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回望731：人体实验、细菌战与永不愈合的民族之殇

今天是 7 月 31 日。当数字 “731” 与日期 “7 月 31 日” 在时光里偶然重合，那段尘封在哈尔滨平房区废墟下的罪恶历史，再一次沉重地撞进国人视野。

731，这三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组合在一起却是中华民族刻入骨髓的伤痛代号。它不是一支普通的作战部队，而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秘密部队；它披着 “防疫给水” 的医学外衣，干的却是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种族屠杀的反人类勾当；它用数千名无辜平民的生命堆砌 “科研数据”，又在战后凭借这些沾满鲜血的成果，与战胜国达成肮脏交易，让绝大多数战犯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距离 1945 年日本战败已经过去 81 年，距离东京审判开庭也已整整 80 周年。80 多年间，受害者在病痛与等待中陆续离世，作恶者大多寿终正寝，而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对 731 部队的细菌战罪行作出正式、全面的谢罪与赔偿。时至今日，日本右翼仍在篡改教科书、淡化罪行、否认历史，甚至利用人工智能炮制虚假信息，试图向年轻一代的认知里 “投毒”。

我们为什么要在和平年代反复提起这段沉重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因为罪恶从未被彻底清算，真相仍在被刻意消解；不是为了沉溺伤痛，而是因为一个忘记苦难的民族，没有资格谈论未来。

本文将系统还原 731 部队的建制与暴行，梳理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揭开战后美日政治交易掩盖罪行的真相，回望受害者跨世纪诉讼的艰难历程，并探讨在历史虚无主义抬头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守住真相、铭记伤痛、守护和平。

一、平房区的死亡工厂：一支被医学外衣包裹的恶魔部队

（一）从东乡部队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国家层面的罪恶建制

731 部队的全称，是 “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 731 防疫给水部队”，对外又称 “东乡部队”“加茂部队”，本部设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哈尔滨市平房区，也就是今天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所在地。这支部队的创立者与首任部队长，是被称为 “细菌恶魔” 的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出身日本千叶县医学世家，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专攻细菌学与防疫学。20 世纪 30 年代，他极力向日本军部鼓吹：“细菌武器是最经济、杀伤力最强、最不易被察觉的未来武器，资源匮乏的日本必须走生物战路线。” 他的主张得到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的全力支持，细菌战研究从此被纳入日本国家战略。

1932 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南岗区建立最初的细菌实验基地，同时在五常县背荫河镇修建 “中马城” 秘密监狱，开始小规模人体实验。1936 年，日本天皇正式颁布敕令，扩建平房细菌战基地，731 部队成为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直接管辖的绝密军事单位。鼎盛时期，部队编制超过 3000 人，涵盖细菌学、医学、动物学、化学、航空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下辖 8 个部、4 个支队，基地占地约 120 平方公里，配套有机场、铁路专用线、焚尸炉、特种监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物武器研发中心。

这不是个别军人的失控暴行，而是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有完整经费与编制保障的国家犯罪。日本政府、军部、医学界共同参与了这场反人类实验，从研发、生产到实战投放，形成了完整的战争机器。

（二）“马路大”：被剥夺姓名与人格的活体材料

在 731 部队的内部语境里，没有 “人” 这个概念，所有被送入实验基地的受害者，都被统一称作 “马路大”。这是日语 “圆木” 的音译，意思是 “可以随意切割、消耗的实验材料”。

被送入 731 特设监狱的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包括抗日志士、地下工作者、普通平民，也有少量苏联人、朝鲜人、蒙古人。他们有的被宪兵队以 “政治犯”“思想犯” 名义逮捕，有的是被直接绑架的无辜百姓，还有孕妇、儿童甚至婴儿。一旦进入四方楼的监室，就再也没有姓名、没有身份、没有人权，只有编号与实验用途。

根据 731 部队战犯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 400 到 600 人，从 1940 年到 1945 年战败，仅平房本部就至少有 3000 人死于活体实验，没有一人活着走出这座魔窟。如果算上各支队以及细菌战战场的受害者，死于 731 部队之手的中国军民超过 20 万人。

最令人发指的是，为了保证实验数据 “准确”，绝大多数人体实验不施麻醉。实验者清醒地感受自己的身体被细菌侵袭、被手术刀剖开、被严寒冻僵、被毒气窒息，在极致的痛苦中死去。死后尸体被扔进焚尸炉销毁，不留任何痕迹，仿佛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三）突破人类底线：十数种活体实验的罪恶清单

731 部队开展的活体实验种类多达数十种，每一种都突破了医学伦理与人类文明的底线，本质上都是以科学为名的虐杀。

细菌感染实验是最核心的实验项目。实验人员将鼠疫、霍乱、炭疽、伤寒、赤痢、结核等十几种致病菌，通过注射、喂食、皮肤涂抹、气雾吸入等方式植入健康人体，逐日观察记录发病症状、器官衰竭过程与死亡时间。为了测试不同感染剂量的效果，同一批实验者会被注入不同浓度的菌液，在痛苦的哀嚎中分批死去。

活体解剖是 731 最臭名昭著的罪行。实验者会在感染者病情发展到不同阶段时，不施麻醉直接开膛破肚，取出心、肝、脾、肺、肾等器官，观察细菌对脏器的侵蚀程度。原队员证言中，甚至有对怀孕女性与腹中胎儿同时解剖的记录，只为研究细菌能否通过胎盘垂直传播。这些解剖者中，有不少是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他们本应救死扶伤，却成了手持手术刀的屠夫。

冻伤实验是 731 的 “特色项目”。东北冬季严寒，日军为了解决部队冻伤防治问题，强迫受害者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户外将手脚浸入冷水再裸露冻结，用木棍敲击四肢确认完全冻硬后，带回室内用不同温度的水浸泡，测试各种治疗方案。很多人四肢坏死、骨肉分离，最终死于感染。冻伤实验的数据，后来被直接用于日军战场冻伤防治手册。

除此之外，还有毒气实验、人畜血液交换实验、真空低压实验、饥饿干渴实验、梅毒传播实验…… 所有你能想到与想不到的人体极限测试，都在这座死亡工厂里被反复实施。每一组冰冷的实验数据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一个破碎的家庭。

二、从实验室到战场：蔓延十数省的细菌战灾难

（一）量产细菌武器：从研制作战的完整链条

731 部队不只是一个实验室，更是一座庞大的细菌武器兵工厂。基地内设有大规模细菌培养室、跳蚤饲养场、细菌炸弹生产车间，配备 8 台大型发酵罐，日常每月可生产鼠疫菌 1500 公斤、霍乱菌 200 公斤、炭疽菌 540 公斤，跳蚤月产量达 2 公斤，战时产能还可提升 3 到 4 倍。

为了将细菌投放到战场，石井四郎主持研发了多种专用细菌炸弹，包括陶瓷外壳的 “宇治式炸弹”，落地碎裂后不会产生高温，能最大程度保护细菌活性；还有气雾喷洒装置，可以从飞机上直接向地面村落播撒带菌气溶胶。截至 1942 年，731 部队共研制生产了 2470 枚各类细菌炸弹，并在我国多地完成实战测试。

1940 年起，731 部队正式将细菌武器投入中国战场，先后在浙江、湖南、江西、山东、云南等十余个省份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不仅包括军队，更多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居住区、水源地与农田。

（二）常德与浙赣：两场载入史册的细菌战暴行

1941 年 11 月 4 日的常德细菌战，是 731 部队最具代表性的战例。当日，日军一架轻型轰炸机飞临湖南常德城区上空，投下大量混有鼠疫跳蚤的稻谷、棉花、布条。几天后，常德城内开始出现首例腺鼠疫患者，疫情迅速蔓延，患者高烧不退、淋巴结肿大溃烂，短短十几天内死亡上百人。

为了控制疫情，国民政府防疫部门被迫将大量患者集中隔离，许多家庭整户死亡，尸体来不及掩埋只能集中焚烧。根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统计，仅常德城区及周边乡村，有据可查的鼠疫死难者就超过 7600 人，无数家庭因此绝户。这场人为制造的瘟疫，持续肆虐近两年才被逐步控制。

1942 年的浙赣战役细菌战，规模更大、受害范围更广。日军为了摧毁浙赣沿线机场、阻滞盟军反攻，出动 731 部队与南京 1644 部队联合行动，在衢州、义乌、江山、宁波、上饶等地大规模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病菌。他们不仅空投带菌物品，还故意撤退时污染水井、河流、食物，甚至将带菌食品分给被俘的中国士兵，再故意放走他们让疫情扩散。

浙江义乌崇山村是浙赣细菌战的重灾区之一。1942 年秋天，鼠疫在全村爆发，短短一个多月内，全村 1200 多人中有 386 人死亡，28 户人家绝户，全村一半以上的家庭失去亲人。村民王焕弟一家七口人，短短十几天内相继死去，最后只剩下年幼的王选一人 —— 多年后，正是她站了出来，成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带着全村的伤痛走上了日本法庭。

（三）绵延不绝的次生灾难：战争结束了，伤害从未停止

细菌战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伤害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终止。

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一旦在当地扎根，就可能反复爆发。浙江、湖南多地在战后数十年间，仍不时出现散发病例；疫区土壤、水源中残留的致病菌，长期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除了传染病本身，还有大量遗留的化学毒剂、细菌弹残骸。日军战败撤退时，为了销毁罪证，将大量未使用的细菌弹、毒剂弹就地掩埋或投入江河，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发生村民施工时误触遗留毒弹导致伤亡的事件。

更隐蔽的伤害是代际传递。许多幸存者因为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与慢性病，身体孱弱、丧失劳动能力，一生贫困潦倒；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母的病痛、家庭的贫困，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这场由军国主义制造的人祸，影响了整整三代人。

与南京大屠杀的大规模集中屠杀不同，细菌战的受害者分散在广袤的乡村山野，死亡缓慢而隐蔽，很多人死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也正因如此，这段历史在很长时间里被淹没、被遗忘，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大规模田野调查启动，世人才逐渐看清这场灾难的全貌。

三、缺席的正义：为何 731 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一）肮脏的交易：用人体实验数据换取免罪符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石井四郎深知自己罪行深重，下令炸毁平房基地的全部建筑，销毁所有实验资料与设备，处死监狱内所有剩余的 “马路大”，并严令所有队员保守秘密，违者灭族。他本人则潜回日本，藏匿在东京老家。

按照常理，这样一支犯下反人类重罪的部队，其主官必然会被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一同接受审判。然而，事情的走向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 ——731 部队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逃脱了战犯起诉，石井四郎本人更是安然活到 67 岁，病逝于日本。

背后的答案，是一场以正义为名、实则冷血至极的美日政治交易。

美军进驻日本后，很快就盯上了 731 部队的细菌战研究成果。美国自己也在研发生物武器，但受限于伦理与法律，无法开展人体实验，数据积累远不如 731 全面。在他们看来，石井四郎手里的数千份人体实验数据、细菌战实战报告，是价值连城的军事机密，远比审判几个战犯重要。

1946 年 1 月，美军秘密逮捕石井四郎，从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细菌战专家诺伯特・费尔博士赴日谈判。美方开出条件：只要石井四郎交出全部细菌战与人体实验资料，并配合美国继续研究，美国就保证他及所有部下免于战犯起诉。

起初石井四郎还心存顾虑，当得知苏联也要求引渡他受审时，他立刻同意了交易。1947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授权麦克阿瑟与日方达成最终协议，向石井四郎及其下属提供书面免罪保证。美国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仅仅是 25 万日元，约合当时的 2000 美元 —— 用不到一架战斗机的价格，买下了数千条人命换来的全部实验数据。

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被悉数送往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战实验室，成为美国生物武器研发的重要基础。石井四郎本人后来还以顾问身份赴美，协助德特里克堡开展研究。曾经的恶魔战犯，摇身一变成了美国军方的座上宾。

（二）东京审判的空白：被刻意抹去的细菌战罪行

1946 年至 1948 年的东京审判，审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战争罪行，却唯独对细菌战只字不提。

美国主导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部议程，他们严密封锁了 731 部队的相关信息，不允许检察官将细菌战罪行列入起诉书中，不传唤相关证人，也不提交任何证据。苏联代表团曾提出质疑，要求调查并审判 731 战犯，但在美国的阻挠下不了了之。

最终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没有出现 “731 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 任何一个关键词。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川岛清等核心战犯，没有一个出现在被告席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战后进入日本医学界、教育界、商界，有的当了大学校长，有的开了私人医院，有的进入制药公司担任高管，体面地过完了后半生。

正义不仅迟到了，而且彻底缺席了。这场交易的本质，是两个国家用受害者的冤屈做筹码，完成了一笔军事技术转让。美国得到了数据，日本保住了战犯，只有惨死在实验台上的数千名中国人，连一个名字都没能留下。

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后，美国国家档案馆分批解密部分档案，加上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出版，以及越来越多原队员晚年站出来忏悔作证，这场肮脏的交易才彻底暴露在阳光下。

（三）跨世纪诉讼：受害者用一生讨一个说法

既然国家层面的审判缺席了，受害者就自己走上法庭。

上世纪 90 年代，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在浙江、湖南等地开展大规模细菌战受害田野调查，挨家挨户走访幸存者，整理死难者名册，收集病历、族谱、地方志等证据。1997 年 8 月，108 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公开谢罪并作出赔偿。此后又有 72 名原告加入，原告团总人数达到 180 人，王选担任原告团团长。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年。从 1998 年第一次开庭，到 2007 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上诉，前后历经三级法院、40 余次开庭。原告团拿出了如山铁证：村庄死亡名册、医院病历、地方志记载、原 731 队员忏悔证言、美国解密档案。在铁证面前，东京地方法院不得不在 2002 年一审判决中正式认定：日军确实在中国常德、衢州、义乌等地实施了细菌战，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日本政府负有国家责任。

这是日本司法机关第一次在法律文书中正式承认 731 部队细菌战的犯罪事实，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法院同时以 “国家无答责”“个人不具备国家赔偿请求权” 为由，驳回了原告全部的谢罪与赔偿诉求。二审、三审均维持了这一结果 —— 事实认定了，正义却依然没有到来。

十年诉讼，原告团成员自费往返中日数十次，花光积蓄、耗尽心力，很多老人没能等到判决结果就抱憾离世。他们要的从来不是多少钱，而是一句来自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是让后代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怎样的罪恶。可就连这一点卑微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四、从未停止的否认：历史修正主义下的现实隐忧

（一）教科书篡改：从淡化到抹去的渐进式洗白

如果说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对 731 罪行还有所避讳，那么近二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历史洗白，教科书是他们最重要的阵地。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文部省就开始修改教科书表述，将对中国的 “侵略” 改为 “进出”，弱化战争罪责。90 年代后，右翼组织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推出的教科书，几乎完全删除了南京大屠杀、731 部队、慰安妇等暴行内容，将侵略战争美化为 “解放亚洲的圣战”。

进入 21 世纪后，篡改仍在步步紧逼：原本部分教科书中还会提及 “731 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后来逐步改为 “开展人体实验”，再删去 “强制”“活体” 等定性词汇，最后只剩下 “关东军防疫部队” 这样模糊的中性表述。2026 年新版高中历史教材中，731 部队人体实验的内容几乎被全部剔除，仅用寥寥数笔一笔带过，甚至连 “细菌战” 都不再提及。

一代又一代日本年轻人，在这样的教育中长大。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父辈曾经在中国犯下怎样的反人类罪行，甚至误以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当历史记忆被系统性篡改，军国主义的土壤就会重新滋生。

（二）舆论场 “投毒”：AI 造假与历史虚无主义

2026 年 7 月，外交部发言人明确指出，日本右翼势力正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炮制虚假信息，歪曲侵华历史，向舆论场 “投毒”。这不是危言耸听。

过去，右翼否认历史还停留在口头辩解、修改教科书层面；如今，他们利用 AI 生成伪造的老照片、假证言、假档案，在社交媒体上批量传播，制造 “731 是中国编造的宣传”“人体实验根本不存在” 等虚假论调。对于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而言，真假难辨的图文极具迷惑性，很容易被误导。

更值得警惕的是，国内互联网上也不时出现为 731 罪行洗地、淡化甚至美化的声音。有人说 “战争年代无所谓对错”，有人说 “细菌战也是科研的一部分”，还有人拿 “不要总揪着历史不放” 来指责铭记历史的人。这些言论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变种，消解着民族记忆的根基。

与此同时，商业领域伤害民族情感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有商家推出以 731 为噱头的主题产品，有服装品牌印上 “731” 数字图案，有网红在纪念馆前嬉笑摆拍。这些行为背后，是对历史伤痛的漠视，是对民族情感的践踏。

（三）再军事化阴影：否认历史的终点是重蹈覆辙

否认历史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近年来，日本加速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研发列装进攻性武器，积极插手地区事务，政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常态。2026 年春季例行大祭，日本 126 名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供奉着 14 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内阁多名大臣到场，首相亲自供奉祭品。

否认 731 罪行、篡改侵略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最终服务的都是 “再军事化” 的政治目标。当年轻人不再知道战争的罪恶，当社会舆论认为 “日本是受害者”，扩军备战就会变得顺理成章。这正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地方。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不肯正视自身罪行的国家，不可能真正走向和平；一个试图抹去侵略记忆的民族，随时可能重走战争老路。

五、民族之殇，当以何铭记？

（一）铭记不是为了仇恨，是为了守住文明底线

常常有人说：“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反复提？”

答案很简单：因为罪恶没有被清算，因为真相还在被否认，因为历史的教训从未过时。

我们铭记 731，不是为了煽动对日本人民的仇恨。我们清楚地知道，发动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普通日本民众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也尊重那些敢于站出来揭露真相、替本国政府谢罪的日本良知人士 —— 土屋公献律师、一濑敬一郎律师、原队员清水英男，以及无数为和平奔走的日本友人。

我们铭记，是为了守住一条人类文明的底线：人，永远不能被当作实验材料；医学，永远不能沦为屠杀的工具；国家，永远不能以战争之名行反人类之实。这条底线一旦被突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 “马路大”。

我们铭记，是为了告诉世界：有些罪恶不能被原谅，有些伤痛不能被遗忘。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战犯可以老死，但历史真相不能被埋葬。

（二）真相是最好的纪念碑：让更多人看见完整的历史

铭记历史，第一步是守住真相。

今天，哈尔滨平房区的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本部大楼、四方楼、特设监狱、冻伤实验室、焚尸炉的残垣断壁，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罪恶。馆内陈列着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人体实验报告、原队员的忏悔证言、受害者的遗物名册，每一件都是铁证，都在回击着所有否认历史的谎言。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不是用口号式的说教，而是用扎实的史料、幸存者的口述、严谨的研究，让他们真实地触摸到民族曾经的伤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研究机构投入 731 历史与细菌战史研究，抢救性记录幸存者口述，整理民间档案，这些工作都是在为历史保存证据。

真相不会自己说话，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讲述、去传播、去捍卫。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无名的受害者就不算真正死去；只要真相不灭，罪恶就永远无法洗白。

（三）强大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

回望 80 多年前，731 部队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上肆无忌惮地开展人体实验，之所以能把平民当作 “圆木” 随意屠戮，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旧中国积贫积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

弱国无外交，弱国更无尊严。当一个国家落后挨打，它的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更遑论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东京审判上 731 罪行的缺席，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的结果 —— 战胜国之间做交易，弱国人民的生命，不过是筹码而已。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旧中国。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有稳固的国家安全体系，有能力守护每一寸国土、每一个公民的尊严。我们再也不会容许外敌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死亡工厂，再也不会容许无辜百姓被当作实验材料。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的强大，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和平；我们铭记战争的伤痛，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永远不让悲剧重演。这，才是对死难同胞最好的告慰。

结语：伤疤仍在，警钟长鸣

7 月 31 日，“731” 三个数字与日期重合的这一天，我们回望这段沉重的历史，心中百感交集。

81 年过去，平房区的废墟上早已长出青草，焚尸炉的烟囱不再冒烟，当年的施暴者大多已经化为尘土，受害者也在岁月中陆续凋零。可伤疤依然在那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从未真正愈合。

我们遗憾于正义的缺席，愤怒于历史的否认，更感慨于和平的来之不易。一个伟大的民族，既能铭记辉煌，也能直面伤痛；既能胸怀宽广，也能守住底线。我们不会永远沉溺于苦难，但也绝不会为了 “向前看” 就刻意忘记苦难。

731 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符号，它是一面镜子，照出军国主义的邪恶，照出强权政治的虚伪，也照出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漫漫征程。

愿所有死于细菌战与人体实验的无辜同胞安息。
愿真相永不被掩埋，正义永不被遗忘。
愿战争的硝烟永远不再降临这片土地，愿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