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布鲁塞尔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晚。
三月的风还带着湿冷的寒意，我从机场打车到那栋白色小楼，沿途的树木光秃秃的，像是还没从冬天里缓过神。
人在决定自己生命终点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异常平静。我没有看沿途的风景，只是望着车窗外陌生的街道，想着女儿刘念再过两个月就满十一岁了，她说过想要一架新钢琴。
司机把我放在一栋三层建筑前，楼下种着几株茶花，有几朵开了，粉白色的花瓣在风里瑟瑟发抖。
接待我的女人叫玛格丽特，四十多岁，灰蓝色眼睛，会说一点中文。她让我签署一堆文件，我用英文签的，手比想象中稳。
“苏医生，你确定吗？”她问，语气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我点头，她已经问过很多遍了，从第一封邮件开始，每一次确认我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窗外有人在修剪草坪，割草机的声音嗡嗡的。
我想起自己上手术台前，也是这样，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消毒、麻醉、器械检查，每一个步骤都不会出错。
这是个标准流程。我开始服用了医生开的药，以便减轻痛苦。房间里有一张小桌，桌子上摆着那杯药液，透明的玻璃杯，液体几乎没有颜色，像一杯清水。
我伸手端起杯子时，发现自己的指尖很凉。
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
玛格丽特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亚洲护士，那个护士眼眶通红，像是哭过。
我的心沉了一下。
护士走到我面前，手里捏着一张纸，那纸的边缘被攥得皱巴巴的。
“苏医生。”她开口，说的是中文，声音很细，“你的化验单拿错了。”
我看着那张纸，没有接。
“我在国内病理科的同事加班核对的，她一发现不对就发了传真过来。”护士的手在抖，“你没有……你没有那个病。”
我低头看着药杯里的液体，房间里很静，只有割草机的声音还在远处响着。
“谁拿错的？”我问，声音自己听着有点哑。
护士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伸手接过那张传真，上面是中文，有国内医院的抬头，有我的名字，还有一段手写的说明，样本编号核对发现与病历登记不符，已重新检测，结果未发现恶变细胞。
传真的时间是二十分钟前。
我在肿瘤科干了十五年，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苏医生，你可以随时离开。”玛格丽特在旁边说，“程序可以终止。”
我看着那个护士，她大概二十七八岁，胸口挂着工作牌，上面有她的中文名字。这个机构是正规的，但这样的逆转极少发生。
“你认识我？”我问她。
她点点头，又摇头：“我在国内医院轮转过，听过您的名字。”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指尖离开玻璃杯的时候，那股凉意还在。
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但最先定格的，是丈夫刘昊送我来机场时，在航站楼入口处抱了我一下。他抱得很用力，下巴抵在我头顶。
“到了照顾好自己。”他说。
那个拥抱让我觉得有点陌生，因为他很久没这样抱过我了。
当时我只当他是舍不得。
现在想起来，他手心的汗，多得不正常。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护士扶了我一把。我看着窗外，草坪已经被修剪出一道道整齐的纹路，割草机停在墙角，工人正坐在台阶上喝水。
“给我订回国的机票。”我说。
护士愣了下，连忙点头。
玛格丽特又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只是盯着那张传真纸上的手写字，一笔一划，看得出写得很急。
问题很多。
谁拿错的样本。怎么换的人。为什么要换。
会有人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吗？
我把纸折好，放进外套口袋里，确认药杯还在桌上，液体纹丝不动。
水还是那杯水，但我不会再喝它了。
01
回到国内是第三天下午。
飞机落地的时候，窗外正下着小雨，跑道上的积水映出灰蒙蒙的天。我在飞机上睡了两个多小时，醒来时脖子里酸得厉害，空乘递来的水我也没喝。
刘昊提前发消息说会来机场接我。
他在到达大厅等我，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是去年我陪他在商场买的。他看见我出来，快步迎上来，脸上的笑意很自然，接过我手里的包。
“瘦了。”他说，伸手想揽我的肩。
我侧了下身子，装作低头翻包找纸巾，他那只手落了空。
“外面下雨了。”我说，“我记得家里窗户关了吗？”
“关了，关了的。”他把外套拉链又拉上一点，“念念的东西我也收拾好了，送她去学校住了，怕影响你休息。”
我顿住了。
刘念上的是寄宿小学，但她平时周末都会回家。我走之前她还跟我说，妈妈你早点回来，我等你一起吃生日蛋糕。
“我不是说让她在家等我回来吗？”我问，尽量让语气平静。
刘昊推着行李走在我前面，回头看了我一眼：“医生说你身体不好，孩子在家你得操心，她功课也多，我就跟她商量了一下，这周末先不回来。”
说完，他笑了一下：“她可乖了，没哭没闹。”
我没有接话。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说话一直没停，问我那边的医生怎么样，问我现在还疼不疼，问我要不要去北京再找专家看看。
我随口应着，看着窗外被雨水打湿的路面。
“不用了。”我说，“那边的医院说，我这情况，回去也没什么办法。”
他沉默了几秒，手搭在方向盘上，没说话。
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
“你倒想得开。”他补了一句。
到家后，我发现家里确实变样了。客厅茶几上我的相框被收起来了，玄关处我的拖鞋放在鞋柜最下面一层，卫生间的牙刷杯里，我的那把被塞在角落。
这些细节，我以前从不在意。但在比利时那间白房子里待过之后，有些事情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你先休息，我去医院一趟，有个会。”刘昊把行李箱放在客厅就出门了。
门关上之后，我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
客厅很安静，落地窗外的雨还在下，电视柜旁边的绿萝长出了新叶，是我出国前浇过的那盆。我打开电视柜的抽屉，翻了一下里面的东西，除了收据、说明书、几支笔，没什么异常。
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你好，请问是苏晚女士吗？我是市医院病理科的张医生。”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您之前在我们科室的活检样本出现了核对异常，我们想请您回医院当面沟通一下。”
“我已经回国了。”我说，“明天上午可以过去。”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感觉到腹部隐隐的疼痛。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现在分不太清。那种痛像是刻在身体记忆里的，就算检查单上说没事，我的骨头还是会记得被穿刺的滋味。
那天晚上刘昊回来得很晚，将近十一点。我在床上躺着，听到他进门的动静，听到他去敲了书房门，又折回卧室。
“睡了？”他在门口问。
我没应声。
他站了一会儿，关上了卧室的灯。
黑暗中，我听到他手机响了，他接得很快，声音压得很低。
“嗯，她回来了……明天再说，别打。”
电话挂断后，他在客厅里踱了几步，然后是书房门关上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天花板是暗灰色的。那通电话里接话人的语气，不像是在跟同事说话。
我当了十五年医生，听得出区别。
02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医院。
市医院我太熟了，在大厅碰到好几个老同事，他们看见我都是一愣。
“苏医生？你回来了？”呼吸科的赵医生先打招呼，手里拿着病历夹，“你不是请假了吗？”
“嗯，有点事。”我笑笑。
她神色有些复杂，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旁边有人拉了她一把，她冲我点了下头就走了。
我在病理科门口等了十分钟，张医生出来把我领进办公室。他三十五六岁，戴黑框眼镜，说话时习惯低头看桌面。
“苏医生，我直接跟您说吧。”他推了推眼镜，“您那份活检样本，编号和系统里的登记对不上。”
“对不上是什么意思？”
“就是……片子上的号码和您档案里登记的号码不一样。”他从抽屉里拿出两份文件，“我们复查的时候发现的，院领导也很重视。”
我看着他摆在桌上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我的病历登记表，上面贴着编号纸条，S20240317。另一份是活检报告的副本，上面的编号是S20240319。
差了两位数。
“正常来说,这不该发生。”张医生说,“从采集到登记,每一步都有两人核对。我们查了当天的工作记录,负责登记的是张琳护士。”
张琳。
这个名字我熟。肿瘤科轮转护士，两年前从外科调过来的，三十岁，做起事来很利落，嘴也甜，平时见了我总叫“苏姐”。
“张琳现在在哪？”我问。
“她今天请假了。”张医生避开我的视线，“说是身体不舒服。”
我点点头，把两份文件的编号看了又看。
S20240317和S20240319。
03和19。
差了两位数。
我见过这样的失误，不是没可能发生。但一个在肿瘤科待了两年的护士，连标本编号都分不清？
“这件事院里怎么处理的？”我问。
“还在调查，主任说等您回来当面沟通。”张医生看了我一眼，“苏医生，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院领导说要给您一个交代。”
我谢过他，出了病理科。
走廊里有人在打扫，拖把的水渍还没干，反射着白炽灯的光。我走得很慢，胃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又上来了。
，不是癌症，但身体确实在疼，疼得那么真实。
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看着来往的病人和家属，有拎着保温桶的，有推着轮椅的，有靠在长椅上打盹的。这些人里面，有多少人在忍受着无法言说的疼痛，又有多少人被一张化验单判了死刑。
手机震了一下，是刘昊发来的消息：“今天能早点回来吗？念念想跟你视频。”
我没回。
我走到门诊楼外面，在花坛边坐了一会儿。三月底的太阳已经有些晃眼了，树影落在地上，碎碎的像被踩过的叶子。我拨通了一个号码，是去年一个家属介绍给我的，一个私家侦探，姓陈。
“陈先生？我是苏晚，市医院肿瘤科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苏医生，我记得您。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想查点东西，关于我自己的。”
“您说。”
“我丈夫最近几个月的行踪，还有一个人，肿瘤科护士张琳。”
又是两秒的沉默。
“可以。”他说，“但我需要您提供一些基础信息。”
我把刘昊的身份证号、车牌号、手机号大致说了一下，也把张琳的名字和科室报给了他。
“一周之内给您初步结果。”陈伟说，“费用我发您。”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又看了一眼医院大楼。窗户密密的，每一扇后面都有故事，好的坏的，幸运的不幸的，都在里面上演着。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往停车场走。
走到半路，碰到了院长。
“苏晚！你回来了？”院长姓周，六十出头，说话嗓门大，“我正想找你呢！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院里非常重视，肯定会严查到底。”
“谢谢周院长。”我说。
“你别有心理负担。”他拍拍我的肩膀，“该休息就休息，工作的事不着急。对了，你丈夫也跟我说过，说你身体不好，让我们多照顾。”
他这句话没什么问题，但我注意到他提了刘昊。
“刘昊来过？”我问。
“前几天打了电话。”院长说，“说你查出了点问题，正在外面看病，让我们多担待。啧啧，你们俩夫妻感情真好。”
我笑了笑。
周院长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我站在停车场入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很想知道，他说的那个电话，到底还提了什么。
回去的路上，我拐去了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这些，但总觉得，有些事情该记下来，一笔一划地记下来。
回到家，刘昊还没回来。
我打开电脑，进了邮箱，找到之前咨询比利时那家机构的往来邮件。所有邮件都很正常，包括我上传的病历单和检测报告。
那些报告，都是真的。至少我以为是真的。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附件名称：
病理报告_S20240317.
我按下删除键。
看着邮件被丢进回收站，我的手停在键盘上，突然发现窗外起风了，树叶哗哗地响，像有谁在跺脚。
我关上电脑，去厨房倒了杯水。
水是凉的，喝进喉咙里，一路凉到胃。我靠在灶台边上，用手掌摸了一下左肩的骨头，就是穿刺过的那块地方。已经不疼了。
03
陈伟约我在城南一家茶馆见面。二楼靠窗的卡座，他从公文包里掏出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
“苏医生，你先看看这些。”
照片拍得不算清晰，但足够辨认。刘昊和张琳，一前一后走进酒店大堂。日期是上个月十二号，我那天值夜班。
我一张张翻过去。电梯口的拥抱，走廊里的牵手，还有一张是清晨六点，两人从房间出来，张琳的头发是湿的。
“七天前，他又去了同一家酒店。”陈伟又递过来几张纸，“这是开房记录，前台给的，花了点钱。”
我的手很稳。当了二十年医生，手不稳不行。我看着那些日期，二月十四号，情人节。我那天给他发了微信，他说在开院周会。
“还有这个。”陈伟打开手机，调出一段录音，“他最近在咨询移民中介，问的是加拿大的政策，带未成年子女需要什么手续。”
录音里是刘昊的声音，语气客气，跟平时在办公室接电话一模一样。他说：“我女儿十岁，正在读寄宿小学，转学的话能不能赶在九月份入学？”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涩得发苦。
“能查到那家移民中介吗？”我问。
“已经查了。”陈伟说，“加拿大一家华人开的公司，他上周五去面谈过，留的邮箱是你家的家庭邮箱。”
周五。我回想了一下，那天他说去省城开会，晚上十一点才回来，身上有酒气，说是跟几个同行吃了饭。进门的时候摸了摸我的头，说早点休息，别太累了。
我那时候还觉得他体贴。
“苏医生，你打算怎么办？”陈伟问。
我看着窗外。三月底的城南，梧桐树刚冒出嫩芽。街对面有家水果店，老板娘正在搬箱子，动作麻利。
“你继续跟。”我说，“他所有的出行记录、通话记录、银行流水，能查的都查。费用按你的规矩来，我不还价。”
陈伟点点头，把东西收回包。
“还有一件事。”他犹豫了一下，“你女儿刘念，寄宿学校那边，最近有个女人去过，自称是孩子的姑姑。学校登记的名字是张琳。”
我手里的杯子顿住了。
“什么时候？”
“上周四。她从学校接走了孩子，在外面待了三个小时，又送回去了。说是带去吃麦当劳。”
我放下杯子，感觉胃里翻了一下。
刘念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周末回来的时候，她只是说在学校挺好，作业多，让我别操心。我那时候靠在沙发上，装着虚弱的样子，她给我倒了杯水，说妈妈你多休息。
我摸着她的头，心里想的是这孩子真懂事。
现在想想，张琳为什么要去找刘念？她跟刘昊的事，她想让孩子知道什么？
“继续查。”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很平，“包括她跟我女儿说了什么，能问出来最好，问不出来也要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陈伟合上笔记本，说好。
茶馆里的暖气太足，我额头上沁出一层细汗。擦掉的时候，手指在发抖。当了这么多年医生，我握着手术刀的时候从来没抖过。
回家的路上，我绕道去了趟寄宿学校。门卫认识我，没拦就放进去了。刘念正在上自习，我站在教室后门的窗口往里看，她坐第二排，正在写作业，马尾辫扎得高高的，跟平时一样。
下课后我把她叫出来，蹲下来问她，最近有没有人来学校找过她。
她愣了一下，说有啊，张阿姨，说跟你是同事，带你出去吃了麦当劳。我问她怎么没告诉妈妈，她说张阿姨说妈妈身体不好，怕你操心。
“张阿姨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刘念歪着头想了想，说张阿姨问她愿不愿意去国外上学，说国外的小朋友不用写这么多作业。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去，我同学都在这儿。”刘念笑着说，“妈妈，你是不是要去国外看病？”
我抱住她，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儿。是我给她买的那瓶，草莓味的。
“不去。”我说，“妈妈哪儿都不去。”
回市区的路上，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的手机响了，是刘昊。
“晚上回来吃饭吗？我买了排骨。”
声音温和，带着笑意，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
我说好，一会儿到家。挂了电话，我看着车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脸，四十二岁，眼角有了细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妻子和母亲。
我突然想到，如果不是那个拿错的化验单，我现在已经死了。死在比利时的某个房间里，抱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癌症的诊断。
谁会来参加我的葬礼？
肯定是刘昊，穿着一身黑衣，表情悲伤，在众人面前念悼词。张琳大概也会来，站在人群里，红着眼眶，谁看了都觉得她是个好同事。
我的女儿呢？她会不会跪在我的遗像前，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要丢下她。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车厢里很安静，仪表盘的灯亮着，显示油量过半。
手在抖，这次怎么都停不下来。
04
刘昊的书房我很少进。家里的规矩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他的书房归他，我的书桌在卧室。
那天我趁他去上班，用备用钥匙开了门。
书房收拾得很干净，书架上按科室分类摆着医学期刊。我拉开左边的抽屉，里面是些缴费单和保修卡。右边第二个抽屉锁着，我用曲别针捅了两下，咔哒一声开了。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写着我的名字。
里面的东西让我愣在原地。
我的活检报告原件，编号S20240317，签字齐全，诊断结果是阴性。没有癌细胞，一个都没有。这份报告的时间比我拿到的那份早了整整三天。
也就是说，我的样本根本没送错，送错的是那张假报告。
我把报告翻了个面，背面有用铅笔写的几个数字，是刘昊的笔迹。3218、3230，像是银行账户的后四位。
心口跳得厉害，但我还是继续翻。
档案袋最下面是一份复印的账目表，市医院外科的耗材采购记录。刘昊当外科主任六年，一部分进口缝合线的采购价比市场价高出百分之三十，供货商是他大学同学开的公司。
旁边有人用荧光笔做了标记，标注了几个日期和金额。十二万、八万、十五万，加在一起，大概三十五万出头。
我的手停在那些数字上。
这份东西如果落到医院手里，刘昊不只是丢工作的事。
我把原件都拍了照，把档案袋原样放回去，锁好抽屉。指纹被我用袖子擦干净了，虽然我知道没那么容易留下痕迹。
晚上刘昊回来，带了一瓶红酒。他说今天手术很顺利，病人的肿瘤切干净了，想跟我喝一杯。
我笑着说好，把酒倒上，小口喝。
“晚晚，我有个想法。”他晃着酒杯，“刘念现在住校，你身体还没好利索，要不我们请个假，出去转转？等你状态好一点，再考虑治疗的事。”
“去哪儿？”
“加拿大怎么样？我一个同学在温哥华，说那边气候好，适合养病。”
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自然，甚至带着点期待。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结婚十五年，我熟悉他所有的小动作。撒谎的时候他会摸左边的眉毛，刚才说话的时候没有。
所以这件事，他已经计划很久了。
“我这样的身体，坐长途飞机怕是不行。”我说。
他马上接话，“那就再等等，反正不急。”
急。他怎么会不急。我在比利时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在盘算遗产怎么分了。房子、存款、我父母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刘念的抚养权，每一样都想得很周全。
“对了，”我装作随口问，“张琳最近怎么没来上班？”
刘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请假了吧，好像家里有点事。”
“你们外科最近忙不忙？”
“还行，正常的量。”
每一个回答都滴水不漏。十五年的婚姻，他早就练出了完美的应对能力。我也一样。
我们各自喝完杯里的酒，他起身去洗碗。我靠在沙发上，看着他站在水槽前的背影，肩膀宽厚，腰背挺直，怎么看都是个体面的男人。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伟发来的短信。
“刘昊上个月以你名义去公证处办了授权委托书，你有空的话来一趟，我给你看复印件。”
我把短信删了，锁屏。
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刘昊哼着歌，心情很好。
我知道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他敢这么做，肯定还有底牌。就像做手术前的手术方案，他从来不会只准备一套。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医院。跟主任请了长假，说我需要去外地治疗。主任安慰了几句，说让我别想太多，身体要紧。
走廊里碰到张琳。她刚从更衣室出来，看到我，步子顿了一下。
“苏姐，你回来了？”
“嗯，回来办点事。”
她笑得有点僵，“身体好些了吗？”
“还行。”我看着她，她下意识避开了我的目光。
“你最近好像瘦了。”我说。
她摸了摸脸，说最近家里有点事，没睡好。
我们擦肩而过。走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护士站边上，跟旁边的护士说着什么，笑得很大声，像是想用笑声掩饰什么。
我突然有点可怜她。
不是可怜她跟了刘昊，是可怜她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
晚上回到家，刘昊已经睡了。我站在他书房门口，门虚掩着，里面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屏幕上是一个文档，标题写着“辞呈”。
辞职信。他准备从医院辞职。
我轻轻关上门，回到卧室。他背对着我侧躺着，呼吸均匀，像是睡得很熟。
我躺下，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这个家，每一件家具都是我选的。沙发是五年前换的，窗帘是三年前换的，墙上的照片是去年刘念生日的时候拍的，三个人都笑着，看起来很幸福。
那个时候我是什么感觉？
大概是觉得，日子就这样了，平淡，安稳，到老。
手机又震了。陈伟发来一张照片，是刘昊和张琳在咖啡馆，两个人挨着坐，面前摆着文件。张琳的手搭在他胳膊上，姿态亲昵。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那些文件的封面。上面印着一家移民公司的logo。
原来他们的计划，比我以为的还要急。
05
苏晚的手指触到药杯边缘，门被推开，护士红着眼眶递过传真：“你的化验单拿错了，你没有癌症。”
苏晚僵住了。她盯着那张纸，上面的字一个一个跳进眼睛。
“样本编号S20240317，诊断结果：未见恶性细胞。”
这不是她的化验单。这是另一个人的。她记得很清楚，自己做的活检是左股骨，穿刺的时候痛得整个人都在抖。那种痛不会作假。
她放下药杯，手指慢慢摸到那张纸的边缘。
“从哪里传来的？”她问。
护士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传真机，“国内，你工作的医院。”
苏晚站起来，腿有点软。她扶着墙走到传真机边，看到了好几页纸，第一页是病理科的更正说明，最后一页签的是日期，今天。
她拿着那些纸，靠着墙站了很久。窗外的比利时天空灰蒙蒙的，跟她刚来那天一样。
“所以，”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别人说话，“我根本就没有骨癌。”
护士点了点头，眼眶还是红的，“我们帮你订了明天的机票。”
苏晚没说话。她在想一个问题，既然她没病，为什么报告会显示癌症？如果样本编号不对，那她的样本在哪里？
她想到了三周前，那天是周一，她自己去病理科交涉了送检的事。负责接待的护士是张琳，笑眯眯地帮她填了表，说苏姐你放心，我会帮你跟紧的。
她说谢谢，还拍了拍张琳的肩膀。
那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刘昊已经在做了晚饭。糖醋排骨，清炒时蔬，都是她喜欢吃的。他说今天收到通知，下周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大概去三四天。
她说不急，你去吧。
现在那些回忆就像被刀子划开的口子，里面的东西全漏出来了。张琳的笑，刘昊的关心，女儿被送进寄宿学校。
她坐回椅子上，那杯药水还没撤走。透明的液体在玻璃杯里安静地待着，没有任何气味。
“麻烦帮我撤掉。”她对护士说。
护士赶紧把杯子端走了，像是怕她反悔。
苏晚掏出手机，屏幕上有三十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刘昊打的。最后一条短信是昨天晚上：晚晚，我担心你，到了那边跟我说一声。
她打了两个字过去：到了。
然后她翻到陈伟的名片，存了号码，但没有拨。现在还不是时候，她需要先回去，亲眼看看那些人的表情。
她需要知道，谁把这个癌症给了她。
飞机降落在国内的时候，是下午三点。苏晚走出到达大厅，看到刘昊已经在等了。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看起来精神不错。
看到她出来，他快步迎上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接你。”
苏晚笑了笑，说临时决定的，没来得及。
他接过她手里的包，上下打量她，“气色还不错，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她说，“那边的医生很专业，给了一些药，让我先吃吃看。”
“那太好了。”他说，语气真诚，像是真心为她高兴。
上了车，他一边开车一边说刘念这个月的月考成绩进步了，老师在电话里表扬了。然后说到家里的花该浇水了，提醒她不要忘了。
语气平淡，就跟平时聊家常一样。
苏晚看着车窗外掠过的行道树，三月底的梧桐树已经绿了。这条路她走了十几年，每一棵树的年纪她都知道。
“对了，”她忽然开口，“张琳最近在医院吗？”
刘昊的手在方向盘上顿了一下。
“在吧，怎么了？”
“没什么，想问问她帮我整理的病历，有些地方我想确认一下。”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车拐进小区大门的时候，苏晚看到楼下的玉兰花开了。白白的一树，在暮色里格外亮眼。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在比利时的时候，她在那张传真上看到了一个签名。不是病理科的医生，是护士长。
为什么是护士长签字，不是主治医生？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张琳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士，她做不到独立调换样本。必须有一个人替她打通关系，安排这一切。
那个人是谁，她已经有了答案。
车停稳，刘昊帮她拉开车门。她下车的时候，看到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的提示音，来自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
“接到了吗？一切顺利？”
她当作没看到，径直往楼里走。
回到家的第一晚，她失眠了。躺在熟悉的床上，听着身边刘昊的呼吸声，一下一下，均匀绵长。她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眼睛看窗帘缝里透进来的月光。
明天。
明天她要去见陈伟，然后去学校找刘念，然后去医院。
她要把这些线一条一条扯出来，看到最后是谁在牵着线的那一头。
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是陈伟发来的消息：“查到了，刘昊和张琳的关系比你想象的长。你明天上午十点来我办公室，我当面说。”
她看完，删了。
刘昊翻了个身，嘴里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像是在说梦话。
她侧过脸看着他。月光把他的轮廓照得很柔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劳累了一天要好好休息的男人。十五年躺在一张床上，她从来不知道他睡着的时候在想什么。
现在她知道了。
他在想她什么时候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