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三角关系，才明白什么是最高级的友谊

北宋，那个时代三个最顶级的男人：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

很多人不知道，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开始其实是好朋友。年轻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写诗、聊天下大事。司马光的叔叔去世，王安石亲自写了墓志铭，王安石在地方上推行一些小改革，司马光也是支持，那为什么后来会成为死对头呢？

王安石

宋神宗刚上台的时，国库空荡，养军队的钱都不够。边境上，西夏、辽国虎视眈眈，内部官僚机构臃肿不堪。神宗问王安石怎么办，王安石说：“给我权力，我来搞钱。”他的方案很简单粗暴，让国家下场做生意。

青苗法，国家低息贷款给农民，防止农民被高利贷盘剥；市易法，国家控制物价，稳定市场；免役法，老百姓交钱给国家，国家拿这笔钱去雇人干活，大家都不用去服劳役。

是不是很现代？但司马光说：“天地所生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老百姓手里，就在国家手里。你把钱弄到国库里，老百姓就没钱了，你这是与民争利！”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神仙打架”，就此拉开序幕。

司马光说不过王安石，也改变不了神宗的决定，于是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辞职，走人，他去了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开始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资治通鉴》。我不能按我的方式治国，那我就用我的方式记录历史。 总有一天，后人会知道，曾经有人为这个国家说过不一样的话。

在这十五年里，他没有骂过王安石一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介甫之为人，刚愎自用，但其心术端正，非小人可比。”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人太固执了，不听劝，但你是个好人，你不是坏人。他批评王安石的政见，但他尊重王安石的人格。

司马光

如果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是一对死对头，那苏轼就是个“搅屎棍”。苏轼这个人太有个性。他既不同意王安石的全盘激进，也不同意司马光的一刀切废除。王安石搞新法的时候，苏轼跳出来反对，他给皇帝写了一封长长的奏折，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意思是改革要慢慢来，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推翻，老百姓受不了。王安石觉得苏轼就是个保守派，不懂他的良苦用心，于是，他把苏轼打发到了地方上去当官。

苏轼到了地方上看到了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乱象：有些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强迫农民贷款；有些地方把免役钱收得很高，穷人根本交不起，苏轼生气写诗讽刺这些现象。如那首著名的《山村五绝》：“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事传到了京城，新党的人一看，大喜过望。他们从苏轼的诗里挑出几十首，说他“谤讪朝廷”，意图谋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抓进大牢，关了一百多天。审讯他的人，恨不得把他往死里整。眼看苏轼就要人头落地了，这时候，王安石站了出来。你没听错，就是那个被苏轼骂过、怼过、讽刺过的王安石。当时王安石已经退休了，住在南京。他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写了一封信给神宗。信里只有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意思是：太平盛世，怎么能杀一个有才华的人呢？杀了他，你不怕被后人骂吗？这句话，救了苏轼一命。

苏轼

两个人明明在政治上打得你死我活，恨不得让对方永远闭嘴。但到了生死关头，他却站出来替你说话。这是底线，王安石心里清楚，你可以反对我的政策，你可以批评我的做法，但你不能因为写了几首诗就被砍头，那是暴政，不能干这种事，这就是王安石。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了黄州。在那里，他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名字之一，但故事还没结束。

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到汝州。路过南京的时候，他决定去见王安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两个人之前在朝堂上吵得脸红脖子粗，苏轼还被王安石的追随者差点整死，现在要去见他，换了你，你去不去？

两个人在江边相遇。苏轼笑着说：“我今天穿成这样来见大丞相，失礼了。”王安石也笑了：“礼，岂是为我辈设的？”两个人在南京待了一个月，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谈论诗文，一起回忆往事，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在南京买块地，以后做邻居。

苏轼写了一首诗送给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如果早十年跟着你，该多好啊。这句话里有遗憾，有惋惜，但更多的是理解。

经过了大起大落，经历了生死考验，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不是坏人，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临走的时候，王安石看着苏轼的背影，叹了口气，对身边的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不知道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一个苏轼这样的人。这句话，是王安石给苏轼的最高评价，也是两个“敌人”之间最后的温柔。

说到这儿，必须要提一提这个时期诞生的三首千古名诗。

第一首：王安石的《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这首诗写于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他站在长江边上，望着对岸的钟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表面上是在写风景，实际上是在问：我的理想还能实现吗？我还能回到那个让我施展抱负的地方吗？“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字，据说改了十几遍才定下来。一个字，就能看出这个人有多较真。他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人，连写诗都要做到极致。

第二首：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写于苏轼被贬之后，表面上是写庐山的景色，实际上是在说：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你觉得你看到了真相，其实你可能只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这不就是在说王安石和司马光吗？两个人都在为国为民，但一个站在“开源”的角度，一个站在“节流”的角度，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第三首：苏轼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首词写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那天他去沙湖看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雨。别人都狼狈地躲雨，只有他不慌不忙，一边走一边唱歌。“一蓑烟雨任平生”——人生不就是一场风雨吗？有什么好怕的？这就是苏轼。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活得更通透了。这也是为什么一千年来，中国人那么喜欢苏轼的原因，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

1086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相隔不到两个月。王安石死的时候，新法已经被废得差不多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宣告失败了。司马光死的时候，新法虽然被废了，但他也没能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盛世，大宋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废除新法就解决了。苏轼活得最长，但也最惨。他在新旧两党的夹缝中颠沛流离，晚年还被贬到了海南岛。1101年，他在常州去世，享年64岁。

三个人，没有一个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们输了吗？没有。王安石留下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豪情，留下了那套充满争议但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司马光留下了《资治通鉴》，一部让后世帝王读了上千年的教科书。苏轼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壮阔，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深情，留下了一个中国人面对苦难时的从容与豁达。

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一种风骨，我们可以政见不同，但我们互相尊重。我们可以在朝堂上争得面红耳赤，但绝不会在背后捅刀子。我们可以反对对方的政策，但绝不会否定对方的人格，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北宋，那个时代最顶级的三个男人，王安石、司马光、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