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二零一八年的那个冬天，广东的湿冷像是能顺着骨缝往里钻。那是我在东莞长安镇打工的第五个年头，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四川老家过年。
厂里效益不好，腊月二十就放了假。别人大包小包地往火车站赶，我却只能把自己关在城中村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那年我二十九岁，谈了三年的女朋友因为我拿不出首付跟我分了手，父亲年初又做了一场手术，我把卡里最后一点积蓄都寄回了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不到八百块钱。这点钱，连买张高铁票凑合回家过年的底气都没有。
除夕那天下午，城中村里的租客几乎走光了，平日里吵闹的巷子变得死气沉沉。外面的小饭馆全都拉下了卷帘门，我煮了一锅清水挂面，卧了两个鸡蛋，倒了点酱油，权当是年夜饭。屋里没有暖气，我裹着军大衣坐在床沿，看着手机里家人群发来的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照片，心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堵得发慌。
就在我准备蒙头睡一觉，把这个凄凉的除夕夜熬过去的时候，门被敲响了。
声音不大，但在那空荡荡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心里一紧，以为是房东来催交下个月的房租。我的房租其实还没到期，但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跟房东打交道。
拉开门，站在外面的确实是房东陈姐。
陈姐那年四十二岁，本地人，那栋六层高的自建房就是她的产业。平时她总是穿着碎花睡衣，趿拉着人字拖，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收租时说话语速极快，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精明干练，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有次一个租客拖欠了三天房租，她站在楼道里数落了人家半个小时，从那以后我们都挺怕她。
但眼前的陈姐却让我愣了一下，她没有穿平时那身随意的衣服，而是换上了一件质地很好的暗红色呢子大衣，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更让我意外的是，她手里端着一个还在冒热气的砂锅，另一只手拎着一瓶包装精致的白酒。
“陈姐……新年好，下个月房租我过完年发了工资就……”我结结巴巴地开口，试图解释。
她打断了我，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了一眼桌上那碗快要坨掉的酱油面，叹了口气。
“谁跟你说我是来收租的？”她的普通话依然带着口音，但语气比平时柔和了许多，“林诚，你一个人在屋里吃这些怎么行。大过年的，跟我上楼，陪姐吃顿年夜饭。”
我愣在原地，大脑一时没转过弯来。我和陈姐除了每个月微信转账时的几句客套，平时几乎没有交集。她住在顶楼六楼，那是她给自己留的宽敞套房，我们这些底层租客从来没上去过。
“陈姐，不用了，我这面挺好的，再说我也不怎么喝酒……”我下意识地想要拒绝，长期的戒备心让我觉得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意有些不真实。
“少废话，楼上菜都做好了，我一个人吃不完。”她不由分说地把那瓶酒塞进我怀里，端着砂锅转身上楼，“赶紧上来，六楼左边那间，门没关。”
看着她上楼的背影，我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酒，是挺贵的牌子。肚子里没出息地叫了两声，那股属于老火靓汤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我犹豫了片刻，搓了搓冻僵的手，锁上门，跟着上了六楼。
推开六楼虚掩的防盗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陈姐的家很大，客厅里开着空调，装修得有些年头了，但极其干净整洁。宽大的红木沙发、巨大的液晶电视，还有阳台上摆满的绿植，都在昭示着主人的殷实。
然而在那个近一百五十平米的空间里，却没有一丝新年的喜气。没有贴春联，没有挂灯笼，甚至连电视都没开，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这种巨大的空间感反而衬托出一种深不见底的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