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2年秋天，厂食堂的午饭时间。
我端着搪瓷缸子刚坐下，周围就安静下来了。
有人压低声音说：“看见没，就是那个傻子，娶了个怀别人孩子的女人。”
我没抬头，一口一口喝着粥，粥是稀的，能照见自己的脸。
三个月前那个傍晚，丁芸熙坐在财务科窗边，夕阳照在她脸上。
她说：“程景天，你愿不愿意娶我？”
我点了头。
半年后，女儿出生。
她坐月子第三天，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
01
1982年春天来得特别晚，都三月了风还刮得人脸疼。
那天我趴在车床下面修主轴，机油滴在脸上也顾不上擦。
外面突然闹哄哄的，有人跑进来喊：“出事了出事了，财务科那个女会计被保卫科的人带走了！”
我从车床底下爬出来，抹了把脸，问：“哪个女会计？”
“丁芸熙，还能有谁？”
我愣了一下，脑子里闪过一张脸。
丁芸熙，厂里有名的冷美人。
长得好看，但从来不跟人多说话，走路都是低着头，抱着账本匆匆来匆匆去。
我见过她几次，都是在食堂。
她总是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一个人吃饭，吃完就走。
有人跟她搭话，她也是点点头，不爱搭理。
车间里的男人私下议论过她，说她傲，说她是厂花，谁也配不上。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跟她会有什么交集。
所以当苏长贵把一份调令拍在我桌上时，我还以为他搞错了。
“苏师傅，这什么？”
“调令，让你去厂办报到。”
“我去厂办干什么？”
苏长贵白了我一眼：“我怎么知道？上面安排的，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稀里糊涂洗了手，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往厂办走。
一路上碰见几个工友，都拿古怪的眼神看我。
有人打趣：“景天，发达了？去厂办当干部了？”
我没理他，心里也在犯嘀咕。
厂办在二楼，走廊里安安静静的，跟车间里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了丁芸熙。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堆账本。
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白得有点透明。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来了？”
“嗯。”
“坐吧。”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不知道要干什么。
她也不说话，低头继续写字。
办公室里只剩下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
我坐得浑身不自在，想问又不敢问。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程景天，你还记得我吗？”
我愣了一下。
记得，当然记得。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笑了笑，说：“小时候你帮我打过架，记不记得？”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
八九岁的时候，厂区后面那条巷子里，几个男孩追着一个女孩骂。
那个女孩就是丁芸熙。
她那时候瘦瘦小小的，扎着两个麻花辫，被那几个男孩堵在墙角。
我从旁边跑过去，二话不说就跟他们打了一架。
打完架，我鼻子流着血，她递给我一条手帕。
那条手帕我洗干净还给她了，后来再没说过话。
“记得。”我说。
她点点头，又低下头写字，好像刚才那话不是她说的一样。
我正在犯愁该怎么接着聊，她突然站起来，脸色发白，捂着嘴冲了出去。
接着，我听见走廊那头传来呕吐的声音。
我坐在椅子上，愣了好一会儿。
窗外有人影一闪而过，我没看清是谁。
02
丁芸熙怀孕的消息，是三天后传遍整个厂区的。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反正一夜之间，所有人都知道了。
食堂里、车间里、开水房里，到处都在议论。
“听说了没？财务科那个丁芸熙，肚子里有了。”
“谁的？”
“还能有谁？供销科蔡建平的呗。”
“蔡建平不是有老婆吗？”
“有老婆怎么了？男人嘛……”
这些话我都是在食堂吃饭时听到的。
我端着碗蹲在角落里，听着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天下班，我去水房打热水，碰见了丁芸熙。
她站在水龙头前面，手里拎着个暖壶。
我走过去，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没说话。
我们俩并排站着，等水烧开。
蒸汽从水龙头冒出来，白茫茫一片。
水开了，她先接，接完转身就走，步子很快。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有点发堵。
又过了两天，中午在食堂，事情闹大了。
蔡建平带着几个人坐在中间那桌，喝着啤酒，大声说着话。
有人故意问他：“蔡科长，听说财务科那个丁芸熙怀孕了，是不是你的？”
蔡建平“啪”地把筷子拍在桌上，冷笑一声：“谁说的？让她拿出证据来！跟我有关系？我连她手都没碰过！”
周围一片哄笑。
我坐在角落，攥紧了筷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丁芸熙从食堂门口走进来。
她应该是听见了那些话，因为她的脸色白得像纸。
但她什么也没说，低着头走到打菜窗口，打了饭，找了个角落坐下。
食堂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又恢复了嘈杂。
我端着碗站起来，想走过去，但脚像钉在地上一样。
我能说什么呢？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我爬起来开门，看见丁芸熙站在门口。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棉袄，头发有点乱，眼睛红红的。
“程景天，能进去说几句话吗？”
我侧身让她进来。
她坐在床边，低着头，半天不说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靠在门框上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程景天，我想嫁给你。”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声音很稳：“我说，我想嫁给你。假的，不是真的。”
“你什么意思？”
“就是假结婚，给我肚里的孩子一个名分，也给厂里一个交代。”
“那蔡建平呢？”
“他跟我没关系了。”
“可孩子……”
“孩子是我的，跟他没关系。”
那晚的月亮很亮，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
她说了很多，说她父亲病了，说她撑不住了，说她只想安安稳稳把孩子生下来。
临走时，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借条。
上面写着：今借程景天三十元整，每月还清，三年还完。
落款是丁芸熙。
“每个月我给你三十块，就当是你帮我的报酬。”
她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消失在走廊尽头，手里的借条在月光下泛着光。
03
婚礼定在四月十六，星期六。
没有酒席，没有花车，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
丁芸熙穿了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我妈从百货大楼买的。
她自己什么也没准备，连头发都没梳。
我妈站在门口，看着丁芸熙从巷子那头走过来，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苏长贵来了，递给我一个红包，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子，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行，你自己选的路，自己走。”
婚礼在厂门口的小饭馆里摆了四桌。
来的人不少，但没几个是真心来祝福的。
大多是来看热闹的，想看看这个“捡了破鞋”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
蔡建平也来了，坐在最角落那桌，叫了瓶白酒，一个人喝着。
有人过去给他敬酒，他端着杯子，冲着我这桌举了举，什么也没说。
丁芸熙坐在我旁边，全程面无表情。
有人过来敬酒，她就端起白开水，抿一口。
我替她挡了几杯酒，喝得胃里翻江倒海。
到后来实在撑不住了，跑到厕所里吐了个天昏地暗。
出来时，我看见我妈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走过去，叫了一声：“妈。”
她没回头，只是摆了摆手：“没事，妈没事，你进去吧。”
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是苏长贵和一个工友把我抬回家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头疼得厉害。
睁开眼，看见丁芸熙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碗粥。
“醒了？喝点粥吧。”
我接过碗，烫得手疼，但没说出口。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喝粥，自己一点东西也没吃。
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勺子碰碗的声音。
吃完饭，她去洗碗。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发现她的东西很少，就一个帆布包，几件衣服，一摞会计书。
她把碗放好，走出来，看了我一眼，说：“程景天，以后咱们各睡各的。你睡床，我睡沙发。”
“不用，我睡沙发吧，你怀着孩子。”
“不用，我睡沙发习惯了。”
她说完就把铺盖搬到了客厅沙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她翻身的动静，心里很乱。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那声叹气很轻很轻，但在安静的夜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闭上眼睛，一夜没睡着。
04
婚后第一个月，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
丁芸熙早出晚归，在财务科上班，回来就窝在沙发上看书。
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
饭桌上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我妈隔几天过来一趟，带点菜，看看丁芸熙，话也不多。
有一次我妈走后，丁芸熙突然说：“你妈挺好的。”
“她对你好。”
然后就没话了。
又过了几天，厂里传出了更难听的话。
有人说丁芸熙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蔡建平的，是我接的盘。
还有人说我跟丁芸熙早就有一腿，只是趁这个机会公开了。
这些话越传越难听，有时候当着我的面就说。
那天在车间里，一个叫刘大彪的工友故意大声说：“有些人啊，就是傻，帮别人养孩子还当宝。”
我二话不说，冲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
他愣了，然后扑过来打我。
两个人在地上滚成一团，脸上都挂了彩。
苏长贵赶过来才把我们拉开。
我被记了过，扣了一个月奖金。
刘大彪也被罚了钱，但他不服气，下班后堵在厂门口，说要跟我算账。
我没理他，绕路走了。
回家后，丁芸熙看见我脸上的伤，愣了一下。
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从柜子里翻出一瓶红药水，放在桌上。
“擦擦吧。”
她把药水放下就回客厅了，我拿着那瓶红药水，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好久。
过了两天，丁芸熙的父亲的郭金山病重了。
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抽烟。
她挂掉电话，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开口：“程景天，我得回趟娘家。”
“我陪你去？”
“不用。”
她换了件衣服，拎着包就走了。
那天晚上很晚她才回来，眼睛红红的，什么也没说就躺下了。
我听见她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应该是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她的枕头上湿了一片。
我没问她怎么了，她也没说。
只是从那天起，她话更少了，整个人像丢了魂一样。
05
孩子是九月底出生的。
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好休息。
早上起来，丁芸熙说肚子疼，我说送你去医院吧。
她自己走到医院，一路上没让我扶。
到了医院，医生一看，说要生了，让我在外面等着。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产房的门开了又关上，护士进进出出，脚步声很急。
等了三个小时，门终于开了，护士出来说：“产妇大出血，需要输血，你是家属吗？什么血型？”
“我是她丈夫，A型血。”
“她也是A型，你过来抽血。”
我跟着护士去抽了300毫升血，抽完头有点晕。
坐在走廊里，看着白色的墙，白色的灯，白色的地板，心里突然很害怕。
又过了两个小时，产房的门终于开了。
护士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走出来：“程景天，是个女儿，六斤二两。”
我接过来，手都在抖。
小家伙皱巴巴的，闭着眼，嘴巴一张一合，像只小猫。
我笨手笨脚地抱着她，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晚上，丁芸熙被推回病房。
她脸色苍白得像张纸，嘴唇干裂，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
看见我抱着孩子，她愣了愣，然后眼眶红了。
“让我看看。”
我把孩子轻轻放在她身边，她看着那个小东西，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
“程景天，”她突然开口，“谢谢你。”
“谢什么，应该的。”
她没再说话，只是看着孩子，手轻轻抚着孩子的脸。
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站起来去走廊里抽烟。
晚上，我趴在床边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
丁芸熙靠在床头，已经醒了，正看着我。
“程景天，等我出月子，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什么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说完就又闭上眼睛，像是太累了。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的疑问像藤蔓一样疯长。
出院那天，是苏长贵开厂里的卡车来接的。
丁芸熙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一路上没说话。
回到家，我妈已经把屋子收拾好了，还炖了一只鸡。
丁芸熙说了一声“谢谢妈”，语气还是那么客气。
我妈笑了笑，说：“客气什么，一家人。”
我注意到我妈说“一家人”的时候，丁芸熙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
第三天晚上，孩子睡着了。
丁芸熙突然叫我：“程景天，你过来。”
我从厨房出来，看见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打开看看。”
我接过来，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张房产证，日期是两年前，房主名字是我没见过的，但盖章的地方写着“蔡建平”。
还有一张纸，是蔡建平亲笔写的：“本人承认，1980年至1981年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处理厂里钢材二十吨，所得款项用于个人消费。特立此据。”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以上内容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签了字，按了手印。
我的手开始发抖。
抬头看丁芸熙，她靠在床头，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看见的这个样子。”
“你……”
“程景天，我对不起你。我骗了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