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海教授等：联合国海洋十年的治理框架、行动格局与中国参与

摘要：联合国“海洋十年”是连接海洋科学、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行动框架。本文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计划、进展报告和获批行动数据，梳理“海洋十年”的愿景目标、挑战议题、行动体系、数据治理和能力建设机制，并比较欧洲、美国与中国的参与格局。研究发现，“海洋十年”通过十大挑战将海洋观测、科学研究、模型评估、数据共享和能力建设整合成持续行动体系。欧洲主要依托科学项目和跨国网络扩大参与，美国侧重观测系统、数据平台和模型工具等支撑性资源，中国则以大科学计划牵引河口海岸带、海洋气候和深远海等重点方向。面向后半程，中国应在保持生态修复、社区韧性和海洋气候等优势的基础上，加强全球观测、污染治理、可持续海洋经济、海洋素养和能力建设供给。推动已获批行动由项目参与转向治理可用资源的持续供给，提升中国在全球海洋公共产品与协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贡献。

本文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海教授

2026 年发表的《联合国第三次全球海洋评估》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海洋已经不能再被当作孤立的自然对象来理解。气候变化、污染扩散与生态退化多重叠加，深海开发和蓝色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海洋正成为全球风险与发展机遇交汇的关键场域。面向未来，全球海洋治理真正缺少的不单单是科学发现，而是将科学发现组织成共同行动的制度能力。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以下简称“海洋十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全球科学行动框架。它以“构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打造我们所希望的海洋”为愿景，通过共同目标、挑战议题、多层级行动、数据治理和能力建设，将分散的海洋科学资源转化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持续行动体系。

1海洋十年发起背景：从全球海洋评估到科学驱动海洋治理

20 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向海洋空间快速扩展，深远海资源、生物遗传资源、海上能源、海洋数据和海洋空间开发持续增长。海洋问题正在从单一环境或资源议题，提升为涵盖气候、生态、产业发展和国际规则的综合治理议题。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态退化、资源利用和灾害风险相互交织，许多问题既发生在海洋系统内部，也与陆源活动、产业结构、沿海开发及国际规则变动密切相关。

2015 年，联合国正式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总体框架。其中，SDG 14明确提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了海洋在全球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然而，在SDG 14 实施过程中，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海洋生态系统持续退化，海洋污染、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海洋风险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海洋科学投入不足、科技能力发展不平衡以及科学成果向治理实践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球海洋治理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全球海洋评估”(World Ocean Assessment, WOA) 为国际社会认识海洋危机和推动海洋治理转型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作为联合国“全球海洋环境状况评估和报告经常程序”的核心成果，WOA在对海洋环境状况及其经济、社会影响进行综合性评估，为国际海洋政策制定提供科学支撑。第一次WOA报告系统揭示了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多重压力以及海洋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不可持续问题，指出海洋环境退化已经对全球经济发展、社会福祉和生态安全构成重大挑战。此次评估反映出人类对海洋系统运行机制的认识仍然不足，海洋观测、监测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全球海洋治理需求，科学认知与政策行动之间存在明显脱节，进一步强化了对加强海洋科学合作与能力的共识。为应对上述挑战，联合国大会于2017 年第72 届会议正式宣布将2021—2030 年确定为“海洋十年”，并授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 负责组织实施。2020 年，第75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 实施计划》；2021 年1 月1 日起，“海洋十年”正式启动。这是目前海洋领域最重要和最大规模的全球性倡议。从时间节点来看，“海洋十年”的发展正是建立在首次 WOA所揭示的问题基础之上，以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主要方向，体现了联合国海洋治理体系的演进历程。“海洋十年”以“我们需要的海洋科学，支撑我们希望的海洋(The Science We Need for the Ocean We Want)”为核心愿景，强调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合作与能力建设，推动海洋科学从传统的知识导向型研究向问题导向型和行动导向型研究转变。其倡导共同设计(Co-design)、共同生产(Co-production) 和共同实施(Co-delivery)的创新模式，促进科学家、政府部门、产业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海洋治理过程，推动科学知识向政策行动和社会实践转化。

传统海洋治理主要依靠部门管理和区域合作，虽能回应具体问题，但在面对跨区域、跨学科、跨主体的复杂议题时，仍常受到资源投入不均、步调节奏不一致、数据标准未统一、行动不及时和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制约。海洋科学作为认识自然系统的专业活动，也是支撑可持续未来、连接观测数据与政策行动的基础条件。正如WOA所言，海洋环境、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活动压力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需要更稳定的科学评估和政策转化机制。科学研究可以揭示海洋变化，国际合作也可以形成阶段性成果，但如果缺少稳定的组织框架和持续的转化机制，那么相关成果就难以沉淀为全球海洋治理可以长期使用的公共资源。根据《“海洋十年”实施计划》，“海洋十年”旨在动员全球海洋科学共同体、政策制定者、产业部门和社会公众，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SDG 14，推动海洋科学更有效地服务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通过共同愿景、预期成果、挑战议题和多层级行动体系，将海洋观测、数据共享、模型预测、风险评估、能力建设、灾害预警、生态修复和政策应用等纳入同一行动框架。由此，原本分散的科研活动、技术资源和治理需求得以在共同议程下重新组织，形成面向全球海洋可持续治理的多主体协同网络和政策应用链条。

长期以来，海洋科学与海洋治理之间存在结构性脱节。IOC-UNESCO在海洋十年筹备过程中指出，当前海洋科学体系仍存在学科分割明显、数据共享不足、科学与政策衔接不畅以及国家间能力差距较大等问题。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学术层面，未能有效进入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过程，导致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显著鸿沟。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关学术成果快速增长，但全球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仅依靠知识生产本身并不足以解决海洋面临的复杂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将科学成果有效转化为治理能力和政策行动。从治理视角看，“海洋十年”不仅是海洋科学合作计划，也是连接科学、政策和社会的重要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地方和土著知识、技术创新与治理实践之间的跨界融合，增强海洋科学成果向治理行动和公共产品转化的能力。

从公共治理逻辑看，“海洋十年”统筹考虑了治理对象的识别与议程设定。污染迁移、海洋酸化、碳循环、深海生态和海岸带风险等问题具有较强不确定性，需要连续观测、开放数据和可靠模型提供支撑。如果缺少清晰的科学判断，政策协调往往只能停留在原则层面，治理行动也难以明确对象、顺序和评估标准。海洋科学由此成为不同主体认识海洋变化、判断治理风险和形成行动共识的基础。其次，“海洋十年”也改变了行动的组织与协调方式，体现为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的网络化协同。海洋治理涉及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沿海社区，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共同框架为这些主体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与规则和协作通道，使数据、技术、平台、资金和人才有可能在同一议程下连接起来，科学成果也由此更容易越出单个课题或项目边界，进入政策讨论、联合研究和治理实践。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海洋议题在国际发展议程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持续提升。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SDG 14以及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科技创新、生态保护和全球海洋治理的一系列举措，共同表明海洋科学已从专业科研议题拓展为支撑可持续发展、国家海洋能力建设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对于中国而言，参与“海洋十年”的意义，是基于获批行动的数量和议题，把现有的包括深海探测、蓝碳核算、生态修复、灾害预警和数字孪生等在内的海洋科技积累逐渐转化为全球治理可用资源。通过将这些领域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以及更多海洋科研与国际合作，助力我国进入更广泛围的全球海洋合作网络和治理过程，形成持续的国际影响。基于此，本文将梳理“海洋十年”的实施框架，比较欧洲、美国与中国的行动格局，并从知识、平台、工具和能力四个环节进行讨论。

2“海洋十年”实施框架与治理体系

根据IOC-UNESCO 发布的《“海洋十年”实施计划》，“海洋十年”的核心愿景是“构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打造我们所希望的海洋”。其内涵既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也包括社会科学、地方和土著知识、技术与基础设施，以及科学同政策、创新和社会应用之间的联系。海洋科学将在这一框架中承担两项功能：一是深入认识海洋系统变化，二是进而支撑政策制定、技术转化和社会参与。

围绕上述愿景，“海洋十年”提出七类预期成果，分别指向清洁的海洋、健康且有复原力的海洋、物产丰盈的海洋、可预测的海洋、安全的海洋、可获取的海洋，以及富于启迪并具有吸引力的海洋。同时，“海洋十年”提出了十项挑战，将上述目标落到优先行动领域，内容涵盖海洋污染、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可持续食物供给、公平和可持续海洋经济、海洋气候解决方案、社区灾害韧性、全球海洋观测、数字海洋、能力建设以及人类与海洋关系。这一整体框架将污染治理、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灾害风险、观测系统、数字基础设施、能力差异和社会参与等议题纳入同一行动议程。这一实施框架的制度意义，旨在通过愿景、预期成果和挑战议题明确海洋治理对象，推动形成了一个面向全球海洋科学行动的多主体组织机制。与很多国际科学计划相比，“海洋十年”首先具有更高的制度地位。它由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由IOC-UNESCO 负责协调，服务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4。这一制度来源使其超然于一般的科技合作倡议，构建起一套首脑级的具有联合国议程属性的全球行动框架。正因如此，“海洋十年”能够把海洋科学、数据共享和社会参与纳入同一议程，为不同国家、不同机构以及不同主体提供共同参与的入口。

从管理主体看，“海洋十年”并未采取单一中心化的项目管理模式，而是形成了全球协调、区域承接、国家落实和专题支撑相结合的复合治理结构。这一结构符合多层级治理的基本特征。联合国海委会承担总体协调职责，“海洋十年”协调单元负责行动征集、核准、监测评估、资源对接和传播外联；协调办公室、协作中心、国家委员会和实施伙伴则分别在区域、国家和专题层面承担组织功能。这种结构一方面保证了全球框架、行动标准和评估要求的相对统一，另一方面又为不同地区根据自身需求组织行动留下空间。因此，“海洋十年”的组织能力并不只是来自一个国际机构的行政推动，而是来自多个层级、多个节点和多个伙伴之间的持续连接。

从实施主体看，“海洋十年”的参与范围明显超出传统政府间合作或单一科研共同体。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学和科研机构、海洋观测网络、数据平台、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地方社区等，均可以通过计划、项目、贡献和活动等不同形式进入行动体系。由此，“海洋十年”把资源供给方、知识生产方、政策使用方和能力需求方连接到同一框架中，使不同主体能够根据自身能力和资源形态选择参与方式。

这种多主体的行动组织能力是 “海洋十年”区别 于其他海洋领域国际计划的重要制度优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制度主要通过权利义务来约 束国家行为，区域海计划 ( Regional Seas Programme ) 主要围绕特定海域开展环境治理和政策协调，专项 科学计划则通常聚焦某一类观测、调查、模型或数据 任务。相比之下， “海洋十年”的特点是统一周期、广 泛议题和更多主体参与，可以被看成一个以挑战为 牵引、以多层级行动为载体、以能力建设为支撑的全 球科学行动平台。它以共同愿景为指引，以十项挑 战为目标，通过多类型行动吸纳资源、协调网络维持 合作，并借助数据和能力建设扩大成果使用范围。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海洋十年”的制度优势不仅表现为能够以科学判断明确治理对象，也表现为 能够 把分散的国家行动、科研项目、数据平台、技术工具 和社会参与组织成为面向全球海洋可持续治理的持 续行动体系。

进一步看，这种制度安排还增强了全球参与的包容性和可扩展性。能力较强的国家和机构可以通过牵头大科学计划、建设观测系统、开放数据平台、提供模型工具等方式发挥支撑作用；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能力相对有限的主体，也可以通过区域项目、培训网络、联合观测、知识共创和能力建设活动参与其中。由此，“海洋十年”并不要求所有主体以同一种方式参与，而是允许不同主体以知识、平台、资金、技术、数据、场景和经验等多种资源进入全球行动网络。这种差异化参与机制，有助于缓解全球海洋科学能力分布不均的问题，也使海洋科学成果更有可能转化为不同地区可以理解、获取和使用的治理资源。

因此，“海洋十年”的实施框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复合科学判断、行动组织、资源转化的制度安排。科学判断解决的是海洋治理对象不清、风险边界模糊和行动优先次序不明的问题；行动组织解决的是主体分散、资源碎片化和合作难持续的问题；资源转化则解决的是科学成果如何进入政策、产业、社区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把这三个环节结合起来，能够充分理解“海洋十年”相较于其他海洋国际计划的制度创新意义。

在实施层面，“海洋十年”通过计划、项目、贡献和活动等层级展开。其中，计划面向长期性、综合性议题，承担方向引领和组织功能；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或区域需求，是知识生产和方法创新的重要载体；贡献主要提供资金、数据平台、观测设施、模型工具和培训资源；活动则承担传播交流、公众参与和能力提升等功能。与这些行动相配套，数据、信息和数字知识管理强调开放共享、互操作和再利用。这是因为海洋数据碎片化、标准不一和跨平台流通不足，被认为仍是制约海洋科学向治理行动转化的重要瓶颈。因此，“海洋十年”高度重视数据的可发现、可获取、可互作和可复用，并通过关注不同国家和群体参与海洋科学的实际条件。

这一实施框架的关键意义在于组织行动。“海洋十年”以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为制度基础，由联合国海委会负责协调，服务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SDG 14。较高的制度地位使其能够超出单个项目、单一机构和局部区域的限制，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动员能力。

管理结构对全球组织能力的加强，也是“海洋十年”值得被关注的特色之一。联合国海委会承担总体协调职责，“海洋十年”协调科负责行动征集、核准、资源对接、监测报告和传播外联；协调办公室、协作中心、国家委员会和实施伙伴则把全球议程转化为区域合作、国家行动和具体项目。全球层面提供共同愿景和行动标准，区域与国家层面回应具体需求，专题机构和实施伙伴围绕重点议题推进落实。这样的结构使“海洋十年”能够在保持统一框架的同时，容纳不同区域、不同能力水平和不同类型主体的参与。

基于以上分析，“海洋十年”以共同愿景凝聚行动方向，以七类预期成果描绘目标状态，以十项挑战组织重点议题，并依托多层级行动、数据治理、能力建设和协调机制支撑实施。其关键在于把科学判断、联合国授权、联合国海委会协调、区域和国家承接以及多元主体参与有机衔接，使分散的海洋科学活动能够持续回应全球海洋治理需求。其实施框架如图1所示。Vision 2030白皮书进一步围绕十项挑战识别知识缺口、能力短板和优先行动方向，显示该框架正从总体设计转向中期深化。

3欧洲、美国与中国获批行动的结构比较

“海洋十年”获批行动数据，可以为观察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海洋科学合作提供了一个切入口。本文基于联合国“海洋十年”获批行动数据，比较欧洲、美国与中国在参与规模、资源供给与议题选择上的差异，并结合典型行动案例加以说明。

3.1行动类型：参与方式差异

从行动类型看，欧洲、美国与中国的参与方式各有侧重(图2)。根据“海洋十年”进展报告，全球获批的行动还是以科学项目为主体，其中研讨会、课程与培训类活动占比23%，学术会议类占 23%，出版物占9%。

欧洲国家获批行动以科学项目为主，这与其长期 形成的区域海治理传统、多国联合资助机制和跨国 科研网络相吻合 。在欧洲获批科学项目中，法国 欧洲海洋生物资源中心 ( European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 Center - France ) 牵 头 的 European Marine Omics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 较具代表性。 该项目体现了欧洲通过 EuroGOOS 等区域联盟整 合海洋观测能力的趋势，呼应了全球海洋观测系 统 ( GOOS ) 所倡导的跨机构、跨平台协作框架。

该项目覆盖北极、地中海、北大西洋、北海和红海等海域，依托多个海洋站点开展基因组海洋生物多样性长期采样与观测，并强调数据开放共享。这类行动以具体科研问题为牵引，通过长期观测、区域协作和数据积累进入“海洋十年”的行动体系。由此看，欧洲的优势主要体现为项目网络密度较高、参与主体较多、议题覆盖较广。

美国获批行动总量低于欧洲，但资源贡献占比较高。相较于科学项目，美国更强调观测系统、数据平台、模型服务、科研基础设施和培训体系等支撑性资源。在美国获批资源贡献类行动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牵头的 The World Ocean Database Programme较能体现这一特点。该行动提供开放、可发现、可访问、可适配且质量可控的全球海洋剖面数据，汇集1778 年以来的海洋剖面资料，为海洋气候变量、浮游生物及相关海洋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这类行动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基础数据和支撑条件，使其他研究、评估和政策应用能够在较稳定的数据平台上展开。

中国获批行动数量不多，但大科学计划占比相对突出。已有研究将“大科学计划”(Programme) 界定为聚焦全球性海洋重大挑战的战略引领行动，强调长期目标、综合议题和多主体协同。从已获批行动看，中国相关计划主要集中在河口海岸带、海洋气候和深远海系统三个方向，涵盖大河三角洲与河口监测、海洋负排放与海洋—气候预报、深海典型生境与深渊探索等议题。通过这类综合性计划，中国将观测数据、模型方法、技术平台和国际合作网络进行了整合，体现出较强的持续推进能力。

综合来看，欧洲科学项目数量多、网络广，美国贡献在数据平台、观测系统和科研基础设施等，中国以大科学计划带动重点议题。三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参与方式和资源形态上，也反映出各自在全球海洋科学合作中的不同作用。

3.2挑战覆盖：议题侧重差异

在比较行动类型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些行动主要投向哪些挑战。由于欧洲、美国与中国获批行动总量差异较大，本文以各项挑战覆盖比例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作为比较指标，考察三方在十项挑战上的相对侧重(图3)。这一结果反映的是已获批行动内部的议题分布，不能直接等同于各主体在相应领域的整体科研能力。

欧洲的挑战覆盖结构相对均衡，在区域海治理、环境规制、蓝色经济和跨国协作方面具有较稳定的基础。法国Ocean & Climate Platform 牵头的SEA’ TIES项目面向海平面上升背景下的沿海城市适应，连接政策制定者、城市规划者和多类利益相关方，覆盖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海洋经济、海洋气候和数字海洋等议题。这类行动将区域适应需求、政策知识和跨国协作结合起来，使欧洲在多项挑战之间形成较连续的议题布局。

美国在海洋气候、全球观测、数字海洋和能力建设方面相对突出，相关行动多依托观测网络、数据平台、模型系统和科研基础设施展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牵头的全球海洋生物地球化学阵列计划(Global Ocean Biogeochemistry Array, GO-BGC Array)通过布放生物地球化学浮标采集全球海洋化学和生物数据，并向外部用户近实时开放数据，为认识气候变化对海洋代谢、碳吸收和海洋生物资源管理的影响提供支撑。此类行动强化了美国在全球观测能力和基础数据供给方面的支撑角色。

中国行动较集中于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社区灾害韧性和海洋气候解决方案等方向。这是因为中国在近岸生态修复、海岸带灾害防治、海洋碳循环和海洋气候治理等领域有着丰厚的实践积累。中国牵头的“三角洲和河口的地球观测”(Earth Observation on Deltas and Estuaries，EODE) 计划面向三角洲和河口地区的生态退化、海平面上升和海岸风险问题，整合卫星观测、地面调查和社会经济信息，对长江、黄河、红河、伊洛瓦底江、印度河和尼日尔河等典型三角洲开展监测与评估，并覆盖生态系统保护、海洋气候和社区韧性等挑战。类似行动把河口海岸带治理、生态监测和灾害风险防控等已有基础纳入全球海洋科学行动框架，并在生态、气候和韧性议题之间形成衔接。与之相比，在改变人类与海洋关系、公平和可持续海洋经济、全球海洋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污染治理等挑战上的相对侧重较低(图3)。

对比欧美，目前中国的“海洋十年”行动更集中于生态保护、灾害韧性和海洋气候等方向，体现出强问题导向和组织特征。在全球观测、能力建设和社会参与等议题上，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综上，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审视中国参与“海洋十年”的治理贡献。获批行动数量和行动层级构成参与广度的基础，以及相关成果能否嵌入更广范的国际合作并进入治理实践，才是决定贡献深度的关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显著的公共产品供给赤字，尤其在可共享的知识体系、基础设施与操作标准等领域缺口突出。中国在深海探测、蓝碳核算、灾害预警与生态修复等方向已积累丰厚实践，但此类经验仍多以项目成果形态存在，尚未系统转化为可被国际社会再识别、再验证与再利用的治理资源。为此，知识供给需要将碎片化研究积累整合为可获取、可验证、可比较的知识产品；平台供给需要提供持续的数据入口与协作网络；工具供给需要形成标准化的参数模板与适用指南；能力供给需要把培训、联合观测与模型应用嵌入具体行动场景。唯有经由上述环节的系统转化，中国的海洋科技积累才能超越单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真正成长为支撑全球海洋治理的公共产品。

4结论与展望

回顾历史，从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到2015 年《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全球行动框架，再到全球海洋评估持续提供科学证据以及海洋十年组织全球科学行动，国际海洋治理逐步形成了“评估—规划—行动—转型”的完整治理链条。“海洋十年”正是这一链条中连接科学知识与治理变革的关键枢纽。其逻辑起点是《全球海洋评估》揭示的海洋危机和知识缺口，其战略目标是支撑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SDG 14的实现，并推动科学与决策深度融合。这一过程标志着全球海洋治理进入以科学驱动政策、以创新支撑行动的新阶段，也体现了国际社会通过变革性海洋科学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努力。

综合来看，“海洋十年”通过共同愿景、十项挑战、多层级行动、数据管理和能力建设，把海洋观测、科学知识、伙伴关系和政策应用组织到同一框架中。其制度意义在于将分散的海洋科学活动引向共同议题、合作网络和治理应用，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持续性的科学支撑。具体到国家的获批行动上，欧洲主要依托科学项目和跨国网络扩大参与面，美国更多通过观测系统、数据平台、模型工具和科研基础设施提供支撑性资源，中国则以若干大科学计划进入重点议题组织。中国行动在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社区灾害韧性和海洋气候解决方案等方向相对集中，说明中国已在近海生态修复、海岸带灾害防治、海洋碳循环、深海探测和数字海洋等领域形成参与基础。

“海洋十年”已进入后半程，中国后续参与可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第一，从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看，在保持生态、气候和灾害韧性议题优势的基础上，中国议题布局仍呈生态、气候、韧性集中特征，在全球观测、污染治理、可持续海洋经济等全球公共产品缺口较大的领域，供给相对不足，议题结构有待更加均衡。第二，中国参与正处于由行动嵌入转向资源服务的过渡阶段，平台服务化、工具参数化、知识公共化程度，将决定治理贡献能否从有行动提升为有效供给。第三，把能力建设嵌入具体行动过程，围绕河口三角洲监测、海洋负排放、海洋与气候预报、数字化深海典型生境等项目，开展联合观测、共同建模、方法培训和应用示范，增强合作方在本地治理场景中持续使用相关资源的能力。

• 信息来源：《应用海洋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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