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瑞士，雪绒花安养院。
我闭上眼，等护士推药。窗外的阿尔卑斯山雪顶刺眼，像极了我卖掉的那套老房子。
门被撞开了。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冲进来，手里举着文件盒子，喘着粗气喊：“韩先生！等一下！国内医院加急文件，您必须先看！”
护士丽萨看向我，我睁开眼。文件盒上盖着三甲医院的公章，我的手指僵住了。
十年前，就是这家医院，让我认定了前妻有鬼。十年后，又是他们，在最后关头来拦我。
我接过文件，手在抖。
打开一看，是新的病理报告：早期腺癌，无转移，建议手术。
底下还有一行字，是林医生的笔迹：“长健，你被人坑了。赶紧回来，我在医院等你。”
我盯着那几个字，脑子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有人，想让我死。
01
三个月前，我在单位体检报告出来后被叫到医院。
那天是周三，天气闷热。我坐在林医生对面，他盯着片子看了很久。
“长健，你右肺下叶那个阴影，不太好。”他说话的声音很轻，“高度怀疑，晚期。”
我问他还有多久。
“三个月，最多半年。”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林医生是我大学同学，认识三十年了。他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再做一次活检吧。”
我说不用了。
他急了：“你这是什么态度？万一误诊呢？”
我没吭声，起身走了出去。
坐在医院花坛边，我翻出手机通讯录，从头划到尾。老婆早离了，儿子一年打个两三次电话，同事就那么回事。
我翻出黄娅的号码，看了半天，还是放下了。
离婚十年，我从来没主动联系过她。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抽了一包烟。房子是三居室，亮着一盏灯，显得空荡荡的。
我算了算存折上的数字，三十六万。加上这套房子的市值，大概四五百万。
一个念头慢慢浮上来。
我在网上查了瑞士安乐死的资料，流程很简单：诊断证明、法律确认、心理评估，然后就可以预约时间。
费用大概三十万，加上来回机票和生活开销，五十万顶天了。
剩下的钱，给黄娅和儿子各留五十万，其他的爱怎么分怎么分。
第二天我给林医生打电话：“老林，帮我把病历寄到瑞士。”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我不想化疗，不想躺在病床上等死，不想让任何人受累。”
“那我呢？”
我愣了一下，没接上话。
“这么多年朋友，”他的声音有点抖，“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你去死？”
“你救不了我。”
“那也得再查一遍！”
“不用了。”
挂了电话后，我找了中介，把房子挂了出去。
没想到挂出去才两天，就有人要了。全款，四百五十六万。
签字那天，我坐在中介办公室，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一套住了十年的房子，就这么没了。
那天晚上，我去了林医生家，把病历复印件给了他。
“帮我寄到瑞士，地址我都写好了。”
他看着我，眼眶发红：“你就不怕我告发你？”
“你不会。”
他叹了口气，把病历收下了。
临走时，他说了一句：“长健，你老婆当年真没有那个心。”
我停住脚步，没回头。
“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能憋。憋着不说话，憋着怀疑人，憋着去死。你问过儿子吗？问过你老婆吗？你问过我吗？”
我走了。
走出他家的楼道，外面下着小雨，我站在雨里抽了一根烟。
雨打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突然想起来，离婚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
黄娅站在法院门口，对我说了一句话：“韩长健，你就是块石头。”
我没说软话，转身就走了。
现在想想，我确实是一块石头。
02
房子卖了之后，我搬到了妹妹韩丽家。
韩丽比我小五岁，嫁了个开货车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听说我要住过来，她二话没说就把小房间腾出来了。
搬进去那天晚上，韩丽做了一桌子菜。
“哥，你到底怎么想的？”她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什么病要跑到那么远去治？”
“晚期肺癌。”我不想瞒她。
她筷子掉在桌上，整个人愣住了。
“你骗人吧？”
“没骗你。”
“那怎么不去住院？”
“住不了。”
“就不治了？”
“治不好，不治了。”
她眼圈红了，端着碗进了厨房，半天没出来。
我知道她在哭。
那几天，韩丽天天给我炖汤，说是补身子。我知道她不容易，她老公跑运输赔了不少钱，家里就靠她开小超市撑着。
有一天晚上，她老公回来得很晚，两个人关着门说话，声音很小。
我隔着墙听不太清，只听见她老公说了一句：“还不是你哥闹的。”
第二天早上，韩丽眼圈黑黑的，说没事，就是没睡好。
我没追问。
住了一个星期，我准备出发了。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给黄娅发了一条短信：“我走了，保重。银行卡密码是韩康的生日，保险柜钥匙在老房子的书柜夹层里。”
我发出去了，又觉得不够，又补了一条：“房子卖了四百五十六万，给你和韩康各留五十万，剩下的我带走。”
发完之后，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
她没回。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闪过一大片田野。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脑子里乱得很。
我想起十年前离婚那会儿，我翻出藏在家里的几幅画。
那是二十年前在古玩市场淘的，一共五幅，花了三千块。买的时候也没想过值多少钱，就是觉得好看。
但黄娅在离婚前一年，偷偷拿去鉴定过。
这事是我偶然发现的。她压在枕头底下的一张鉴定单，上面写着一句话：“送检字画三件，均为晚清仿作，市场价值不高。”
我当时气得摔了一个杯子。
我认定她是冲着画来的，认定她嫁给我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后来我去离婚，她没拦着。
签字那天她问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说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受害者。
但火车开出去三个小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她真的冲着画来，为什么离婚时一个子儿都没要？
她在离婚协议上写了四个字：放弃财产。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
火车到北京的时候，我去机场附近的旅馆住了一晚。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把柜子里的画拿出来看了一遍。
五幅画，有三幅是黄娅拿去鉴定过的，还有两幅她没见过。
我把它们重新包好，放回夹层里。
第二天一早，我登上了飞往瑞士的飞机。
到了苏黎世机场，有人接机。一个胖胖的瑞士男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他把我送到雪绒花安养院。那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白色的房子，绿草地，门口种着花。要不是知道干什么的，真以为是个度假村。
接待我的是一个名叫丽萨·霍夫曼的护士，三十多岁，中文说得不错。
“韩先生，欢迎您。”她微笑着给我倒了杯水，“手续我们已经收到，但还需要三个步骤。第一，与律师面谈确认意愿；第二，接受心理评估；第三，稳定情绪期，至少七天。”
我说好。
她领着我去房间，路过走廊时，我看见大厅里坐着几个老人，有的在轮椅上，有的在打毛衣。
其中一个老太太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
那个笑容让我心里发毛。
03
第二天一早，律师来了。
是个德国人，叫马克·韦伯，五十多岁，胡子刮得干净，穿一身深灰色西装。他带了翻译，一个中国留学生，姓钱。
“韩先生，我需要向您确认几个问题。”马克翻开文件夹，“第一，您是否明确知道，安乐死是不可逆的？”
“知道。”
“第二，您是否有任何未了的心愿或债务需要处理？”
“没有。”
“第三，您是否受到任何人的胁迫或诱导？”
他问得很平静，我答得很干脆。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最后他在文件上签了字，把一支钢笔收进西装口袋里。
“韩先生，根据瑞士法律，您还需要七天的冷静期。冷静期结束后，就可以执行安乐死。”
他说完就走了。
我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顶。
山顶很白，白得像面粉。
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我妈蒸馒头，揭开锅盖，那蒸汽往上冒，和这雪一样白。
她在厨房里忙活，叫我哥去挑水。我哥不乐意，她拿着擀面杖追着打。
那些事，都过去四十多年了。
下午，韩丽打来电话，问我到了没有。
我说到了。
她在电话那头哭了：“哥，你真要去死啊？”
“别哭，我不遭罪就行。”
“你就不想再看看韩康？”
“看了又能怎样。”
“你——”
“行了，挂了。”
她把电话挂了。
我知道她难受。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这辈子就不会哄人。
晚上，丽萨来送饭。一份意面，一碗蔬菜汤，一杯红酒。
“韩先生，您要红酒吗？”她指了指杯子。
“不喝了。”
“您不尝尝吗？这是我们当地产的，味道很好。”
我摇摇头，没再说话。
她走了之后，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白色的，上面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中间。
我盯着那条线，数着它分叉的地方。
一条裂缝，分出三条缝，又分出五条……
房间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风吹进来，窗帘轻轻晃着。
我闭上眼，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咚，咚，咚。
一下又一下，沉稳得像钟摆。
我突然觉得好笑。这心跳明明还这么稳，这个人却马上就要死了。
第三天一早，我接到了韩康的电话。
他叫了一声：“爸。”
声音很陌生，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嗯。”
“你真的得了那个病？”
“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了让你担心。”
“那你现在告诉我就不担心了？”
我没说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说：“你把房子卖了？”
“卖了。”
“你在哪？”
“瑞士。”
“瑞士什么地方？”
“雪绒花。”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要在那里……死？”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抽泣声。
“爸，我恨你。”
“我知道。”
“你从来不管我，不问我，不来看我。现在你连死都不告诉我。”
“对不起。”
我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三个字。
电话那头突然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听见忙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我确实亏欠他。离婚那年他才十八岁，刚考上大学。我一个人搬出了家，把他留给了黄娅。
这么多年，我没给他转过一次学费，没给他过过一次生日，连他结婚我都没去。
我不是不想去。
是不敢去。
我怕看见黄娅，怕她看我的眼神，怕她知道我还惦记着她。
但现在想想，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都要死了。
第四天，我又接到一个电话。
是黄娅打来的。
“韩长健，你个混蛋！”她的声音很大，劈头盖脸地骂过来，“你把房子卖了？你疯了吧？那是韩康的婚房，你知不知道他女朋友就等着那套房子结婚？”
我愣住了。
我不知道这事。
“你是不是什么都没问过？”她的声音哽咽了，“你儿子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他……什么时候结？”
“明年春天！现在好了，你房子卖了，让他去大街上结？”
“我留了五十万——”
“五十万够什么？那房子值四百多万，你拿着去死？”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韩长健，你这个人，活该一辈子孤零零的。”
她挂了。
我坐在床上，手指还握着手机，屏幕上显示通话结束。
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被夕阳染成了橙色，很好看。
但我一点都看不进去。
04
第五天，丽萨来找我，说心理评估安排在第二天。
“韩先生，您这几天睡得还好吗？”她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开始记录。
“还行。”
“有没有感觉后悔？”
“有没有想要回国？”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韩先生，我做了这么多年，看您这样的人很少。”
“什么样？”
“平静。像您这么平静的人，要么是真的想开了，要么是心里面藏了太多东西。”
我没接话。
她合上平板电脑，站起来：“不管怎样，我都会尊重您的选择。”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山影，手里夹着一根烟。我没点，只是夹着。
我想到黄娅说的话，想到韩康的眼泪。
我想起很多事，那些事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在眼前闪过。
我想到十年前离婚那天，黄娅穿着一件红色呢子大衣，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风吹起她的长发，她的眼睛里泛着光。
她问我：“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等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
那个背影，我记得很清楚。
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噔的声音，渐渐远去。
我站在原地，没有追。
后来我听说她开了一家餐馆，生意还行。韩康在她的店里帮忙，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我想去帮忙，但又怕她不愿意。
我没去。
这么多年，我一直活在自己的壳里。
第六天，心理评估很顺利。
一个五十多岁的瑞士女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问了我很多问题。
无非是为什么选择安乐死、有没有被威胁、有没有需要处理的事。
我一一回答。
评估结束的时候，她站起来，用英语对我说：“Ihopeyoufindpeace.”
我点点头。
走出评估室，丽萨等在门口。
“韩先生，明天就是执行日了。”
“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她看了我一眼：“您确定？”
“确定。”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
第七天早上，我醒得很早。
窗外阿尔卑斯山的雪顶被朝霞映成了浅粉色。远处有鸟在叫，咕咕咕的，像是鸽子。
我洗了把脸，刮了胡子，穿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
这是黄娅以前给我买的，我一直没舍得扔。
十年了，白衬衫已经泛黄，但领子还是完整的。
我穿上它，照了照镜子。
镜子里的我瘦了很多，眼窝深陷，颧骨很高。
但我认得出自己。
丽萨来敲门，手里端着早餐。
“韩先生，这是您最后一顿饭。您要吃点什么？”
“咖啡就好。”
她送来一杯黑咖啡，放在床头柜上。
我端着杯子，喝了一口。咖啡很苦，像我的前半生。
“我们需要做一个静脉注射的导管。”
“好。”
她打开工具箱，拿出针头和导管。我伸出手臂，她把止血带绑在我上臂，然后开始找血管。
她的手很稳，针头扎进去，有点疼。
“好了。”
我低头，看见手臂上多了一个蓝色的导管。
丽萨站在一边，手里拿着一个托盘。
托盘里放着一个注射器，里面的药水是透明的。
“韩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我看着那管药水，突然觉得不太真实。
我真的要死了吗？
可我的心脏明明还在跳，我的手还在动，我还能看见窗外的山，听见丽萨的声音。
但我知道，这些很快就没有了。
“准备好了。”
丽萨点点头，拿起注射器。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撞开了。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冲进来，手里举着一个文件盒。
他气喘吁吁地喊：“韩先生！等一下！别喝！”
丽萨愣住了，看向我。
我也愣住了。
那个男人把文件盒塞到我手里：“国内医院加急文件，刚到！您必须先看！”
我接过文件盒，手指有些发抖。
打开一看，是一份病理报告，还有一封手写的信。
信的落款是林医生。
“长健，你被人坑了。你的病历是假的，被人篡改了。你肺里的病灶只是早期，完全可以手术切除。我查了一个多月，终于查清了。赶紧回来，我在医院等你。”
我盯着那几行字，手抖得厉害。
丽萨问我：“韩先生，怎么了？”
我把报告递给她，她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韩先生，这份文件——”
“是真的。”
“那您的病……”
“假的。”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
我坐在床上，手里攥着那份报告。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白得刺眼。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突然想起十年前林医生说的那句话：“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能憋。”
是的，我太能憋了。
我憋着怀疑，憋着愤怒，憋着去死。
可现在，有人告诉我，我连死都是被安排的。
05
那个送文件的人是国内一家快递公司的员工，姓刘。他说这文件是林医生花了三千块加急送来的，专门托人从北京带到瑞士的。
我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病理报告上写着“早期腺癌，未发现转移”，落款处有林医生的签字以及医院公章。
底下还有一行字，是林医生单独写的：“长健，我查了一个多月，你的原病历被人删改过。是医院内部系统被人利用了。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你赶紧回来，我给你做手术。”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突然想起一件事。
三个月前，林医生让我再做一次活检，我说不用他当时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话：“迟早要出事的。”
我当时没在意。
现在想想，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隐约发现了什么？
我拨通了林医生的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丽萨站在一边，看着我：“韩先生，您要不要先放下那管药？”
我没动。
“韩先生，我看得出来，您很混乱。但我们有规定，在您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时候，不能执行安乐死。”
她把我手里的注射器拿走了。
我坐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谁在害我？为什么害我？林医生现在怎么样了？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口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黑漆漆的阿尔卑斯山，脑子里乱成一团。
凌晨三点，我的手机响了。
是黄娅。
她在电话那头说：“韩长健，你骗得我好苦。”
“什么？”
“我到瑞士了。苏黎世机场。我看了你的病理报告，你根本没到晚期！”
“谁告诉你的？”
“你妹妹。她发了消息给我，说你的病是假的，被人害的。”
“韩丽？”
“对。她说她也是刚知道的。她现在也在机场，我们一起过来。”
韩丽也来了？
她怎么知道消息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传来韩丽的声音：“哥，你等着，我马上到。”
她们的航班是凌晨到的。我让丽萨帮忙安排了一辆车去接她们。
两个小时后，我坐在安养院大厅里，看着门口。
门推开了。
黄娅走了进来。
她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头发扎在脑后，脸上没有化妆，看起来老了十岁。
韩丽跟在她身后，眼睛红红的。
黄娅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没有说话。
韩丽先开了口：“哥，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对不起你。”
她说着，扑通一声跪下了。
“嫂子，你也有份。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咱哥。”
我看着她，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干了什么？”
韩丽低着头，声音很小：“我……我替人做了事。”
“什么事？”
“有人让我在你家装监控，让我帮你弄假病历。”
“他们说你得了重病，你要是死了，我能分到钱。”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谁？”
“麻子张。”
“麻子张？”
“就是他。他说他认识你二十年了。他说你手里有几幅画，值不少钱。只要他拿到了，就能给我一百万。”
“你答应了？”
韩丽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张着嘴，却说不出一句话。
我没想到，亲妹妹会害我。
06
黄娅扶起韩丽，让她坐到一边的椅子上。
我盯着韩丽：“你再说一遍，从头到尾，一个字别漏。”
韩丽低着头，声音发颤：“你搬到我家前一天，麻子张来找我。他拿出一张照片，就是你藏画的那块地砖。他说那些画值三千万，只要你死了，他就能拿到手。”
“他怎么知道画在哪？”
“他在你家装过监控。”她说，“你搬走后第三天，他就让人去翻了衣柜夹层，拍了照片。他说那些画值三千万，分我一百万。”
“你信了？”
“我老公欠了八十万赌债。债主就是麻子张的兄弟。他来找我，说只要让你去死，债就免了，还给一百万。我、我没办法。”
她捂着脸哭了起来。
黄娅坐在沙发上，一句话没说。
我沉默了很久。
“那病历是怎么回事？”
“麻子张认识医院的人，”韩丽说，“他让那个人把你的病历改了，改成晚期。他给你看的报告也是假的。他早就想好了，让你去瑞士安乐死，大家都以为是自然的。”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改回来？”
韩丽的声音更小了：“我后悔了。”
“后悔？”
“我没想到他们真要害死你。我以为只是骗保险，没想到你真的要去死。我去找林医生，哭着让他帮忙查。他查了一个多月，终于找到证据。”
“所以林医生知道？”
“知道。他让我帮忙把那个加急文件送到瑞士。”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我亲妹妹为了八十万赌债，差点把我送到阎王殿。
而林医生，一个外人，花了三千块，保住了我的命。
“麻子张现在在哪？”我问。
“不知道。他听说你被改了病历，就失踪了。”
黄娅突然开口了：“你那些画，在哪里？”
“卖了。房子没了，画还在夹层里。”
“夹层在哪？”
“老房子衣柜后面。墙是空的，里面有个铁盒子。”
黄娅站起来：“我们现在回国。你那些画，必须拿回来。”
我看着她：“你不恨我？”
“恨。”她说，“但恨归恨，不能让你被人害死。”
那天晚上，丽萨给我们安排了回国的机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
在飞机上，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云。
韩丽坐在我旁边，一直没说话
黄娅坐在过道边，闭着眼要了一杯红酒。
我靠着椅背，心里翻江倒海。
我恨韩丽，恨她为了钱出卖我。但又觉得可悲，她也是被逼无奈。
我更恨麻子张，他布了这么久的局，把我当成棋子耍。
但我最恨的，是我自己。
如果十年前我没藏那几幅画，如果没有离婚，如果我不那么憋着，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
飞机落地北京时，天已经黑了。
林医生在出口等我。
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眶通红。
“长健，”他上来就抓住我的手臂，“你总算回来了。”
“老林，谢谢你。”
“别谢，走，先去医院。”
黄娅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
韩丽跟在我身后，一直低着头。
我们上了林医生的车，往医院开去。
在车上，林医生告诉我，麻子张被警察控制住了。
“他在老房子另一个地方藏了钱，还留着账本。警察一查，全交代了。他说他从二十年前就想买你那些画，你不卖，他就想了这个办法。”
“他说了为什么要害我？”
“他说，是你的东西，就该是他的。”
我看着窗外，夜色浓得像墨。
车开过长安街，路灯一盏一盏朝后退去。这座我活了半辈子的城市，还是老样子。
只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
07
第二天上午，我躺在医院病床上，等着做术前检查。
林医生拿着一个文件夹走进来：“长健，检查结果出来了。确实是早期，没转移。手术成功概率很大。”
“你那个加急文件的钱，记得还我。”
“还。”
他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黄娅、韩丽。
韩丽站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
黄娅坐在床边，低头削苹果。
她削得很认真，皮不断，一圈一圈的，像心思一样。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什么怎么办？”
“那个麻子张。”
“交给警察呗。”
“他害你，你就不想报复他？”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了。”
“为什么？”
“因为恨一个人太累。”
她手里的苹果皮断了，掉在地上。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韩长健，你变了。”
“十年前我要是这么说，咱俩不会离。”
“你那时候怎么不说？”
“不会。”
她叹了口气，把苹果递给我：“吃吧。”
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很甜。
“嫂子，”韩丽突然开口，“我错了。对不起。”
黄娅没看她：“你要当你哥的面说清楚，谁怂恿你的。”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想买我哥的画，我哥不卖。他就找上我，说我老公欠了钱……”
“你没报警？”
“他说报了警，我老公会被打死的。”
黄娅站起来，走到窗边：“韩丽，你哥差点死，你知道吗？”
“你害他一次，还能害他第二次吗？”
“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你拿什么保证？”
韩丽咬着嘴唇，说不出来话。
我吃完了苹果，把核放在桌上。
“够了，”我说，“韩丽，你是为了你老公，我认。但你记住，再有下次，我不认你。”
韩丽跪下来：“哥，我给你磕头。”
她真的磕了，额头磕在地板上，砰砰响。
黄娅没拦，我也没有。
等她磕完，黄娅走过去，把她扶起来。
“起来吧，别再犯糊涂。”
韩丽哭着点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睡不着。
林医生说术前要静养，但我脑子里静不下来。
我想起麻子张那张脸。
二十年前，在古玩市场，他蹲在一个地摊前，手里拿着一张画，冲我笑。
“老韩，你看看这幅，好东西！”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确实画得不错。就花了三百块买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幅画是仿的，顶多值三十块。
但他介绍给我的另外几幅，倒是真东西。
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
他觉得我是个买画的，我觉得他是个贩画的，互相利用。
谁知道二十年后，他觊觎上那几幅画。
为了画，他不惜设一个局，让我去死。
我想起林医生那句话：“你的东西，就该是他的。”
荒唐。
但就是这种人，差点要了我的命。
第二天早上，我做完术前检查，等着下午做手术。
林医生来查房，脸色有点不对劲。
“怎么了？”
“长健，情况有点变化。”
“什么变化？”
“网上有人发帖子，说你卖房换钱去瑞士自杀，你儿子没房结婚，骂你是个自私的父亲。”
“谁发的？”
“不知道。但点赞已经好几万了。”
“这不重要。”
“还有一个事。”
“麻子张的律师，要求见你。”
“见我？”
“他说麻子张想当面向你道歉，求你别追究。”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见。”
林医生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也觉得不见好。”
下午四点，我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关上之前，我看见了黄娅的脸。
她站在走廊尽头，看着我。
我冲她笑了一下。她愣了一下，也笑了。
门关上了。
麻醉师把面罩扣在我脸上：“韩先生，深呼吸。”
我吸了一口气。
白色。雪白。像阿尔卑斯山的雪。
我想，我还能活着看到这个世界，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