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吃喝指南｜浙江路上的萝春阁茶楼

1930年上半年，南京路以北的浙江路上原先沿街的旧屋翻造为新的四层洋式房屋，其中宁波路口的一座新楼悬挂榜书“萝春阁”三字，题字者署名知足主人，即这家茶楼的老板，也是这一带新造洋房的主人黄楚九。6月18日，萝春阁茶楼正式开业。

黄楚九和偷鸡桥

据说芝罘路浙江路一带曾是河浜，上架小桥，附近有村落。清末租界筑路时河道夷为平地，桥自然也消失了，不过原先习用的“偷鸡桥”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究竟是不是“土基桥”或“斗鸡桥”的讹转，1920年代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直到四十年代末这个名字仍然被广泛使用，指芝罘路浙江路一带。从这里沿着浙江路向南到南京路湖北路口，清末民初是茶楼汇聚的地方，比如路口西北角是永安茶居（按：不是坊间流传的易安茶居），西南角有五龙明泉楼和冼冠生开设的广东饮食店陶陶居，东北角则是著名的五龙日升楼，因为这里正值两条南京路、两条浙江路和湖北路的交汇处，所以两座茶楼都以“五龙（云）”为名。1908年租界最初的电车在路口设站，“日升楼”渐渐成为这一带的统称。不过当时南京路浙江路口还远不及福州路的繁华，沿街商铺也多是传统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大多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1910年代中期开始，有广东商人陆续看中了这个路口的发展前景，计划筹建新式百货公司。这一带的地产分属于不同的地主，比如路口北面是英商德和洋行的地皮，先施公司租下西北角十余亩土地建起大楼，1917年正式开业。路口西南和先施西侧都是哈同的地产，永安公司和新新公司先后在这里租地造屋，于1918年和1926年建成营业。1920年代路口的面貌为之一新，车辆行人络绎不绝，从这时候开始，日升楼一带成为上海人心目中“南京路繁华富丽和热闹的最高峰”，很多人相信每天24个小时经过日升楼的不下于十万人次。

唯一保持原样的只有东北角的日升楼，不过1917年南京路对面开出一乐天茶楼，1924年沈大成点心店将分号搬到日升楼下（直到今天沈大成还在这里），只有这间清末就开始营业的老式茶楼日渐式微。

1918年的偷鸡桥和日升楼

随着南京路西段的繁荣和三大公司的营业鼎盛，不时有传言说日升楼附近会进行翻造，代之以新的百货公司或饭店，不过始终不见下文，时人对这一角密集的旧式商铺很有好感。除了百货公司的时髦货品，这里的茶楼、点心店、栗子摊以及水果烟纸糖食也都很有吸引力。

从日升楼沿着浙江路向北，道路两边房屋蔽旧，大多是旧式小商铺，晚上关门之后更是路灯昏暗，当时人这样概括浙江路偷鸡桥一带：

向为山梁聚集之所。灯火上时，来㖸来㖸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木林土森视为畏途，即所谓老上海者，亦都掩鼻而过，诚秽地也。

可见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偷鸡桥和日升楼的气象大不一样。1929年初，有传言说偷鸡桥一带会改造市房，建起一座新的戏院。到了夏天事情逐渐明朗，芝罘路牛庄路附近即将兴建一座崭新的三星舞台，改建商铺的事似乎规模更大，会进一步沿着浙江路向南展开，这一系列举措的出资人据说是上海闻人、巨商黄楚九。

众所周知黄楚九以“艾罗补脑汁”和医药业起家，之后拓展到娱乐业和金融地产行业，1920年代尤其以大世界游乐场与日夜银行最为著名。黄楚九对南京路附近的地产早有涉及，1912年他在日升楼湖北路口开办了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吸引了大量顾客，直到后来被更新式的大世界取代。之后黄楚九还与人合资购入附近天津路集益里的地产（钱庄和传统商号较为集中）。1929年，黄楚九57岁，名望如日中天，偷鸡桥一带的地产投资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项重要事业，坊间的说法以讹传和想象居多，我试着用史料复原一下始末。

浙江路芝罘路口有一块地，方形且规整，地主是南浔富商庞莱臣，其中一大半是庞宅。按照传统说法，这两亩九分地正如一颗印。1929年6月1日，黄楚九和周炳臣、赵如泉合资组建的三星地产公司向庞莱臣签约租下这块地，为期25年。他们的计划分为两部分：核心部分是建造三星舞台作为戏院，其次是沿街市房改建后重新出租。周炳臣是黄的余姚同乡，曾在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任职多年，之后转向地产业；赵如泉是久在上海演出的京剧名角。三人平均出资，三星公司每人27972元，三星舞台每人10000元。周炳臣负责地产公司和三星舞台的日常经营，赵如泉负责舞台的后台管理，黄楚九只是股东，并不参与三星的营业。

我推测开办三星舞台主要出自周赵的意图，拉黄楚九入伙是想借助他的名望，不过黄楚九很可能也对偷鸡桥一带的地产相当有兴趣，尤其是三星舞台以南的浙江路两侧。8月1日，黄楚九的仁记公司跟地主奚萼衔签约租下这两块地，共计七亩左右，以20年为期，准备在这里拆屋翻造。

事涉四十余家商铺的搬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期限逼促，商户们不得已寻求浙江路商界联合会的支持，对房东发起诉讼。因为当时法律规定，诉讼期内是不能强制停水和拆屋的。不过黄楚九通过周炳臣与英商的关系，很快获得工部局的拆屋批准，9月1日开始强拆。这是一度引起关注的浙江路拆屋风潮，最后以奚萼衔答应支付商户损失了结。

1929年9-10月间浙江路福兴里拆屋（原图经过修复）

1929年8月底，三星舞台正式开工，由米伦洋行打样，倪森茂营造厂承建，公司想要在1930年新正开始营业，因此赶工赶得很急。1930年2月初，可以容纳两千余观众的三星大舞台竣工，芝罘路牛庄路沿街属于三星公司的商铺也都准备就绪。之后浙江路两侧黄楚九翻造的市房陆续完成，偷鸡桥一带原先低矮破旧的商铺全部代之以崭新的四层洋式房屋。

最初开设的商铺有一部分属于黄楚九的产业，比如中西药房、日夜银行和九福堂笺扇庄的分号。很多研究将这件事和黄楚九后来遇到的银行挤提以及1929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萧条自动联系起来，认为市面冷落无人应租，黄楚九才不得不在偷鸡桥开设自家的分号。不过事实很可能并不如此，1929-1931年上海地产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尤其是租界中心区域，地皮争夺与诉讼频发，比如与浙江路翻造几乎同时，不远的南京路福建路口就发生了业主大纶地产公司和租户各商铺因为租金上涨而引发的讼诉。时人看得明白，黄楚九就是看中了浙江路一带的发展前景，要想让地皮升值，必须先振兴偷鸡桥一带的市面。当时公认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发展娱乐事业。与人合资的三星舞台和三星公司未必是黄楚九的目标，他更看重的当然是自己独资经营的浙江路市房改造，想要通过这个崭新的戏院吸引足够规模的客流，进而带动附近的消费和商铺。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预期，所以黄楚九对于最初出现哪些类型的商铺必然也有自己的考虑。1930年工部局对这一带中心位置整幢四层洋房的月租金估值为1000两（实际租金稍低），这已经相当于南京路上整幢商铺的租金了。除了在这里开设各种分号以外，黄楚九也开办了几家新的商铺，其中最有名、后来也最有影响的是宁波路口的萝春阁茶楼。

李耀亮和萝春阁茶楼

上海的茶楼在清末曾经有过一段很长的繁荣期，1876年成书的《沪游杂记》就记载了公共租界的一洞天、一壶春、丽水台、松风阁和城隍庙的湖心亭等茶楼，之后陆续出现的笔记和晚清小说也大多有类似的内容，这些不同时期的著名茶楼大多开设于人烟稠密的商业区，选址和装潢都很讲究，“高阁迎风，疏窗映水”，在时人眼中算得上是新鲜有趣值得盘桓的场所，外地人初到上海也往往以名茶楼为必到之处。

清末茶楼内部

不过清末茶楼吸引顾客和保持盈利的真正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鸦片和妓女。这两件事在当时不仅不违法，甚至可以算是社会风尚，茶楼大多辟出专门的空间，备有华丽的烟榻和器具，为客人提供鸦片，以茶楼而兼烟馆。另外，清末富家子弟冶游之风盛行，当时大量妓院从城内迁移到公共租界，最初的名茶楼大多出现在妓院林立的福州路及以南地区，自然也和这种风气密切相关，比如一度最为著名的丽水台茶楼就开在三茅阁桥畔（今延安东路），高楼临水，风景自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楼下即幺二堂子荟聚的东西棋盘街，时人坦言在茶楼饮茶其意不在茶，而是“万楼莺燕，笑语皆通”。既然如此，妓女进入茶楼揽客也就为经营者默许甚至鼓励。

进入20世纪，社会开始有了变化，先是民初以后租界加大了禁烟的力度，虽然从未真正禁绝过，但公开营业的烟馆渐渐消失，茶楼这方面的副业也就难以为继。1920年代租界开始禁娼，同样的并没有多少成效，但社会风气比起清末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鸦片和妓女不再是时髦生活方式的表现，而是被视为社会的阴暗面，至少也是腐朽落后的代表。不过妓女在茶楼拉客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甚至在茶楼的营业执照中也有明文规定允许，这种风气尤其以福州路上历史悠久的青莲阁最为有名。

1920年代中期，上海的报纸根据本地茶馆的现状做了个简单的分类，大致有老虎灶、小茶馆和茶楼三种，价格依次升高，老虎灶供应的茶的价格大约只有茶楼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过前两种往往成为“宵小匿迹之所”，或者经常有人抽头聚赌等等，因此一般说的上海茶馆都是指有一定规模、座位宽敞、也比较讲究装潢的茶楼，大多位于商业区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城内茶楼主要分布在城隍庙附近；公共租界依然以福州路最为集中，其中四海升平楼、长乐和青莲阁最为著名；其次是南京路。到1920年代末，社会公认上海最好的茶楼是南京路湖北路口的一乐天和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仝羽春两家，茶价也相对昂贵。

1930年萝春阁、黄隆泰及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茶楼示意图

1930年7月的萝春阁茶楼

1930年6月，萝春阁茶楼开业，前期的筹备工作是黄楚九亲自过问的，茶楼的日常营业则是由他选定的经理李耀亮负责。

茶楼开业之后，黄楚九很快又开了一家黄隆泰茶叶号，位置就在茶楼隔壁。从后来披露的投资情形看，萝春阁的初始资本为1.2万元，黄隆泰为2.6万元，茶叶号很可能是与茶楼相关联的，至少从黄楚九的角度，这是从原料和成本两方面保障茶楼的主要货源。

另外，上海的本地茶楼有个特点：除了茶水外不供应任何点心茶食，但允许小贩进来叫卖，客人也可以出钱叫茶楼伙计代为跑腿外购。渐渐的有些茶楼允许生煎摊摆在门口，或者愿意将一楼的门面租给生煎摊，方便顾客能随时吃到点心，也是传统茶楼向新时代的一种妥协。生煎摊则看中了茶楼从早到晚都会有茶客上门，等于双方互相借个光，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商业区，茶楼和生煎摊是个常见的组合。开业之前黄楚九也为萝春阁选定了楼下的生煎摊，当时看起来是件小事，但这件事的后续影响不小，萝春阁的生煎在上海饮食史上都值得专门提及，内容也相当丰富，详见下篇，本文就不再展开。

如上文所述，清末开始上海的茶楼就副业众多，除了表面的热闹多变，也不难看出茶楼依靠主业卖茶恐怕不怎么挣钱，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复合经营，比如当时很重要的行业茶会。每日清晨同业的商人约定在某家茶楼聚会，打听商品价格，交流行业信息，或者直接进行交易，风雨无阻。这是上海很多行业惯用的经营方式，并且一直保留到1950年代。原本上午是茶楼生意相对清淡的时段，散客不多，早茶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不过只要有茶会，那么必然人声鼎沸，往往聚集了数十到数百人。上文提到的几家著名茶楼都有自己固定的行业茶会，如青莲阁的米茶和棉纱业，一乐天的板箱旧货和仝羽春的五金铜锡，萝春阁的二三楼则是煤业茶会。之后还曾经有过麻袋、木业和五金器件的茶会。另外最初黄李二人一度考虑过将第四层楼租给弹子房，这也是茶楼常见的副业之一，后来也确实经营过一段时间。

根据行业惯例，萝春阁起初申请执照的时候也是准许妓女拉客的。李耀亮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他的目标是向一乐天和仝羽春看齐，吸引中上层顾客，自然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茶楼所谓的“准许”就是不收妓女的茶资，或者事先发给免费的茶券，方便她们自由出入。李耀亮吩咐伙计任何人进门是客，一视同仁地收茶钱，拉客的妓女很快就绝迹了。

不过茶楼依然还是需要想别的办法招徕客人。李耀亮在上海的人面很广，对于茶楼经营自有想法。萝春阁规模不小，陈设精雅，茶叶供应也有保障，先天条件不错，李耀亮的应对之道是在萝春阁三楼开设书场，请苏州评弹的名角到茶楼演出。

评弹在当时是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大多在专门的书场或游乐场中表演，也有一些附设于茶楼，著名的如城隍庙得意楼，不过租界中并不常见，影响也有限。1920年代末，有旅馆偶然在楼下开设书场，没想到听客反应热烈，于是引发了同行纷纷效仿。比萝春阁开业的时间稍早一些，跑马厅东南角新建的东方饭店将二楼辟为书场，延请名家说唱。最初二楼是计划做跳舞厅的，所以空间充裕，座位也宽敞舒适，经营者花了不少心思，东方书场很快就打响了名声。

李耀亮不知是不是因此受到启发，决定将书场作为萝春阁的副业。9月16日晚上萝春阁茶楼正式开书。先是杨斌奎杜文奎弹唱《描金凤》，接着朱耀良讲《七侠五义》，每晚从八点到十点三刻，大受顾客欢迎。年底又增加了著名的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几乎场场满座。不久又加开午后的日场，并且延长了夜场的时间，评弹之后还有正在流行的滑稽表演。茶楼从早上七点开到午夜，早茶140文，午晚茶都是小洋1角，不过有了书场之后，小洋1角就是书座的价格，茶算是奉送的。300个书座每天晚上都能售出，局面之盛可以和东方书场媲美（东方书场是每晚2角）。

1931年初，李耀亮请说《杨乃武》著称的李伯康到萝春阁表演，阴历年底照例是评弹会书的时候，李伯康集合了众多同仁一起会串，将杨乃武故事改编成“书剧”在茶楼演出，场面火爆。也因此东方书场感觉到了威胁，萝春阁请了润余社的名家，东方就请实力更加雄厚的苏州光裕社，两家开始打对台，也经常互相挖角。

这一时期萝春阁的营业不错，当时房租每月700两，加上7%的房捐，萝春阁能够应付裕如，而且正如黄楚九和李耀亮希望的那样，吸引到一大批中上层的茶客光顾，也建立起很好的口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隐然与附近的一乐天仝羽春并列。另外由于书场的成功，在萝春阁之后开设的西藏路天蟾茶楼和迁址重开的青莲阁也都将书场引进茶楼，成为一时风气。

黄楚九身后的萝春阁

黄楚九对浙江路的前景抱有很大期待，不过从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前景是否能实现的关键在于三星舞台这座戏院是否能够成功。1930年前后上海地产发展势头正盛，戏院和浙江路改造都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方式，将签下的长期租约抵押给不同的公司，获取贷款用于造楼。戏院高大宏伟，全部用进口柚木铺地，装潢和设备都很豪华，内部有超过两千个座位，差不多是用最新式电影院的标准建造的，不过用作京戏演出而已。工期也相当紧迫，最后总算是在农历新年前完工，赶在大年初一正式开幕，以唱老生的名角小达子李桂春为号召，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不过第二天就被工部局叫停。当时传言说因为当局担心赶工造成建筑质量草率，或者官员有心索贿，所以三星舞台并未获得执照。几天之后事情平息再度开业，又传出消息黄金荣不满三星大舞台与自己的荣记大舞台重名，黄楚九不得不答应去掉这个“大”字。三星和黄楚九原本就备受社会关注，这些真假难辨的传言让很多人觉得三星似乎出师不利，最初几个月的营业状况也远不如预期。

其实从戏院工期的紧迫和浙江路商户逼迁来看，很可能这两处翻造的资金压力都很大。戏院歇夏结束以后，由于经营者的苦心筹划，排演新戏应市，三星的生意渐渐好转。下半年浙江路上黄楚九的各处商号也都陆续开始营业，萝春阁兴盛的书场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黄楚九当时有严重的气喘病，1930年夏秋以后健康状况恶化，9月底上海传说他已经去世，一度引发日夜银行储户的恐慌，纷纷要求提款，后来发现只是谣言事情才平息。1931年1月初，黄楚九病势沉重，外界又有传言说他已去世，而且据说还有三百多万债务，日夜银行再次出现储户挤提。据说这件事给了黄楚九最后一击，他于1月19日病逝，日夜银行无力应付储户的提款要求而倒闭，黄家宣布破产，由此引发了黄楚九身后一系列的债务清算。

清算耗时不短，其中黄楚九独资开设的店铺是最容易处理的部分，大多是位于浙江路上才开不久的新店，资产债务都很清晰，也最快售出。4月初，萝春阁茶楼以10400元的价格出盘于李耀亮，此前几个月因为清理而积欠的房租也由李接手，他同时还买下了黄隆泰茶叶庄。

黄楚九和李耀亮

对于萝春阁的营业来说一切如常，偷鸡桥和浙江路一带的市面渐渐发展起来，茶楼和书场的生意也很稳定。1931年冬天，书场倚重的李伯康被东方挖走，李耀亮烦恼之际跟朋友陆澹庵说起要去苏州另聘名家，陆澹庵说不如另编新书请人弹唱，并建议就用前一年在《新闻报》连载的《啼笑因缘》作为底本改编。张恨水的这部小说连载了近八个月，大受读者欢迎，还造就了一大批“啼笑因缘迷”。陆澹庵也是忠实读者，当时正在报纸上写“《啼笑因缘》之商榷”，连写了11期。李耀亮大喜，请求陆澹庵来编这部弹词，并且第二天就将弹词家赵稼秋介绍给陆。之后经历了一些波折，赵稼秋误以为陆澹庵不肯将弹词交给自己表演，于是和朋友朱耀祥搭档，另找名作家姚民哀编写了一段。

1932年夏天，李耀亮请朱赵两位到萝春阁书场表演，听说他们竟然能唱《啼笑因缘》，立刻为两人制作了灯牌宣传，7月28日夜场正式开书。从这一天开始，萝春阁每晚听者云集。十天之后，编好的内容唱完，姚民哀因为身体不好无法再写，朱赵两人勉强支撑了几天。李耀亮明白书场对茶楼的重要，再次请求陆澹庵帮忙将书编下去。原本夏天是生意淡季，不过《啼笑因缘》的吸引力实在强大，朱赵在萝春阁说了几个月，始终卖座鼎盛。弹词《啼笑因缘》后来成为名作，每一代都有名家表演，萝春阁不仅是这部弹词的首演之地，也同时捧红了朱赵两位。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萝春阁和西藏路天蟾、福州路长乐并列上海营业最盛的三家茶楼。1935年前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市面渐渐萧条，天蟾停业，萝春阁也受到很大影响，李耀亮和副手胡铁耕因此寻求外界资金注入，同时也尽力维持萝春阁的经营，1934年中萝春阁在评弹之外一度增加了“群芳会唱”，1935年请到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根据当时的记载，晚上八点半，萝春阁楼下的生煎炉子已经熄火，但踏上楼梯就看到客满的牌子。到了年底，萝春阁请到红极一时的女弹词家徐雪月和她的两个师父合作出演《三笑》，原本这是末档送客书，没想到晚上十一点一刻三徐上场时，客人不但不走，甚至还有人专为听这档书进场的。

1935年11月底，李耀亮忽然中风病逝，经理一职由他的弟弟李耀星接任，一度出现股东纠纷，平息后经过重新装修于1936年4月再度开业，这次将朝南的转角楼面开放，四面临风，茶客坐在楼上视野也更加开阔，另外随着当年的物价变化降低了茶资。1930年开业时是早茶140文，午茶小洋1角；1934年涨到2角；这时候降到早茶120文，午茶220文。

不过这时候萝春阁的营业跟李耀亮时期差别很大，股东纠纷渐起，不久之后再度易主。之前南京路上三大百货公司先后开设了广东茶室，1930年代后期忽然大受欢迎，虽然更接近餐厅，但毕竟号称茶室，营业时间又很长，对传统茶楼的营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抗战时期萝春阁茶楼的营业更加衰落，1942年时已经关门停业。不过有帮会中人看中了这个地点，楼下关门，楼上则偷偷地开出赌场，很快被租界稽查处破获。之后194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在浙江路原址下收录了“萝春阁福记茶社”，按照当时上海商业的习惯，更换业主多半会更改加记，这应该是又一次易主之后的重新营业，但也没有维持多久。抗战胜利后萝春阁茶楼一直处于停业状态，只是浙江路462号这处门面依然每天生意兴隆，售卖的是萝春阁的生煎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