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小学老师为何改教初中？

小学在收缩，初中在扩容，一些地方把小学老师调去教中学，是在不增加编制和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对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 | 朱弢

2026年6月23日，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的一间教室里，30多名教师坐在台下，以“学生”身份重新走进课堂。

他们中，有人持有初中教师资格证，却在小学授课多年；有人来自幼儿园，即将第一次面对小学生。讲台上，培训导师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初中生并不是大一点的小学生，“转学段后，原来有效的教育方法会不会失灵？”按计划，这些教师将接受为期一年的区校合作流动培养，最终完成从低学段到高学段的转身。

师资从低学段转到高学段，并非上海一地的情况。

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2025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普通小学12.83万所，比上年减少约8000所；小学招生1461.74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55万人；小学专任教师645.82万人，比上年减少超过13万人。

这是小学专任教师连续第二年下降。2023年，全国小学专任教师达到665.63万人的峰值，2024年净减少6.6万人。这意味着，2024年-2025年间，小学教师减少了近20万人。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初中正在扩容。2025年，全国初中招生1852.81万人；初中在校生5509.34万人，增加123.18万；初中专任教师423.95万人，增加9.07万人。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场师资结构性调整。安徽临泉、福建龙岩、安徽天长等地近期接连发布公告，将小学教师遴选转岗至初中任教。

7月22日，时隔近七年再次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将“师资调配”置于与经费、布局、学位同等重要的位置。会议明确，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在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看来，一些地方把小学老师调去教中学，是在不增加编制和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对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

多地小学老师改教初中

小学教师缩减，初中教师仍需扩容。面对这种结构性矛盾，全国多地已将教师“跨段转岗”作为现实选择。

2026年以来，安徽、福建等地落地小学教师转岗初中的具体方案：6月16日，安徽省临泉县教育局发布公告，明确划定年龄、学历、教师资格、综合考核等准入门槛，采取“量化赋分+公示+一学期跟岗试用”的流程，小学教师考核通过后正式办理转岗手续；7月6日，安徽省天长市发布公告，面向城区小学在岗教师遴选15名具备初、高中任教经历的骨干力量补充至城区初中；7月9日，福建省龙岩市教育局亦明确，从市属公办小学在编教师中遴选33人转岗至市属中学，考核设置一年试用期，未通过考核者将退回原小学岗位。

在此之前，2025年多地已有试点。

2025年6月，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教育局发布通知，选调100名小学教师转岗到初中任教，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多个学科。这也是目前公开信息中单次转岗规模最大的案例。

2025年8月，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发布转岗遴选公告，明确“城区对城区、农村对农村”的对口转岗原则。

公开信息显示，湖南省株洲市近三年累计推动891名小学教师转岗至初中岗位。湖南新化县对富余小学教师着手分流，一部分取得初、高中教师资格证的小学教师转岗至初、高中任教。

类似的探索还在江西、新疆等地展开。

目前，各地已从初期的“应急式补缺”转向长效制度设计。

前述上海市静安区的做法颇具系统性。静安区教师跨学段胜任力提升计划首期研修班，为上海市首个系统化跨学段教师转岗培训项目。静安区教育局局长邱中宁介绍，该区正积极推动具备相应资质的在职教师跨学段转岗，以优化师资配置、保障教育质量。该项目首批37名教师入选，其中10名幼儿园教师计划转岗至小学，27名小学教师计划转岗至初中。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则探索了“双向储备”机制，通过“上往下”招聘储备、“下往上”挖潜培养双向机制，推动师资动态适配。具体而言，当地招聘“跨学段”任教教师，前三年在小学支教，待生源高峰传递至初中时，再回调初中。

综合各地实践，当前跨段转岗主要有三类模式：一是“遴选制”，通过笔试、面试等竞争性选拔方式择优录用；二是“分流制”，由教育部门统筹开展行政调配，同步完成编制跨段划转；三是“储备制”，提前培养教师的跨学段执教能力，匹配生源峰谷的传导节奏。但无论哪种模式，都遵循一个共同前提——不新增教师编制、不额外增加财政负担。

跨段转岗绝非“一调了之”，各地普遍设置了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福建龙岩明确设置一年试用期，未通过考核者退回原小学岗位；安徽天长则将“持有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具备初高中任教经历”作为门槛。这反映出地方对教师能力的审慎考量。

小学“缩”与初中“扩”

跨段转岗做法的背后，是教育统计数据中清晰可见的“剪刀差”。

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在教育统计公报中留下清晰印记。梳理教育部历年统计公报可见，小学数量已连续多年呈收缩态势：2022年为14.91万所，2023年降至14.35万所（较上年减少5645所），2024年进一步降至13.63万所（减少约7200所），2025年继续下滑至12.83万所（减少约8000所）。三年间全国小学累计减少超2万所，且减少速度在加快。

小学在校生规模同步收缩：2024年为10584.37万人，2025年降至10178.29万人，一年净减406.08万人。更具信号意义的是小学招生数：2023年约为1877.88万人，2024年降至1616.63万人（较上年减少261.25万），2025年进一步下探至1461.74万人，两年累计缩量超400万人。

与小学阶段的持续收缩形成鲜明“剪刀差”的，是初中的稳步扩容。《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初中招生达1852.81万人，较上年微增4.06万；在校生规模达5509.34万人，较上年增加123.18万；专任教师增至423.95万人，较上年多9.07万。

2025年初中招生人数已反超小学招生近391万人。小学“缩”与初中“扩”的结构性格局，催生了师资调配的需求。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此前的一项研究显示了区域趋势：2023年至2027年，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小学在校生预计将减少超15%，其中江西减幅约60万人、湖南减幅约80万人。

丁长发指出，学龄人口“排浪式”波动是人口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全国出生人口自2016年触及178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滑，2022年首次跌破千万关口，其影响正沿着“幼儿园→小学→初中”的路径依次传导。

丁长发提醒，若参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小学教师实际并不存在绝对富余：“OECD成员国小学班级规模普遍控制在20人左右，若对标这一标准，中国小学师资不仅没有过剩，反而存在较大缺口，核心制约在于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足。”

“剪刀差”的压力已直接传导至教师招聘端。据公开数据，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规模在2023年达到665.63万人的峰值后，2025年已回落至645.82万人，连续两年呈下降趋势。各地新招教师规模随之快速收缩：2026年湖北省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2740名，较2025年的5799名减少52.8%；江西省2026年中小学招聘计划仅1190名，较2023年的7821名骤降超84%；河南省2026年地方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合计招生1117人，较上年减少51.3%，其中学前教育专科公费师范生已直接停招。

丁长发以厦门为例称：“厦门近年新招聘教师均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实行总量控制，未来岗位缩减几个，编制就相应核减几个。整体来看师资存量并无缺口，但增量岗位大概率不再配备编制。”

在教师总量收缩的同时，师资质量得以稳步提升。《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已达85.30%，四年间提升15个百分点，学历合格率保持100%；初中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更是达到95.51%。师资供给逻辑正从过去的“规模补缺口”转向“质量提效能”，这也为教师跨学段流动奠定能力基础。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金木认为，人口变动带来的结构调整压力依然存在，人口高峰正全面传导至初中。这就需要站在长远视角调配初中阶段的资源供给，通过多种方式调配资源与优化布局，以扩充初中阶段教育资源。

“师资调配”进行时

“跨段转岗”的地方实践，背后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指引。

2026年6月29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时隔近七年再次召开的高规格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可以看出，“师资调配”被置于与经费、布局、学位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政策指引下，各地的探索也在走向多元。

小班化教学被视为消化“富余”教师的重要路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当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已将小班化作为构建优质均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

丁长发认为，小班化是化解所谓教师“富余”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已居全球前列，中小学教育投入仍有向国际通行标准靠拢的空间；从培养未来人才和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推进小班化是大势所趋。与其说教师“富余”，不如说优质小班化教学的能力供给还不足，关键是在投入上对接更高标准。

师资调配之外，教师培养端也在同步调整。

2026年以来，多所师范院校调整学科布局：4月3日，安庆师范大学为数学与统计学院、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等九个新学院揭牌；4月28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宣布成立光电信息工程学院、新能源材料学院、数字经济产业学院等；6月25日，乐山师范学院同步成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智能控制与低空技术学院等。南昌市则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支持豫章师范学院逐步转型为以理工类为主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丁长发分析，当前师范院校面临多重挑战：学龄人口变化导致基础教育师资需求减少，非师范院校毕业生也可通过考取教师资格证进入教师队伍。在多重因素叠加下，师范类高校正在加快转型调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则认为，在新人口形势下，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会波浪起伏式出现“富余”与“紧缺”，叠加城乡差异。韩国、日本应对低生育率的主要办法是“熬”——让教师自然退休，停止新招聘。中国也需控制教师总量，在存量上做文章。

从数据趋势看，“跨段转岗”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学龄人口“排浪”继续向初中、高中传导，师资结构性调整会一直持续。

核心思路已经明确：不能简单做“加减法”，而要转向调结构、优布局、提质量，把人口变化的压力转化为教育提质增效的机遇。

丁长发表示，短期内“跨段转岗”仍是缓解师资结构性矛盾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看，需要建立更加制度化、常态化的师资调配机制，包括完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健全教师转岗培训体系、探索小班化教学改革等。这不仅是教育系统的事，更涉及编制管理、财政保障、人事制度等多方面协同。

“人口变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教育的应对可以更有前瞻性。”丁长发说。

责编 | 李煜

题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