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3年腊月，绿皮火车咣当咣当地在黑夜里穿行。
我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手里捏着半个凉透的红薯。
对面那个女人戴着手铐，嘴唇干裂，眼睛一直盯着我的红薯。
我掰了一半递过去，她接过来，三两口就吞下去了。
后半夜我迷迷糊糊睡着，突然被人摇醒。
是她。
她塞给我一张纸条，压低声音说了句：“别让任何人看见。”然后就被几个人拖走了。
我看着手里的纸条，手心全是汗。火车继续轰隆隆往前开，我不知道的是，这趟车上有十八个孩子，都等着这张纸条救命。
01
那年我二十二岁，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
河南老家到广州，绿皮车要跑三十多个小时。
我没买到坐票，只能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身下垫着蛇皮袋，袋子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和十个煮鸡蛋。
对面蹲着个女人，年纪不大，二十出头的样子。她靠在车厢壁上，眼睛半睁半闭，右手腕上铐着一副手铐，另一头铐在行李架上。
我看了她好几眼，没敢问。
那会儿是腊月，车窗外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躺在座位底下睡觉的。
空气混着烟味、汗味和泡面味，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饿得不行，从蛇皮袋里摸出一个煮鸡蛋。鸡蛋是妈天没亮就煮好的，一共十个，她说路上吃。我剥开蛋壳，咬了一口，噎得直翻白眼。
对面那个女人动了动，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睛挺亮的。
我没在意，继续吃我的鸡蛋。吃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又看了她一眼，她还是在看着我，眼睛盯着我手里的鸡蛋，喉咙动了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把剩下那个鸡蛋递过去：“你吃点不？”
她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我没坚持，把鸡蛋塞回袋子里。红薯是上车前在车站买的，一共买了三个，吃了两个半，还剩半个。我摸出来，掰了一半，递给她。
这次她接了。
她接过红薯，三两口就吃完了，连皮都没剥。吃完她舔了舔嘴唇，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谢谢。”
声音很哑，像好几天没喝水了。
我把自己那半个红薯也递了过去：“你吃吧，我不饿。”
她又看了我一眼，没客气，接过去又吃完了。
吃完她靠回车厢壁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夜越来越深。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我靠着蛇皮袋，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摇我的肩膀。
我一个激灵醒过来，是她。她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你听我说，等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别说认识我。”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后面传来脚步声。几个穿制服的男人走过来，其中一个是列车长，另外两个不认识，穿的是便服。
列车长指了指那个女人：“就是她。”
那两个便服走过去，把她从地上拽起来。她没挣扎，顺从地站起来，跟着他们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轻轻摇了摇头。
那个动作很轻，如果不是我一直盯着她，根本不会注意到。
他们把她带走了。
我蹲在原地，手里还捏着她塞给我的那张纸条。我低头看了一眼，纸条上写着几个字：“广州站前广场，下午三点，绿皮信箱。”
我看完就把纸条揉成一团，塞进鞋垫底下。
火车继续往前开，窗外依然是黑漆漆的夜。我靠在车厢壁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那个女人是谁？她为什么戴着手铐？那张纸条是什么意思？
我甩了甩头，强迫自己不去想。我就是个去广州打工的乡下小子，这些事跟我没关系。
但我睡不着了。
02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一个站，停了二十分钟。
我下车透气，在站台上买了两个茶叶蛋和一瓶水。
回来的时候，路过餐车，透过玻璃门看见那个戴手铐的女人坐在里面，那两个便服男人坐在她对面，正在吃东西。
她低着头，面前摆着一碗面条，没动。
我赶紧低下头，快步走了过去。
回到座位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那张纸条还在我鞋垫底下，硌得脚底板不舒服。我想把它扔掉，又觉得那个女人特意塞给我，肯定很重要。
我犹豫了一整天。
车到长沙站的时候，上来一个卖橘子的老太太。
我买了二斤橘子，剥了一个吃，酸甜酸甜的。
吃的时候我又想起那个女人，她连红薯皮都没剥就吃了，那得饿成什么样。
傍晚的时候，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卖盒饭。
五块钱一份，红烧肉盖饭。
我看着手里的钱，想了想，没买。
妈一共给了我两百块钱，路上花一分就少一分，到了广州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活干。
夜里我又被冻醒了。绿皮车的暖气不太好，车厢里冷得像冰窖。我缩成一团，把蛇皮袋盖在身上，还是冷。
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又被人摇醒了。
我吓了一跳，差点叫出来。她赶紧捂住我的嘴，压低声音说：“别出声。”
她没戴手铐了，手腕上一圈红印子，看着挺吓人。
“纸条还在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好。”她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你听着，这趟车上有坏人。我给那个纸条，你一定要送到广州站前广场下午三点，有个绿皮信箱，把纸条投进去就行。”
“什么人？”我问。
“你别管，照我说的做就行。”她看了我一眼，又说，“如果你不想帮，也没关系，把纸条烧了就行。但你别告诉任何人你见过我。”
说完她站起来，转身就走。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她已经消失在车厢尽头。
我坐在地上，心跳得厉害。我摸了摸鞋垫底下的纸条，还在。
这一夜我彻底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车厢里开始有人议论，说昨晚餐车那边出了事，有人打架，好几个人被带走了。我没敢接话，低着头吃橘子。
中午的时候，列车长经过，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让我心里发毛，我低下头假装睡觉。
火车继续轰隆隆地往前开。
我一直在想那个女人说的话。“这趟车上有坏人”,她没说是什么坏人，但看她那样子，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该怎么办？
我想把纸条烧了，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每次想到那个女人看我的眼神，我又下不了手。
下午，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十分钟。我站在车门口，看着外面的人来人往，突然想跳下去。
但最后我没跳。
我回到座位上，摸出妹妹的信。妹妹才十二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哥，你到广州要好好干活，等你寄钱回来，我就能继续上学了。
我把信折好，放回口袋里。
傍晚，那个女人又来了。
她看起来不太好，脸上多了两道血印子，衣服也破了一个口子。她一屁股坐到我对面，靠在车厢壁上，喘着粗气。
“你怎么了?”我压低声音问。
“没事。”她擦了擦嘴角的血，“纸条还在吗?”
“在。”
“好。”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他们发现我了，我最多还能撑一个晚上。”
“他们是谁?”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沉默了很久，才说了两个字：“人贩子。”
我脑子嗡的一声。
“这趟车上有孩子，十几个。”她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耳朵里，“他们是干这个的，专门在这条线上转运。我本来以为能撑到广州，但被他们发现了。”
我看着她脸上的伤，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你走吧。”她看了我一眼，说，“到了下一站就下车，别管纸条了。回家去，别来广州了。”
“你呢?”
“我走不了。”她苦笑了一下，“但我能把他们拖住，让孩子们安全到站。”
说完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我坐在原地，手指攥得发白。
03
后半夜，车厢里安静下来。
我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说的话。十几个孩子，人贩子，戴手铐的女人，纸条，绿皮信箱……
我翻来覆去地想，最后还是决定去看看。
车厢里的人都睡了，有的打呼噜，有的说梦话。我轻手轻脚地站起来，往那节锁着的车厢走。
过道里很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亮着。我走了几步，突然听见后面有动静，赶紧缩回座位。
是列车长。
他推着小车走过来，小车上有几个保温桶。他走到那节锁着的车厢门口，停下，敲了三下门。
门从里面打开了。
我透过缝隙，看见里面坐着几个妇女，还有几个孩子。孩子们缩在角落里，有的在哭，有的已经睡着了。
列车长把保温桶递进去，说了句什么，然后关上门，推着小车走了。
我的心跳得厉害。
回到座位上，我坐了很长时间。
脑子里乱得像一团麻，理不清。
我想到妹妹，想到妈，想到家里那个破旧的院子。
如果哪天她们出门也碰上这种事……
我不敢往下想。
我拿起蛇皮袋，决定去餐车那边看看。
餐车里灯亮着，但没人。我正要转身，听见后面传来脚步声。我赶紧躲到座位后面，从缝隙里往外看。
是白天那两个人，还有列车长。
他们站在餐车中间，列车长递了一个信封给其中一个人：“这是这个月的，数目不对，少了一成。”
那人接过信封，打开看了一眼：“石哥那边怎么说?”
“他说最近风声紧，过两个月再补。”
说话间，一个女人从餐车后面走出来。我一看，是白天跟列车长他们一起的那个便服。
“别听他胡扯。”女人说，“石哥那边根本没少，是他自己扣了一成。”
列车长的脸色变了。
我看得心里发毛。这事好像没那么简单，我听出点门道，但又不敢往深了想。
我正要悄悄退回去，一转身，撞上了一个人。
是白天那个便服男人。
他站在我身后，冷着一张脸，盯着我：“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我找厕所。”我结结巴巴地说。
“厕所在那边，这里是餐车。”
“我走错了，不好意思。”我低着头，想赶紧走。
他伸手抓住我的胳膊：“别走，跟我来一下。”
他的手很重，像一把钳子扣在我胳膊上。我被他拖进餐车，里头几个人都看着我。
“这孩子是谁?”那个女人问。
“不知道，偷偷摸摸的。”
女人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干什么的?”
“去广州打工的。”
“刚才听到什么了?”
“没……什么都没听到。”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带他去休息室，给他倒杯水。”
我被带进一间小屋子，门从外面锁上了。
屋子很小，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上贴着报纸，什么都看不见。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门开了。
那个女人走进来，端着一杯水：“别紧张，我们就是问问话。”
我接过水，没喝。
“你叫什么名字?”
“李国安。”
“哪的人?”
“河南。”
“去广州干什么?”
“打工。”
“认识那个女人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不认识。”
“那她为什么给你纸条?”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他们什么都知道。
“我没……没收到什么纸条。”我说。
她看着我，笑了笑，那个笑容让我浑身发冷。
“孩子，你最好不要撒谎。”
我低着头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她说：“这样吧，你把她给你的纸条给我，我就放你走。”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
“你不给我也行，那你就待在这里。”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等到了广州，自然会有人来接你。”
门关上了，又锁上了。
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
04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待了很长时间。
没有窗户，看不见外面。我不知道火车开到哪里了，也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桌子上的那杯水，我一口没喝，怕里面有东西。
门缝里透进来一点光，偶尔能听见外面有人走动的声音。
我靠在墙上，脑子里都是那个女人的话。
“这趟车上有孩子，十几个。”
“他们发现了，我最多能撑一个晚上。”
“你到了下一站就下车，别管纸条了。”
我摸了摸鞋垫底下的纸条，还在。
正想着，门突然开了。
是那个戴手铐的女人。
她站在门口，冲我使了个眼色：“出来。”
我赶紧站起来，跟着她往外走。走廊里没人，她拉着我快步走到车厢连接处，推开车门，冷风灌进来。
“跳下去。”她说。
“什么?”
“这是最后一个站了，你跳下去,然后去找电话亭,打这个号码。”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接电话的人,车上有人,孩子,让他们在终点站堵人。”
“那你呢?”
“我回去拖住他们。”她看着我，“你快走。纸条还在吗?”
“好,保重。”
她说完转身就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咬了咬牙，回头看了看车外。
火车正在减速，外面黑漆漆的，看不清是什么地方。车速大概有三四十码，路面是碎石铺的。我深吸一口气，一闭眼，跳了下去。
落地的时候，我整个人往前摔了出去，砸在碎石上。半边身子磕得生疼，手掌擦破了一大片，血淋淋的。
我趴在地上，听见火车的轰隆声越来越远。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有一点亮光。我挣扎着爬起来，手掌上传来的疼痛让我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我摸了摸鞋垫，纸条还在。又摸了摸口袋，电话号码也在。
我顺着铁路往前走，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镇。
镇子不大，街上没什么人。
我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小卖部，门口挂着一个电话，上面写着“长途电话”。
我走过去，拿起话筒，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急得满头大汗，又拨了一次。
这次电话响了六声，终于有人接了。
“喂?”
一个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像刚睡醒。
“我……我是火车上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有个女人让我打这个电话。她说车上有孩子,很多人，让你们在终点站堵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那个男人说:“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跳车了，在一个小镇上。”
“镇上叫什么名字?”
我看了看四周，看见小卖部门口挂着一个牌子:“请您告诉我们你所在的地址。”
男人又问了几个问题，我都回答了。最后他说:“你就在那里等着，不要乱跑，会有人去接你。”
说完电话就挂了。
我听着电话里嘟嘟嘟的声音，站了很久。
05
我在小卖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
夜里很冷，我穿着单薄的外套，冻得直发抖。手掌上的伤已经不流血了，但沾了灰，看上去脏兮兮的。
小卖部里亮着灯，一个老太太坐在柜台后面看电视。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进去，买了一瓶水和一个面包。
老太太看了看我手上的伤，问:“摔了?”
“嗯。”
她从柜台下面翻出一瓶红药水和一卷纱布:“洗洗，上点药。三块钱。”
我接过药水和纱布，到后面洗了手，自己把伤口包扎了。缠得不太好，但总比露着强。
回到门口，我又站了一会儿。路灯昏黄，街上空荡荡的。
我蹲在路边，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口水。脑子里一直转着那十几个孩子,还有那些婴儿。
凌晨，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我站起来，看见一辆绿皮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皮夹克的男人走下来，看了我一眼:“是你打的电话?”
“是。”
“上车。”
我上了车。车上还有一个司机，没有说话。皮夹克男人坐到我旁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你多大了?”
“二十二。”
“哪里人?”
“那个给你纸条的女人，你认识她?”
“不认识。”
他把烟掐灭，看着我:“她长什么样?”
我大概描述了一下。他听完，叹了口气，低声骂了一句，像是在对自己说:“我就知道，这趟不该让她去。”
“她是谁?”
他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很长时间。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开口了。
“公安局的卧底，真名叫罗芳。”他又点了支烟，“她在这条线上跟了半年，就是为了抓一个贩卖儿童和妇女的团伙。本来计划是在广州收网，结果提前暴露了。”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她还能活吗?”
他又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不知道。”
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县城。我被带进一栋平房，里面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一个中年男人坐桌子后面，看了看我手上的伤，又看了看我。
“孩子，你胆子不小。”他说，“但你也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
“什么麻烦?”
“火车上那些人现在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他们了，可能会提前动手。”男人说,“我们不得不在半途就收网，打草惊蛇了。”
“那孩子们呢??”
“孩子们还在车上。我们已经派人上去了，但能不能全部安全救出来，不好说。”
我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男人递给我一杯水:“不过你做得没错。如果没有你的电话，我们连他们在哪、会在哪个站下车都不知道。你没做错。”
我接过水杯，喝了一口。
“那个女人呢?”
男人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还在车上。如果她运气好，还能活着回来。如果运气不好……”
他没有说下去。
我把纸条拿出来。纸条已经揉皱了，但上面的字还看得清:“广州站前广场，下午三点，绿皮信箱。”
我交到桌上。
男人看了一眼纸条，问:“她还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把纸条投进绿皮信箱就行。”
男人点了点头，收起纸条:“好，剩下的事交给我们。你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会有人送你回去。”
“我不回去。”
他看着我。
“我要去广州。”
“你疯了?”他说，“你以为这是拍电影?”
“孩子们还困在那趟车上。”我说,“我答应过她，要帮忙到底。”
男人看着我，过了很久，才说:“你有家人吗?”
“有。”
“你死了，他们怎么办?”
我张了张嘴，话卡在喉咙里，没说出来。
06
第二天中午，我被带到了广州火车站。
皮夹克男人叫王永宁，是公安局的便衣。
路上他跟我说了实话:罗芳被发现后，团伙提前把孩子们转移了，现在不在火车上。
他们正在追查孩子们的下落，但线索断了。
“她的任务是送情报。”王永宁站在站前广场上，指了指有个旧信箱，“这里就是绿皮信箱，她本想把情报投进去，结果没成功，只能临时找你帮忙。”
“到底什么情报?”
“她摸清了团伙的接头人、交易地点、路线。”王永宁叹了口气，“光凭她一个人，不可能把孩子们都救出来。她牺牲自己，就是为了情报能送出去。”
他站在信箱前，掏出钥匙，打开信箱。
里面空空如也。
我的心沉了一下。
“情报呢?”我问。
“不在这里。”王永宁看着信箱，“她肯定把情报做了处理，不会直接放到这里。她是想通过你传递别的东西。”
“那纸条呢?”
王永宁拿出纸条，仔细看了看，然后翻过纸条，背面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看了又看，在纸条上轻轻摸了摸，像是发现了什么。
“有痕迹。”
“什么痕迹?”
“写字留下的印迹。”王永宁说，“她写完纸条，上面铺过另一张纸。那上面写了内容，用笔用力按过，在纸条上留下了压痕。”
他把纸条小心地收起来:“这个需要回局里处理，用特殊方法才能看到压痕上的字。”
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太明白压痕是什么，但看他那表情，纸条上应该是有内容的。
我们从广场往回走。王永宁在街上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我一个。
“车站那边的消息，”他说，“火车还有三小时就到广州站，但孩子们早就不在车上了。罗芳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她让你在下一站下车，是怕你在车上出事。”
我吃了一口包子，肉馅的，挺香。
“那孩子们去哪儿了?”
“还不确定,但应该还没出省。”王永宁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走的是哪条线路，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我沉默着。
“你能帮我们的是告诉我们你是从哪里跳下去的，沿途有没有看到什么。就看这些了。”
“我记得。”我说，“我跳下去的地方是一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没看清楚。那边有一个小卖部，还有一条铁路桥。”
我把昨晚的路线和王永宁说了，他一边听一边记在本子上。
“好。”他把本子收起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我们派人送你回家,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二是你留下来，协助我们把这件事查清楚。”
“我留下来。”
他看着我，像在确认我是不是认真的。
“你确定?”
“确定。”我说，“我答应过她。”
他点了点头:“那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住，你等消息。”
我被带到一个招待所。房间不大，但很干净，有热水，有电视。我洗了个澡，换了干净衣服。手掌上的伤已经被重新包扎过。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脑子里都是那个女人的样子，她吃红薯的样子，她给我纸条时的表情，她跳下车时的背影。
她叫罗芳。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