去的伤感情。他觉得他大哥会念在兄弟情分上照应咱们。可人心隔肚皮，你把他当大哥，他未必把你当兄弟。”

我还想再问些什么，可我爹回来了。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一股寒气，手里拎着一小块用草纸包着的猪肉，大概有一斤出头。他看到我和我娘面对面坐着，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咋了？娘俩说啥悄悄话呢？”

我看着他脸上那憨厚的笑容，忽然觉得鼻子一酸。这个什么都不争不抢的老实人，他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些事了？他知道自己和大哥不是一个娘生的，知道自己不是爷爷最看重的长子，知道家业都被大哥占了去。他什么都知道，可他还是揣着那几块钱去镇上给孩子们买肉，还是在大哥的院子里默默吃完那碗剩菜，还是说“他是我大哥”。

我爹把肉递给我娘，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晚上让你娘包饺子，肉不多，但咱们一家五口够吃了。”

饺子。我爹用家里仅剩的几块钱买了肉，就为了让我们吃顿饺子。

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耳朵和手上那些化脓的冻疮，忽然觉得喉咙堵得厉害。我使劲点了点头，转身跑出了堂屋。

我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站了很久。枣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冷风从田野上吹过来，钻进我的领口，灌进我的袖管，冷得我直打哆嗦。可我站在那儿不想动弹，我脑子里反复想着我娘说的那些话，想着村口那些人说的那些话，想着昨天大伯家院子里那六桌宴席和我爹坐的那个角落。

雪又开始飘了。细密的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落在我肩膀上，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对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心里发了一个誓。

大伯，你看不起我爹。你杀年猪请了全村的人，就是不请我们家。我爹去蹭饭，你让他坐在柴火堆旁边吃剩菜。你不拿他当兄弟，不拿我们家当亲人。

我记住了。

4

年三十那天，我爹早早起来贴了对联。

那是他自己写的。我爹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肚子里有点墨水，一手毛笔字在村里数得上号。往年一到腊月底，村里人都拿着红纸来我家请他写春联，我爹总是乐呵呵地应下，分文不取，蘸着墨汁一写就是大半天。但今年来的人明显少了——大伯家从镇上请了个专门写对联的老先生，气派得很，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涌去了那边。只剩下几户跟我爹交情好的老邻居还照旧来敲我家的门。

我爹也不恼，把家里那方旧砚台翻出来，磨了半砚墨，认认真真地写了几副对子。给自家写的上联是“勤为摇钱树”，下联是“俭是聚宝盆”，横批“勤俭持家”。字迹端正浑厚，墨汁在红纸上洇开来，透着一股子拙朴的劲道。

我帮他刷浆糊贴对联的时候，我爹站在梯子上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平安，人活一辈子，穷点不怕，就怕让人戳脊梁骨。咱们家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比啥都强。”

我点了点头。

傍晚，我娘剁了一斤猪肉、两棵白菜，拌了一大盆饺子馅。我爹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坐在堂屋里包饺子。案板上撒了薄薄一层面粉，饺子皮是我爹亲手擀的，圆圆的，薄薄的，透着光能看见手掌的纹路。我包的饺子歪歪扭扭，像一个个喝醉了酒的小老头，站都站不稳。妹妹包的更不像样，馅都挤出来了，我娘就在旁边笑着骂我们“败家子”，但眼睛里是温柔的，笑骂完了又把我们包的丑饺子一个一个拣起来，排在盖帘上。

灶膛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热气在厨房里弥漫开来，模糊了我娘的脸。她一边往锅里下饺子，一边哼着一首不知名的小调，那调子拐来拐去的，在蒸腾的水汽里飘散开来，好听极了。

那是我记忆里最穷的一个年，没有新衣裳，没有压岁钱，连鞭炮都是邻居家放完了我们去捡哑炮玩。可那顿饺子真香啊。白菜猪肉馅的，咬一口满嘴流油。我们一家人围在那张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小矮桌旁边，一人一大碗，热气熏得人脸发烫，吃得呼噜呼噜响。我爹破天荒地倒了一小盅散酒，慢慢地抿着，眯着眼睛看我们兄妹三个狼吞虎咽的样子，嘴角是藏不住的笑意。

我娘说：“过了年，咱们的日子会好的。”

“对，”我爹把酒盅放下，声音不大但很笃定，“我就不信了，我赵德厚有手有脚，还养不活老婆孩子。咱们家是穷，但不能因为穷就让人看不起。秀芝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咱们也杀得起年猪。”

那是我爹第一次说这种话。我看着他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看着他手上那些流着脓水的冻疮，看着他鬓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白头发，忽然觉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踏实感。是的，会好的。

可我当时不知道，这句话说出之后还没有过完正月，我爹就出事了。

5

事情发生在大年初五，破五节。

按老规矩，初五要“送穷”——把穷气送出家门。我娘一大早就起来扫院子，把积了几天的垃圾扫成一堆，点上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词地念叨着“穷气走，富气来”，然后把垃圾铲到破簸箕里端到村口的垃圾坑倒掉。那天天很冷，西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我娘回来的时候脸冻得通红，但精神头很好。

吃早饭的时候，我爹提了一嘴：“大哥家的地，南山脚下那几亩，他一个人种不过来，我去问问能不能分两亩给咱们种。”

我娘正要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你去问也是白问。”

“不问问咋知道呢。”我爹撂下碗，披上那件露出棉絮的旧棉袄就出门了。门外的风吹得他打了个趔趄，他把棉袄裹紧了些，弓着背走进了灰蒙蒙的晨光里。

我坐在堂屋里写寒假作业，心里却静不下来。弟弟趴在地上玩泥巴，妹妹在里屋翻花绳玩，我娘在灶房刷碗，碗筷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早晨显得格外清脆。我爹走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让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疲惫，是心里的。他默默地脱了棉袄挂在门后，坐在灶膛前的矮凳上，对着那堆冷灰发了很久的呆。

“他大哥怎么说？”我娘从灶房里探出头来。

“没在家。”我爹的声音很闷，“去乡里开会了。”

“那地的事呢？”

“桂兰在家。她说地的事她做不了主，等大哥回来再说。”

“哼，”我娘把抹布往灶台上一甩，“赵桂兰也学会打官腔了。”

“大嫂说，”我爹的声音更低了，低得我几乎听不见，“那几亩地大哥打算种花生，种子都备好了。再说咱们家也没有牲口，种不了地，不如去给别人帮工，还挣得多些。”

“咱们没有牲口是咱们的错吗？”我娘走到堂屋中间，声音陡然拔高，“你爹走的时候给你留的那些东西，都被谁拿走了？那两亩水浇地、一头黄牛，还有堂屋里那两口樟木箱子——你忘了？那都是你爹留给你的！现在你反倒要去求他们给两亩地种？”

“算了算了，大过年的不提这些。”我爹摆了摆手。

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正月十五，元宵节。按习俗，这天要吃汤圆、看花灯，但那年头的赵庄没有什么花灯可看，也就是一家人凑在一起吃顿好的，算是给这个年画上一个句号。我爹那天心情意外地好，吃晚饭的时候多吃了一个馍馍，还跟我和弟弟妹妹讲了他小时候的事。

我爹说，他小时候有一年过年，爷爷给他做了一杆木头枪，他高兴得不得了，扛着枪在村子里疯跑了两天。可第三天，枪被大伯拿走了。他跑去要，大伯不给，他就去找爷爷。爷爷把大伯叫过来，让他把枪还给我爹。大伯是还了，但把枪摔在了地上，枪托摔裂了一道缝。

“那时候你大伯才十来岁，也是个小孩子，不懂事。后来你爷爷拿麻绳把枪绑了绑，比原来更结实了。”我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好像讲的是一个温馨的童年趣事，而不是一个关于伤害和修复的故事。

我看着他的笑容，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爹不是不知道大伯对他不好，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选择了记那些好的，忘了那些坏的。他选择记住爷爷用麻绳把枪绑好的样子，而不是大伯把枪摔在地上的声音。

可是，一味的隐忍和善良，到底能换来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村长陈大山来了。陈大山五十来岁，国字脸，两道浓眉，在赵庄当了二十多年的村长，为人还算公道，村里人有啥解不开的矛盾都来找他。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先是跟我爹寒暄了几句，然后才说明了来意。

“德厚啊，你大哥昨天来找我了。”陈村长点了一袋旱烟，抽了一口，烟雾在他脸上缭绕着升起来，“他说南山脚下那几亩地的事，想让我做个见证。”

我爹坐直了身子：“见证啥？”

“他说……那几亩地，是你爹当年交代给他打理的，是给他家的，不是你爹留给你的。”

我爹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他还说，你爹走的时候，是把家业都交给了他。你现在住的这两间土房，是他看在兄弟情分上让你住的，要论起来，这房子也是他的。他还说，你爹当年治病借了他一笔钱，三百多块，到现在还没还。这些事加起来，他让我给你们调解调解。”

“借他的钱？”我爹的声音都变了，“我爹看病那年，是我跟他一块儿凑的钱！我把家里的黄牛都卖了！哪里来的借钱一说！”

陈村长抽着烟，没有接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德厚，按理说你们家的事我不该多嘴，但你是明白人，有些事……该争就得争。你大哥现在是村里的会计，管着村里的公章，乡里县里都认识人。他家老二赵建国高中毕业，马上就要去乡里供销社上班了。你们家……确实不容易。可你也知道，村里没几个人敢得罪你大哥。”

我爹沉默着，一声不吭。

陈村长走了以后，我爹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外面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是孩子们在庆祝元宵节。阳光从破了的窗户纸缝隙里透进来，照在我爹花白的鬓角上。我娘坐在他对面，没有哭，也没有骂，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德厚，”我娘开口了，声音出奇地平静，“我嫁给你的时候，知道你家穷。我不怕穷。可我怕的是，穷到连个理都没处讲。你大哥这是在把咱们往绝路上逼，他想让咱们在赵庄待不下去。”

我爹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的枣树下，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树枝，干枯的枝条交错着伸向天空，像一副用焦墨画出来的骨架。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吹动他棉袄的下摆，吹乱他花白的头发。

“秀芝，”他说，声音沙哑得像在砂纸上磨过，“过了年，我出去找活干。”

“你能干啥？”

“我有把子力气。去镇上搬砖、去码头扛包、去工地和泥，啥都行。”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娘，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团火，“我不能让我老婆孩子一辈子被人看不起。”

我娘红了眼眶，但咬着嘴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起身走到我爹身边，帮他把棉袄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好，然后说：“去吧。家里有我。”

那天的晚饭吃得很安静。我爹多吃了一个馍，我娘多喝了一碗汤，谁也没有提大伯和土地的事。只有弟弟不知好歹地问了一句“爹你为啥不高兴”，被我娘用筷子敲了一下手背，疼得他龇牙咧嘴。

吃罢饭，我爹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在枣树下蹲了很久。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着满地积雪，白得晃眼。我溜到院子里在他旁边蹲下，学着他的样子抱着膝盖，父子俩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我爹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很粗糙，冻疮破了的地方结了血痂，刮在我的头皮上有点疼。

“平安，”他说，“爹这辈子没啥大本事。但爹告诉你一个道理，人穷的时候，谁都可以看不起你。可是你不可以看不起自己。你大伯看不起你爹不要紧，但你不能因为你大伯看不起你爹就去恨他。恨一个人太累，咱不干那个。咱就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记着，总有一天，咱们家也会有出息的。”

我看着月光下他的侧脸，用力地点了点头。

当时我以为我爹说的“出息”是安慰人的话，是大人在小孩子面前强行撑起来的体面。可我没想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背着一个蛇皮袋踏出了家门。我站在门槛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肩上扛着蛇皮袋，走得不算稳当，但每一步都迈得很用力。

那一年，我十二岁。

6

我爹这一走，就是大半年。

他托人捎过几次信回来，说是跟着一个包工头去了南边的城市，在一家砖窑厂干活。信上的字歪歪扭扭，不是他平时的笔迹，大概是在工棚里趴在铺板上写的。有一封信里夹了三十块钱，还有一封信里夹了一块手帕，是给我娘的。我娘把手帕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嘴硬说是地摊上买的便宜货，不值几个钱，可她把手帕叠得整整齐齐压在枕头底下，谁都不让碰。

我娘在家也没闲着。开春以后，她把院子里那块荒地翻了，种了豆角和黄瓜。她又从娘家那边赊了几只小鸡崽，养在院子角落里用树枝搭的鸡棚里，说到年底鸡长大了能卖钱。她还接下了给村办小学洗被褥的活计，一大盆一大盆地搓，手上常年开着口子，冬天裂得更厉害，缠满了胶布。但她从来不叫一声苦。每次我们放学回来，灶台上总有一锅热乎乎的红薯糊糊，虽说不顶饿，但也不至于饿肚子。有时候她还变戏法似的从灶灰里扒出两个烤红薯，我和弟弟一人一个，吃得满嘴黑灰。

有一回，大伯母来我家借筛子。她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的，打量着我娘种的豆角、养的鸡崽，然后撇了撇嘴，不咸不淡地说：“他二婶，你倒是挺能折腾的。不过养这几只鸡能赚几个钱？还不如让你家平安早点下来帮你干活，念书有啥用？念来念去念不出个名堂，白糟蹋钱。”

我娘当时正在井边打水，听见这话，把水桶往地上一顿，转过身来看着大伯母。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袖子挽到手肘上面，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胳膊。

“他大伯母，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儿子想念书，我砸锅卖铁也供他念。我不求你帮衬我们家，但你在我家院子里说这种话，也别怪我不给你好脸。”

大伯母大概没想到我娘会顶嘴，愣了一下，讪讪地说了句“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嘛”，然后拎着筛子走了。我娘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哼了一声，继续弯腰打水。

那天晚上，我娘把我叫到跟前，煤油灯的火苗在玻璃罩子里静静地燃着，照得她脸上一明一暗的。她说：“平安，你爹在外头吃苦受累，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念书。你大伯母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她越说念书没用，你就越要念出个样子来给她看。你要让他们知道，咱们家虽然穷，但咱们家的人不笨。”

“可是娘，家里没钱。”我说。其实我明白家里的处境，每天放学回来帮我娘干活的时候，我看得见她藏在柜子深处的那个铁盒子，里面的毛票连买盐都要省着花。爹寄回来的钱，娘一分都没乱动，全存了起来，说是以后给我们交学费。

“钱的事你别管，你只管好好念书。”她把煤油灯往我这边推了推，昏黄的光圈扩大了，把我面前那本卷了边的课本照得亮堂堂的，“晚上少帮娘干点活，多做两道题。这比啥都强。”

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年秋天，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镇初中。通知书送到村里的时候，村长亲自敲锣打鼓地送到我家门口，哐哐哐的锣声把半条巷子的人都引来了，连树上的麻雀都被惊得扑棱棱飞走了。

我娘接过通知书的手是抖的，嘴唇也是抖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最后硬是忍住了没有掉下来。她转身进屋，打开那个藏在柜子深处的铁盒子，数了半天，然后换了件最体面的褂子，去了村东头的李婶子家借了五个鸡蛋。那天晚上，我吃上了平生第一顿葱花炒鸡蛋。

“吃，多吃点。”我娘坐在对面看着我，自己一口没动，筷子只往我碗里夹。她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看着我吃比她自己吃还香。

“娘，你也吃。”

“娘不饿。你快吃，凉了就腥了。”

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着炒鸡蛋，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那盘炒鸡蛋咸了点，大概是我娘倒酱油的时候手抖了，可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盘菜。

7

我上初二那年，我爹回来了。

他走的时候穿的那件露棉絮的破棉袄，回来的时候身上换了一件八成新的蓝色工装，肩膀上还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站在村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人黑了一圈，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了，鬓边多了好些白发，但眼睛比以前亮了，腰板也挺直了不少。

“爹！”我远远地看见他，撒腿就跑过去。

我爹一看见我，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他放下蛇皮袋，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捏了捏我的肩膀，疼得我龇了一下牙，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长高了，也结实了。像你爹年轻时候的样子。”

“爹你咋回来了？”我兴奋得声音都在发抖。

“那边的活干完了，结了工钱。”我爹拍了拍蛇皮袋，“走吧，回家。”

我抢着帮他提蛇皮袋，沉得要命，差点没拎动。我爹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我娘正蹲在院子里给豆角搭架子，手里的绳子还没来得及系紧，听到门响抬起头来。她看到我爹站在门口，手里的绳子啪嗒掉在了地上，整个人愣住了。

“秀芝。”我爹叫了一声。

我娘没有扑过去，也没有哭，只是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像平常一样说：“回来了？我熬了绿豆汤，先喝一碗解解渴。”

可我看见她转身进灶房的时候，脚步比平时快了许多。我也听见她在灶房里舀绿豆汤的时候，勺子和碗沿碰得叮当响，好久才舀满一碗。她从灶房里出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声音却还是那个冷静的声音。

我爹在堂屋里打开了蛇皮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像一个得胜归来的将军清点战利品——给我娘的的确良布料，藏青色的，够做一件褂子；给我和弟弟妹妹的文具盒，铁皮的，上面的图案是上海外滩；还有一大包大白兔奶糖和两瓶麦乳精。那年头的农村，这些东西就是天大的稀罕物，比现在送什么名牌包包都金贵。

弟弟妹妹围在旁边又叫又跳，我娘拿着那块的确良布料，摸了又摸。阳光透过枣树的叶子洒在院子里，把布料上的暗纹照得清清楚楚。她轻声说：“花这个冤枉钱干啥，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就行了。”可我看见她转身进屋的时候，飞快地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

晚上吃罢饭，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枣树的叶子在夜风里哗啦啦地响，天上的星星又亮又密，银河从东边的天际一直铺到西边。我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这两年攒了点钱。”他把钱放在桌子上，推到我娘面前，“我想好了，拿这钱做点本钱，在镇上做个小买卖。我有把子力气，也不怕丢人，摆个摊修鞋补胎都行。比出去打工强，至少能守着你们。”

我娘看着那沓钱，沉默了好一会儿。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变化了好几次，最后说：“德厚，你真想好了？修鞋补胎的活，你以前没干过。要是干不好，可就白瞎了这两年攒的辛苦钱。”

“没干过怕啥，学呗。”我爹说这话的时候，腰板挺得很直，“在砖窑的时候我跟老师傅们学了补胎的手艺，修鞋的活也不难，看看就会了。再说就算开始挣不到钱也不怕，天塌下来有我给你撑着。”

我娘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不是眼泪，是一种久违的、被称作希望的光芒。

8

我爹的修鞋摊在镇上开了张。

他没有铺面，就是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旁边支了个小摊，一把折叠凳、一个工具箱、一台手摇缝鞋机，外加一块写着“修鞋补胎”的硬纸板。第一天出摊，我爹把工具擦得锃亮，硬纸板上的字用毛笔重新描了一遍，穿上了那件我娘连夜给他做的新的确良褂子，精神抖擞地出了门。

可第一天，没人找他修鞋。他在供销社门口坐了整整一天，中午啃了个凉红薯，到了傍晚收摊的时候，工具箱上落了薄薄一层灰。隔壁卖烤红薯的老头跟他闲聊，问他咋想起来干这个，我爹笑着说“从头学起呗”。老头递给他一个烤得焦黄的红薯，他没舍得吃，揣在怀里带回家给了我。

我爹一点不气馁。第二天又早早地去，中午又啃了个凉馍。这次有个人来补了只鞋底，收了两毛钱，他把那张皱巴巴的毛票揣进口袋的时候，脸上笑成了一朵花。晚上回家，他把那两毛钱郑重其事地交到我娘手里，我娘接过钱的手顿了一下，低着头说了句“挺好”。她把那两毛钱放进铁盒子里，打开盒子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各种面额的票子，大的十块，小的两毛，每一张都是我爹用那双布满冻疮疤和老茧的手挣回来的。

慢慢地，他的回头客多了起来。我爹虽然不是什么手艺精湛的老鞋匠，但他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实诚。换鞋底的时候他发现鞋帮有开线，顺手就帮你缝了，不收钱。补胎的时候他检查了外胎又检查内胎，连气门芯松不松都要拧一把，还是不收钱。有的老太太拎着鞋来，说鞋底磨偏了走路脚疼，他就在鞋底加一块软胶皮，怎么打掌怎么粘，仔仔细细地弄半天，最后收的钱比别人还少。老太太问他为啥这么便宜，他笑了笑说：“婶子您这双鞋旧了，经不住大折腾，将就着先穿一阵子，等您换了新鞋再好好修。”

这话传出去以后，找我爹修鞋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他傻，做生意不知道多要点。我爹说，做人不能光看眼前那点钱，把人处好了，钱自然就来了。

那年秋天，隔壁卖烤红薯的老头生了场病，儿子又在外地当兵回不来。我爹收了摊就天天去老头家帮忙挑水劈柴，足足帮了大半个月，直到老头的儿子请了假赶回来。老头的儿子是个营级干部，感激得不得了，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送给我爹，我爹死活不要，最后只收了两包——一包给了村长，另一包拆开了散给街坊邻居，他自己一根都没舍得抽。

后来我问我爹，为啥不收那条烟。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帮人是本分，不是生意。你帮了人就记在账上等着人家还，那就不叫帮，叫放债。咱不干那个。”

从那以后，我爹在镇上的口碑越来越好。供销社的主任认识了我爹，有一回供销社的轮胎爆了，我爹去帮忙补，补完了主任问多少钱，我爹说“给公家的，不要钱”。主任笑了，说了句“老赵你这人实在”，然后第二天把我爹的摊子从台阶旁边挪到了供销社的屋檐底下，还给他腾了个小仓库放工具。我爹千恩万谢，主任摆摆手说：“不用谢我，是你的为人让你有了这个位置。”

我爹的修鞋摊，终于不用再在露天地里风吹日晒了。

9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我家的餐桌上终于不再是清一色的红薯糊糊了，偶尔能见到白面馒头，有时候还有我娘腌的咸鸡蛋。我和弟弟妹妹不再穿打补丁的衣裳去上学，我爹用修鞋攒的钱给我们一人买了一套新棉袄，深蓝色的，胸口有两个大口袋。弟弟高兴得穿着新棉袄在院子里跑了好几圈，妹妹把棉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旁边，好几天都舍不得穿。

而我考上了县一中。

在赵庄，考上县一中是件光宗耀祖的大事。那年全乡只考上了五个，我是其中之一。村长又敲锣打鼓地上门来，这次敲得比上次还响，锣声响得半个村子都震动了。我爹那天没去出摊，破天荒地喝了半斤散酒，脸红红的，逢人就说“我家平安有出息”。这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不下二十遍，把我娘都听烦了，但每次说的时候眼睛里还是亮晶晶的。我娘在灶房里偷偷哭了，哭完了又笑，笑完了又哭，然后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满满一锅汤。

可问题也来了——县一中的学费加上住宿费、生活费，一年下来要不少钱。我爹的修鞋摊刚稳定下来，每个月除了家用和给大伯父还那笔从天上掉下来的“旧债”以外，能存下来的并不多。

“没事，爹有办法。”我爹把酒盅往桌上一放，说得很轻松，可我看见他眼睛里闪过一丝愁云。

我的学费最终还是凑齐了。有亲戚帮衬的，有村里人自愿借的，还有供销社主任听说我家情况后提前支了我爹一笔修鞋的工钱。我爹把这些钱一张一张地数好，整整齐齐地包在手帕里，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在颤抖。那包钱沉甸甸的，不是重量，是分量。

去县城报到那天，全家人起了个大早。我娘给我收拾了一床新被褥，用麻绳捆得方方正正的，又给我装了一罐咸菜、一袋红薯干，还有几个煮鸡蛋。我爹换上了那件的确良褂子，把我送到村口。晨曦刚在麦田尽头露了个头，把整条土路染成了橘红色。我走了很远回头一看，我爹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冲我挥手，他的身影被朝阳拉得长长的，贴在金黄色的麦浪上。

到了县一中，我像一块被扔进河里的干海绵，拼命地吸收一切能学到的东西。班上的同学有城里来的，底子比我好，可我赵平安笨鸟先飞，每天早上四点就爬起来背单词，晚上熄灯了还在被窝里打手电筒做习题。同宿舍的哥们说我疯了，我没理他们。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爹我娘还在赵庄受罪，我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那年寒假我回家，发现大伯家又杀年猪了。

和往年一样，大伯家院子里飘出来的肉香弥漫了大半个村子。那头猪比我记忆中任何一头都要肥壮，听说足足有三百五十斤，杀猪匠老孙的手艺也更精进了，一刀下去，猪血装了满满一大盆。和往年一样，我们家的大门还是冷冷清清的。村东头的李瘸子照旧被请去了，大姑赵桂兰一家五口一个不落全坐在了桌边，连王寡妇的鸡蛋篮子都准时出现在了大伯家的灶房里。而我爹，赵家的长子，还是没有人来叫。

但这一次，我爹没有去蹭饭。

他在自己的修鞋摊上忙活了一整天，天黑才回来。我娘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在供销社门口买了两个烤红薯。我看着他坐在门槛上脱那双磨破了底的解放鞋，鞋底粘着胶皮碎屑和泥土，忽然觉得他很高大。

“爹，”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来，“大伯家今年又没叫咱们。”

“嗯。”他淡淡地应了一声，继续脱鞋。

“你不生气？”

我爹把解放鞋放到一边，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过头来看我。月光照在他脸上，深深的抬头纹像刀刻的沟壑。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苦涩，只有一种让我觉得无比踏实的东西。

“气啥？你爹现在不用蹭那顿饭了。我的平安考上了县一中，我赵德厚能靠自己双手养活老婆孩子，我气啥？该气的不是咱们。”

我愣住了。然后我也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窝窝囊囊了半辈子的男人，其实比谁都明白。

10

高二那年秋天，我爹在镇上租了个小门面。

门面不大，十几个平方，原来是供销社存放杂物的库房，墙上糊的报纸都发黄了，地上还堆着一些没搬走的破麻袋和旧纸箱。但我爹高兴得像中了彩票一样，他一个人把墙刷得雪白，又从旧货市场淘了个玻璃柜台，擦得锃亮，把他那台手摇缝鞋机端端正正地摆在柜台后面最显眼的位置。招牌换了块新的木匾，上面的字还是他自己写的，“德厚修鞋铺”，旁边画了一只鞋和一只轮胎，虽然画得不怎么像。

开业那天他还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的，惹得隔壁卖杂货的大姐直捂耳朵。我娘领着我们几个去给他撑场面，我爹穿着我娘新做的藏蓝色中山装站在柜台后面，腰板挺得笔直，像镇上百货大楼里的正式职工。他笑眯眯地给我们一人拿了一瓶汽水，橘子味的，瓶口还冒着凉丝丝的白汽。我喝着那瓶甜滋滋的汽水，看着墙上“德厚修鞋铺”那块匾，心里头涌上一股说不出的自豪感。这是我们家第一个正儿八经的营生。虽然小，但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有了门面，生意比路边摊的时候稳定多了。我爹除了修鞋补胎，还学会了配钥匙、换表带、修雨伞，活越接越多。他每个月往那个铁盒子里放的钱也越来越厚。我娘的笑容越来越多，不再为了柴米油盐发愁到半夜。弟弟妹妹也懂事了，放了学就帮家里干活，学习成绩也跟着上去了。日子好像一台被修好的老钟，嘀嗒嘀嗒地，终于走回了正轨。

可就在这时候，出事了。

大伯家的二儿子、我的堂哥赵建国出事了。他在乡里供销社上班，刚开始还干得不错，每个月往家拿工资，大伯逢人就夸他儿子有出息。可后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牌瘾，偷偷挪用供销社的货款去牌桌上翻本，结果输了个精光。单位查账的时候，窟窿足足有三千多块。

那年头的三千多块是什么概念？一个正式工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一千块。三千多块，是普通人不吃不喝三年的全部收入。

事情闹得很大。供销社报了案，赵建国被带走调查，蹲了拘留所。大伯急红了眼，四处借钱填窟窿，亲戚朋友借了个遍，能凑的都凑了。可谁家也不是开银行的，那点钱填进去连水花都溅不起一个。最后他实在没辙了，拉下脸面来了我家。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又是个杀年猪的日子。大伯家院子里头一次没有传出肥猪的嚎叫声——他今年没杀年猪。他把猪卖了，钱拿去填儿子的窟窿。

我爹正在铺子里修鞋，手摇缝鞋机咔嗒咔嗒地响着。门口的光线忽然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我爹抬头一看，是大伯赵德忠。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中山装，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整个人瘦了一圈，看起来憔悴了不少。

“大哥。”我爹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

“德厚……”大伯张了张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像是那两个字有千斤重，怎么都说不出口。他的目光在铺子里扫了一圈，看了看墙上那些修好的鞋，看了看柜台上那台手摇缝鞋机，最后落在我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的旧工装上，眼神很复杂。两个人在那个狭窄的铺子里面对面站着，中间隔了几步远，却好像隔了整整一片麦田。

“家里出了点事，你听说没有？”大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

“听说了。”我爹搬了张凳子，“大哥你坐。”

大伯没坐。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使劲攥着衣角又松开，反反复复好几次，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鹰，落在地上，飞不起来，也不肯低头。最后他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德厚……哥想跟你借点钱。建国的窟窿还没填完，再不还上就要判了。亲戚能借的都借了，实在是……实在是没别的门路了。”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脖子根都是红的。让这个趾高气昂了大半辈子的男人低头求人，还是求他从来瞧不起的弟弟，大概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我爹沉默了片刻，然后问：“差多少？”

“还差……一千二。”

一千二。在当时能盖三间砖瓦房，能买四头耕牛，是我们家攒了好几年才攒下来的全部家底。

我爹没有说话，他走到柜台后面，拉开抽屉，拿出那个铁盒子。盒子上的漆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斑驳的铁皮，那个铁盒子从我记事起就在我家柜子里，我娘用它装过针线，装过粮票，装过我们一家的命。他打开盒子，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有十块的五块的，也有一块两块甚至几毛的，每一张都压得平平整整。他把钱拿出来，蘸着唾沫一张一张仔仔细细地数，数到最后一张，正好是一千二百块。整钱零钱都加上了，一分不剩。

他把钱放到大伯面前，连那个装钱的铁盒子也一起推了过去。

“哥，这钱你拿着。不够再说。”

大伯看着桌上那沓钱，又看了看推到自己面前的那个掉了漆的铁盒子，脸上的表情剧烈地变化着，嘴角的肌肉抽搐了好几下，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站在那个小小的修鞋铺里，面对着这个被他轻贱了半辈子的弟弟，面对着这个在柴火堆旁边吃剩菜也没吭过一声的弟弟，嘴唇哆嗦了半天，两行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滚了下来，滴在那沓钱上。

“德厚……哥对不住你。”他的声音嘶哑而浑浊，“以前的事……是哥做得不对。”

我爹把钱往他手里一塞，说：“大哥，说啥呢。咱们是兄弟。”

就这一句话。

咱们是兄弟。

大伯拿着钱走了。他走出铺子的时候，脚步有些踉跄。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他走进风雪里，心想，这句话我爹等了多少年？被轻贱、被羞辱、被当成空气、被全村人看着坐冷板凳吃剩菜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说这句话的人会是对方？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娘知道钱被拿走了以后，沉默了很久。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我爹坐在门槛上，等着她的责骂。可她没骂人，也没摔东西，只是望着那口冒着热气的铁锅，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德厚，”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出奇地平静，“你心里就不委屈？”

我爹低着头，捡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来划去。过了很久，他说：“委屈。咋不委屈？可那是我大哥。他跪下来求我，我做不到见死不救。秀芝，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我欠你的，这辈子都欠你的。”

我娘没有说话。她转身进了灶房，端出两碗热腾腾的红薯糊糊，一碗递给我爹，一碗自己端着，坐在门槛的另一头，慢慢地喝着。雪粒子打在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时间在走。

“你这人啊，”我娘忽然笑了一下，笑里带着七分无奈三分心疼，“一辈子窝窝囊囊的，谁都能骑在你头上。可你有一副菩萨心肠，我当年嫁给你，看上的也就是你这点。”

那年初三，大伯母端了一碗饺子来我家。她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说：“他二婶，这是过年包的饺子，你们尝尝。”

我娘接过碗，说了声“谢谢”，语气不冷不热。

大伯母没有马上走，她站在院子里，看了看我娘种的豆角，又看了看鸡棚里那几只正在啄食的老母鸡。然后她低声说了句：“他二婶，以前的事……是我们不对。”

我娘拿着那碗饺子，看着她站在院子里的样子，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嫁到赵家十几年了，这是大伯母第一次跟她道歉。她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对。最后她只是端着饺子进了屋，从灶上盛了一碗刚煮好的茶叶蛋递给她，说：“刚煮的，给孩子拿回去吃吧。”

两个女人隔着门槛对视了一眼。有些事，不必说破。

11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赵庄炸了锅。整个村子都在传这个消息——赵德厚家的小子考上了大学！要知道，那可是九十年代初，大学生在乡下就是文曲星下凡，谁家出一个祖坟都得冒青烟。村口小卖部门口的长凳上，那些平时最爱嚼舌根的人这回改了口径。有人在传我爹当年是怎么在冰天雪地里出去打工供我念书的，有人讲起了我娘怎么把嫁妆卖了给我交学费的事，还有人说起了那年杀年猪我爹被冷落的事，说完了都感叹一句：“风水轮流转啊。”

村长又敲锣打鼓地上门了，这次敲得比哪次都响。村口还贴了大红喜报，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我爹赵德厚的名字，那字是村长亲自写的，虽然歪歪扭扭，但红纸黑字，喜庆得很。我家院子里挤满了来道喜的乡亲，有人送来了一篮鸡蛋，有人拎了一只老母鸡，还有人抱了一坛自家酿的米酒。我娘忙前忙后地招呼大家，脸上全是自豪的笑。我爹站在人群中间，被几个老邻居围着敬烟，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笑得嘴都合不拢。

大伯也来了。他站在人群后面，穿着一件洗了不知多少遍的旧中山装，没有往前挤。人太多，我家的院子本来就不大，挤不下那么多乡亲，他就那么远远地站着。我穿过人群，走到他面前。

“大伯。”

“平安……”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眼圈忽然红了，“你爹养了个好儿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双曾经有力的手枯瘦了许多，掌心还是粗糙的，拍在我肩上却很轻很轻，“去外头好好念书，给咱们老赵家争光。别像你堂哥那样……”

他没说完，但我懂他的意思。赵建国出来以后丢了工作，相亲的人都绕着走，到现在还在家里闲晃，大伯为了给他还债，把后院的几棵枣树都卖了。我点了点头：“我会的。”

去省城报到那天，全家人天不亮就起来了。我娘煮了一大锅饺子，酸菜猪肉馅的，让我吃得饱饱的。她还煮了十几个鸡蛋让我带着路上吃，又把我的行李检查了好几遍，一会儿说“这个放这里不对，挤坏了咋办”，一会儿又说“袜子带少了，再去拿两双”。

“娘，我到了给你写信。”我背着行李，站在村口对她说。

“嗯，去吧。”我娘的声音很平静，可我看得见她眼眶是湿的。她的双手攥着我的胳膊，攥了很久才松开。

我爹送我到县城的汽车站。一路上他扛着那个蛇皮袋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他还是那个走路的姿势，稍微有点瘸，但步子很稳。到了车站，他帮我买了票，又买了两个烧饼塞进我的包里，然后站在月台上看着我上车。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不停地挥手。

汽车发动的时候，我把头伸出窗外，看见他还站在月台上，身形在蒸腾的尾气里显得又瘦又小。我忽然想起那一年他背着蛇皮袋离家打工的样子，想起他在大伯家院子里吃剩菜的那个下午，想起他在供销社门口修鞋被太阳晒得满头大汗的样子。那些画面像一卷发黄的老胶片，在眼前一一闪过。

“爹——”我喊了一声，声音被风撕碎了。

他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只是把手臂举得更高了些。

12

大学四年，我省吃俭用，勤工俭学。帮教授整理资料有补贴，周末去学校食堂帮厨管两顿饭，暑假不回家在建筑工地搬砖，寒假回去帮人补课挣点零花钱。所有的钱都攒下来寄回家。第一笔奖学金发下来的时候我留了十块钱买了支钢笔，剩下的全寄回去了。

四年后，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进了省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成了村里第一个端上“铁饭碗”的大学生。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我站在邮电局的柜台前，把钱汇回赵庄的时候，手抖得写不好汇款单。

我在省城站稳脚跟以后，把弟弟也接了过来。弟弟比我小五岁，脑子活络，对机械特别感兴趣，我帮他在一家汽修厂找了个学徒的活。他干得很拼命，两年就出了师，后来自己在城南开了一家小型修车铺。说是修车铺，其实一开始就是个露天的地沟加几把扳手，但他跟我爹一样能吃苦，每天趴在车底下钻来钻去，浑身机油味，技术越来越好，回头客也越来越多。

又过了两年，弟弟的修车铺变成了修车行，在省城买了房，娶了个城里媳妇。妹妹也不甘落后，考上了卫校，毕业后回县医院当了护士，嫁了个老实本分的中学老师。

我们兄妹三个，都走出了赵庄。

我爹和我娘被接到了省城。我爹第一次坐电梯的时候吓得脸都白了，死死抓着扶手，逗得弟弟的孩子哈哈大笑。可他适应得很快，没几天就认识了小区的保安和楼下便利店的大姐，甚至还想在小区门口摆个修鞋摊，被我好说歹说拦住了。我说爹你都辛苦一辈子了，现在就好好享享福。

可他把这话当成了耳旁风，没几天我就发现他在阳台上摆了个小工具箱，帮邻居们免费修鞋，连物业经理的老皮鞋都是他给换了底。我说爹你这何苦呢，他笑了笑说：“闲着也是闲着，帮人补个鞋又不费啥事。再说了，你爹就会这门手艺，不摸缝鞋机手痒。”

有一年清明，我陪我爹回乡祭祖。那天下着蒙蒙细雨，麦田里的麦苗刚抽了穗，绿得发亮。我们在老坟前烧了纸，摆上供品，我爹跪在爷爷的墓碑前，拿着酒壶给坟头上倒了三盅酒。

“爹，平安出息了。”他的声音很轻，混在雨声里几乎听不清，“德厚没给咱家丢脸。”

雨丝斜斜地落下来，打在他的白头发上。我站在他身后，看着坟前那几缕被雨水打湿的青烟晃晃悠悠地飘起来，飘过麦田，飘过树梢，飘向灰蒙蒙的天空。

给爷爷磕完头，我爹又带我去了南山脚下。那里有一片荒地，野草长到齐腰高，几棵歪脖子酸枣树夹在草丛里，被风吹得哗啦啦响。远处大伯家的地早就荒了，赵建国到底没能撑起那个家，大伯老了干不动了，地也就没人种了。

我爹站在那片荒地前面，不说话，也不走。

“爹，你看啥呢？”我问。

“这块地，当年你爷爷说等你们长大了就分给你们。后来你大伯拿去种花生，我想着种就种吧，反正一家人。再后来闹分地的事，你大伯说要留给建国。现在荒成这样……”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打在草叶上沙沙地响。远处赵庄的炊烟在雨幕里显得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我看着那片荒地，想起那年的杀年猪，想起我爹坐在柴火堆旁边的那个背影，想起我娘摔掉的抹布和那句“还有没有脸”。那些记忆像刻在骨头里的印记，隔了这么多年，摸上去还是会隐隐作痛。

“爹，”我说，“都过去了。”

我爹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弯腰在那片荒地上拔了一棵野草，拿在手里看了看，又扔掉了。

“平安，”他说，“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娘。第二大的福气，就是你们三个都给爹争了气。”他转过头看着我，雨水顺着他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东西，“你记住，人这一辈子，穷过不可怕，被人瞧不起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认了。你爹这辈子窝囊，但有一条——我从来没认过。”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浑浊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个窝窝囊囊了半辈子的男人，其实比谁都硬气。

尾声

那年秋天，大伯家又杀年猪了。

这是多年来头一次——自从赵建国出事后，大伯家的院子已经冷清了很多年，过年不再杀猪，院里不再摆席。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赵建国张罗的。他在社会上跌跌撞撞这几年，终于沉下了心，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生意勉强过得去，人也老实了不少。他买了头猪，说是要学他爹当年的样子，把亲戚邻里都请来坐坐。

这一回，我们家也在被请之列。赵建国亲自来的，站在我爹面前叫了一声“二叔”，说：“我爹让我来请您。您一定得去。”

我爹已经是个头发全白的老头了。他坐在省城家里的阳台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脚边趴着弟弟养的那条老黄狗。听了侄子的话，他摘下老花镜，看了看窗外。

“好。”他说。

那天，大伯家的院子里又热闹了起来。院子里没有摆六张桌，只摆了四张，来的人也没有当年那么多，但气氛反而比当年更暖和了。大姑赵桂兰老了，头发花白，弯着腰在灶房里忙活，她媳妇在旁边打下手。赵建国进进出出地搬凳子端菜，满头大汗。

我爹坐在主桌，我娘坐在他旁边。我跟弟弟妹妹坐在另一桌。热腾腾的杀猪菜端上来的时候，我爹端着酒盅站起来，手有些发抖。院子里的人都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个被轻贱了半辈子、又用了半辈子赢回尊严的老人身上。

“大哥，”我爹举着酒盅，看着大伯，声音不大但很稳，“这杯酒，我等了好多年了。来，我敬你。”

大伯的眼眶红了。他也端起酒盅，手抖得比谁都厉害。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隔着满桌的菜和几十年的恩怨对望着，谁也没有再说什么。两只酒盅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酒液晃出来落在桌面上，滴滴答答的，像时间的回响。

我看着这两个老人，忽然觉得有些恍惚。眼前这个和大伯碰杯的白发老翁，和当年那个穿着破棉袄、坐在柴火堆旁边吃剩菜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吗？

是同一个人。他用了大半辈子，走回了这张桌子。不是靠争，不是靠抢，而是靠他一辈子没丢掉的东西——老实、本分、勤勤恳恳，还有那颗比谁都软又比谁都硬的心。

酒过三巡，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仰头看着那两棵老枣树。树上的枣子红了，在秋风里轻轻摇晃，像挂满了小小的红灯笼。我伸手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很甜。

弟弟也跟了出来，站在我旁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那两棵枣树。他看了很久，然后说：“哥，你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

“八六年。大伯杀年猪那年。”

“记得。”我说，“一辈子都记得。”

弟弟没有再说什么。秋天的风吹过来，枣树叶子沙沙地响。远处院子里传来我爹的笑声，很爽朗，是我小时候从没听过的那种。

我转过身，看着主桌上那个白头发的老头。他正端着酒盅跟老邻居碰杯，我娘在旁边帮他夹菜，嘴里念叨着“少喝点”。他点头应着，趁我娘不注意又偷偷抿了一口，然后冲我眨了眨眼。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爹从来没有输过。那些年，所有人都觉得他窝囊，觉得他没骨头，觉得他在他大哥面前抬不起头。可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他不吵不闹不争不抢，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本分。他靠自己的双手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他靠自己的为人赢得了整个镇子的尊重，他靠自己的气度把一场几十年的恩怨化成了酒桌上的一声碰杯。

这个男人，才是赵庄最有骨头的人。

院子里又传来一阵笑声。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那颗枣核，然后把它埋在了枣树下的泥土里。

枣核入土，会生根，会发芽，会长成一棵新的枣树。

就像这个家一样。

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钱钱多多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

免责声明：本故事为虚拟创作，所有情节与人物均为虚构，请勿带入现实。

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健康康，吃饭香、睡眠好，日常少操劳、多舒心，家人常伴左右，日子过得平平安安、和和美美，钱钱多多，咱们下一则故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