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何建国的葬礼上，我替他扶了三个多小时的灵。
人走得突然，连句遗言都没留下。
他老婆哭得站不住，是我跟几个人架着她。
葬礼快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说建国走前交代的，让我拿着。
我心里头一下子就热了，以为那二十万的事他还记挂着。
回到家，我拆开信封，里头就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六个字：“别查了，求你了。”
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原地。
我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他到底在瞒我什么？
01
我记得那天下午的风特别冷。
何建国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人，都是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老婆周春梅招呼这个、招呼那个，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
我心里头也空落落的。
跟何建国认识快三十年了。
从小一起长大，一块儿爬树、一块儿打架、一块儿偷隔壁赵大爷家院子里的柿子。
后来他下了海，我进了厂，见了面的次数少了，但感情从来没淡过。
他发达以后，对我也没变过。
去年我儿子小陆谈了个对象，要买房结婚，首付还差二十万。
我把亲戚挨个儿借了个遍，都碰了一鼻子灰。
大哥说刚买了车，二哥说小孩上学要花钱，三姐说手头紧。
我蹲在小区花坛边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屁股都快把花坛给塞满了。
何建国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穿了件灰色夹克，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一屁股坐我旁边，笑着说：“咋了老陆，跟媳妇吵架了？”
我没吭声，他也没再问。
就陪着我一根一根地抽烟。抽完了半包烟，他从兜里掏出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密码是你生日，里头二十万，先拿着用。”
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跟他说，这钱我不能白拿，得打借条。他摆摆手，说咱们兄弟之间用不着这些，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没有就算了。
我回家跟媳妇叶秀兰说了这事。
她坐在饭桌边上，半天没说话。桌上的菜都凉了，她也没动筷子。
“这钱不能拿。”她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何建国这个人，面上的风光你也信？”
我说人家好心好意帮咱们，你咋这样说人家。
她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说他不好，他做生意的事我听人说过，账面上弯弯绕绕太多。
我没听进去。
儿子第二天就去看房了，交了定金，回来兴高采烈地跟我俩汇报。叶秀兰嘴上没说什么，但我看见她背过身去的时候，眼圈红了。
我当时觉得她小题大做。
现在想想，她那双红了的眼眶，何尝不是看透了这个家被我往火坑里推的模样。
事情要从头说。
我在市里的机械厂干了二十五年，当了八年车间主任。
工资不高，但稳定。
叶秀兰是小学老师，一个月三千多块。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能糊口。
何建国不一样。
他脑子活，嘴巴甜，九十年代末就开始倒腾小商品，后来开了个什么设备公司，专门给工厂提供配件。
几年功夫，把房子换了、车换了，儿子送到了国外念书。
他发达以后，没少拉扯我。
厂里要换设备的时候，他找上门来，说他公司的产品性价比高，让我帮帮忙。
我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加上他刚借了我二十万，就拍着胸脯在厂里把这事揽了下来。
就是这一次拍胸脯，把自己拍进了坑里。
厂里的设备采购是要走流程的，得比价。他把报价单递上来的时候，我一看，比市场价高了百分之五。我心里咯噔一下，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最近原材料涨价了，这个价是成本价。
我信了。
我得承认，我信他，是因为我不愿意往坏处想。三十年兄弟，我要是连他都怀疑，那我这活得也太失败了。
结果没几天，副主任孙志强就摸到了这个事。
孙志强比我小几岁，学历高，会来事。
他在车间里干了几年，对我这个位置一直有想法。
他明面上对我客客气气的，背地里没少在厂长那里吹耳边风。
那天厂里开大会，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
厂长姓刘，五十多岁，说话从来都是不紧不慢的。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
然后问了一句：“老陆，听说你跟何建国私下有经济往来？”
我当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难看。
我说没有，就是普通朋友。
他哦了一声，说有人反映你帮他拿下了设备采购的单子，价格还比市场价高了一截。
我说那事走的是正规流程。
他没再追问，只是笑了笑，说老陆啊，你在厂里二十多年了，别晚节不保。
走出厂长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后背湿透了。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只是开始。
02
回到家，我把厂长找我谈话的事跟叶秀兰说了。
她正在厨房切菜，听了我的话，手里的刀停了停。
“他知道了？”她头也不回地问。
我说可能吧，有人举报了。
她没再接话，继续切菜，菜刀落在砧板上，一声一声的，像是在我心里头敲。
那天晚上，我俩都没怎么说话。
吃过饭，她收拾碗筷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那个二十万，你打算怎么办？”
我愣了下，说等何建国那边周转过来了，我就还。
她没再说什么，端着碗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响着，像是在替她表达不满。
我很清楚，她心里压着一堆话，就是不想说出来。
结婚二十年了，她一直是这样。
我这个人重情分，亲戚朋友有个什么事，我总想着帮一把。
大哥买房我借了三万，二哥做生意我借了两万，三姐住院我垫了一万五。
这些钱，有的还了，有的到现在也没见影儿。
叶秀兰说过我几次，每次都是话说一半就咽回去了。
她是个会省着过日子的人。自己三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买菜也只挑打折的。
她嘴上也说过，可我知道，她想过好日子，她不想一辈子就守着这个破家。
我欠她的。我心里头明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翻来覆去地想，何建国的事到底怎么个了结法。
第二天一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接得挺快，声音听着精神头还不错。我说建国，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他问什么事，我说厂里那笔设备采购的单子，可能有人盯上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老陆，你别担心，我心里有数。那批设备质量没问题，价格的事我也能解释得通。
我说那就好。
他又说，那个二十万的事你也别急，慢慢来。
挂了电话，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
可这份踏实没维持太久。
十一月中旬，我爹陆大山查出了胃癌。
他身体一直挺好，能吃能睡的，谁也没想到会突然这样。那天他在老家摔了一跤，送到医院检查，结果顺带查出了胃里有个肿瘤。
我接到电话就赶回去了。
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瘦了一大圈。看见我进来，他笑了笑，说没事没事，就是摔了一下。
我没敢跟他说实话。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已经是晚期了，扩散了，最多三个月。
我记得自己当时特别平静，平静得不像话。
问医生还能不能手术，医生说意义不大了，只能保守治疗，尽量减轻痛苦。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走到走廊尽头，靠着墙，蹲了下去。
没哭出声。
就是觉得心里头堵得厉害，像压了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
我打电话给叶秀兰，说了我爸的情况。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明天请假，跟你一块儿回老家看看爸。
我说不用，你上班吧，我自己能行。
她说我跟你多少年了，你行什么行。
我没再说什么。
那会儿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还是她。
我把何建国那二十万的事暂时放一边了，先把精力都放在了给父亲治病的事上。
我打听了一下省肿瘤医院的专家号，一个号黄牛手上卖两千多。我咬咬牙还是买了。专家看了片子，说了跟县医院一样的话。
我爹不知道这些，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摔伤了，将养一阵子就好了。
我每天在医院陪他，给他擦身子，喂他吃饭。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糊涂的时候喊我妈的名字。
我妈走得早，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我记事起，他就是厂里的老工人。常年两班倒，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白天补觉，但再累也从没耽误过管我吃管我穿。
他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我看着他那张瘦得颧骨都隆起来的脸，心里头酸得不行。
叶秀兰来看过他几次，每次来都带一堆吃的。我爹见了她特别高兴，嘴里喊着“秀兰来了”，笑得眼睛都没了。
她给他削苹果，跟他聊天，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
我站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个画面挺好的。
可我心里也清楚，她对我爹好，不代表就原谅了我。
03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我爹住院的事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眼见着见底。叶秀兰把她存的五万块私房钱拿了出来，说先紧着治病。
我当时跟她说，这钱算我借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生气的，也不是失望的，是那种已经懒得跟你争了的疲惫。
十二月初，何建国的电话突然打不通了。
我开始以为他在忙，没当回事。过了两三天，还是打不通。我有点急了，打他座机，没人接。打他公司电话，也是没人接。
我开车去找他公司。
到了地方，门锁着，里头黑灯瞎火的。玻璃门上贴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出租”。
我当时就感觉不太对劲了。
站在那条街边上，我抽了好几根烟，脑子里反复想，他是出事了还是跑了。
晚上回家，我跟叶秀兰说了这事。
她正在叠衣服，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
“我早就跟你说过。”她说，“他的话，不能全信。”
我说他不是那种人。
她把手里的衣服往床上一摔，看着我，声音一下子大了：“陆建平，你什么时候能醒一醒？你那些朋友，哪个是真的对你好？你是借钱给他们的时候好，还是被人利用完扔一边的时候好？”
我被她吼得愣住了。
结婚二十年，她从来没这样跟我说过话。
那天晚上，她没回卧室，睡在了客厅沙发上。我在床上躺着，盯着天花板，一宿没合眼。
我心里头乱极了。
一边是何建国不知去向，那二十万还没着落；一边是厂里的调查还在进行；一边是我爹的病。
我忽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
活了大半辈子，到头来什么都抓不住。
04
孙志强的动作越来越明显了。
他联合了几个老同事，联名给厂长写了信，反映我在设备采购中“涉嫌违纪”。厂长没办法，只好成立了一个调查组。
我被叫去谈话的那天，调查组组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三十出头，说话客客气气的。
他问我，何建国来厂里谈业务的时候，我跟他在办公室到底谈了什么。
我说就是正常的业务对接。
他又问，那为什么何建国的报价比同行业高了百分之五，这个差价你有没有收受回扣。
我说没有，我可以发誓。
他笑了笑，说老陆师傅，我们不是要给你定罪，只是走个流程，把情况搞清楚。
走出谈话室的时候，我两条腿都是软的。
我在厂里干了二十五年，从来都是本本分分的。我承认，我拿了何建国的钱，但那是我跟他私人的借贷，跟厂里的业务没关系。
可是这话说出去，谁信？
何建国偏偏又联系不上了。
我给周春梅打过电话，问她知不知道建国的下落。她说不知道，她也急着找他，说是公司倒闭了，欠了一屁股债，人跟蒸发了一样。
我心里那根弦，一下子就断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何建国公司楼下的那条街，坐在马路牙子上喝酒。酒是便利店买的二锅头，八块钱一瓶。
半瓶下去，脑子里全是这几十年的画面。
小时候一块儿去河里抓鱼，他踩着石头滑倒了，浑身湿透。我把我衣服给他换，自己穿了条湿裤子回去，我妈看见了没少骂我。
后来他去当兵，我去送他，他在车窗口冲我喊，老陆，等我回来请你喝酒。
他真的回来了，也真的请我喝酒了。
他发达了，在饭店请了一桌子菜，跟我说，老陆，以后有我一口干的，就有你一口稀的。
我想起这些话，把剩下的半瓶酒一口气灌了下去。
没一会儿就吐了。
蹲在路边，吐得眼泪鼻涕一起流。
旁边有个大爷遛狗路过，看了我一眼，绕开了。我知道自己狼狈得很，但那一刻我真的撑不住了。
不是为钱，是为人心。
三十年兄弟，说翻脸就翻脸，说走就走，连个解释都不给我留下。
05
十二月十号，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周春梅打来的。
她哭得话都说不利索，断断续续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何建国死了，在去外地要债的路上，心梗，没抢救过来。
我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魂。
手机掉到了地上，屏幕摔碎了一个角。我没顾得上捡，就那么站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天下着小雨。
我站在厂门口，雨丝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来来往往的人都绕着我走，大概觉得我这个样子不太正常。
我蹲下来，把刚才摔掉的手机捡起来。
屏幕上一道裂纹，正好把通讯录里“何建国”三个字从中划开。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按了呼叫键。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我抱着头，蹲在厂门口，整个人都在发抖。旁边有个老同事过来拍我的肩膀，问老陆你咋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冷。
那天下午，我去了殡仪馆。
何建国躺在那儿，身上盖着白布。周春梅站在旁边，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她看见我进来，冲我点了个头，然后别过脸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走过去，掀开白布看了一眼。
是他。
脸色灰白，嘴唇发紫，整个人像是缩水了。跟他活着时候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没哭。
我爸教过我，在外人面前不能哭，丢人。
可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蹲在小区花坛边上，抽了半包烟，哭了半宿。
我心里头翻来覆去地想，我不是恨他，甚至那二十万的事我都想不起来了。我就想不通，人跟人之间的缘分，怎么就这样断了。
连个体面的告别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