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凭什么能随时改宪法？李显龙这场演讲说透了

2026年7月28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在新加坡法律20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布了一套记录近25年法律改革的丛书。这场演讲不只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一部关于法律如何随社会脉搏跳动而进化的思考录。

法律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

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始于1826年的《第二次司法宪章》，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一套被固定下来的规则。李显龙强调：“我们的法律体系并非在200年前就已完全成形，也并非一成不变。”真正让这套体系活下去的，是每一代人对其进行的审视、修订和重塑。

这种理念体现在一个关键认知上：法律改革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持续性的事业。每一代人都需要判断哪些规则仍然适用，哪些已经过时，以及需要制定什么新规则来应对前所未有的局面。

当法律成为和谐的守护者

对于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家而言，法律的角色远不止于惩罚犯罪。它承担着更深层的功能——构建和维护社会凝聚力。

新加坡在独立后不久就成立了“少数种族权利总统理事会”，确保立法过程不会无意中歧视任何少数群体。1990年的《维持宗教和谐法令》则创造了一个独特模式：在冲突发生之前就进行干预，而非等待问题恶化后再处理。有趣的是，自1992年该法令生效以来，从未真正发出过任何限制令——法律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塑造行为规范。

2025年新通过的《维持种族和谐法令》则是对数字时代新威胁的回应。社交媒体让谣言和煽动性内容的传播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这部法律正是为此而设。

数字时代的法律武器库

面对网络空间的灰色地带，新加坡设计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法律：

《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2019）——针对虚假信息的传播。其巧妙之处在于，主要手段是“更正指令”，即让官方澄清与原始内容并列出现，而不是简单地删除信息。这背后的理念是：公众有能力在掌握双方信息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外国干涉（反制措施）法案》（2021）——针对国家行为体通过隐蔽手段影响新加坡内政的行为。它的核心原则很简单：治理新加坡的决定必须由新加坡人自己做出。

《在线安全（救济与责任）法案》——更关注个人层面的伤害，为网络受害者提供救济途径，并明确了平台的责任边界。今年6月29日刚启动的“在线安全委员会”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撑。

危机时刻的法律加速度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新加坡面临一个现实困境：现有法律框架无法应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政府的回应令人侧目——仅用了9天，就完成从核心构想到草案、再到凭紧急证书在国会通过的全部流程，诞生了《新冠疫情（临时措施）法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危机中，新加坡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或通过法令统治，而是完整走过了宪法和国会程序。这部法律在整个疫情期间修订了8次，每次都是针对新出现的实际问题。

法律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经济稳定器”的角色——通过暂停某些法律行动和为合同纠纷提供临时救济，防止了公共卫生危机演变成经济和社会灾难。

社会变迁中的法律平衡术

法律改革最棘手的部分，是处理涉及价值观和道德的问题。废除《刑法典》第377A条——这项将男性之间性行为定罪的法律——是这一点的生动体现。

社会态度经过多年演变，政府判断时机成熟。但路径选择耐人寻味：没有追求“赢者通吃”。政府在广泛接触宗教团体、LGBT群体、家庭组织等各方后，同步做了两件事：废除第377A条，同时修订宪法以确认国会有权界定婚姻制度，防止法院通过司法途径重新定义婚姻。

这个方法的核心是：将敏感社会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交还给民选代表和民主程序，而非由法官通过诉讼裁决。这既回应了“非罪化”的呼声，也回应了“保护婚姻定义”的担忧，并为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演变留下了空间。

宪法本身也需要“刷新”

即使是国家根本大法，也不能免于更新的需要。新加坡宪法修改通常需要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门槛较高，但并非不可触碰。多年来，新加坡通过宪法修正创设了民选总统制度、集选区制度、以及确保国会中有反对党声音的机制。

关键在于一个理念：宪法安排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家需求，而这些需求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法律之外的支柱

李显龙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重要提醒：好的法律本身并不足够。法治需要三个支柱同时支撑：

1. 法律文本——清晰、切合所需的规则

2. 强大制度——独立高效的法院、遵守法律的政府机构、公开辩论的国会

3. 社会信任——公民、企业、组织对法律框架的接受和尊重

三者缺一不可。制度需要赢得公众信心，而公众的信心又建立在制度和法律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之上。

未来的挑战与信心

演讲的结尾将目光投向了未来：人工智能将挑战现有的责任和问责概念；数字技术将继续考验法律框架的边界；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转变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都将带来前人未曾面对过的难题。

没有一个政府拥有所有答案。但新加坡的底气在于，它已多次证明自己能以务实、审慎、在坚守原则的同时灵活应变的方式，推动法律体系自我更新。

法治从来不是已完成的作品，而是一项“持续的事业”。这部“法律进化论”的下一章，将由下一代人续写，而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规则，更是理解规则为何而存在、如何随时代而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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