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金碗》讲述一个美国豪贵之家在欧洲的婚姻纠葛。表面是19世纪英国家庭小说的传统框架，内核却直指“占有”的逻辑——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塑造现代人情感与心灵的根本方式。在詹姆斯笔下，婚姻、收藏、购买力彼此交织，揭示出西方社会在世纪之交的“礼崩乐坏”。
《金碗》，[美]亨利·詹姆斯 著，毛亮 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内文选读：
译者序
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观，沿袭了基督教传统的基本理念，同时又深受浪漫主义对于情感的表现和阐释。爱情应该是一种真诚、非功利的“温柔的激情”，又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甚至超验的意涵，而婚姻则是实现这种情感的伦理形式——这也是《金碗》中麦姬所追求的情感经验。当她的朋友范尼询问麦姬，麦姬费尽心力挽救自己的婚姻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时，麦姬告诉范尼，“为了爱”；当范尼又追问究竟是为了爱她的丈夫亚美利哥，还是为了爱她的父亲韦佛先生时，麦姬重复了两次同样的回答——“为了爱”。
然而，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从来也没有排除对“财富”的追求。可是，在詹姆斯生活的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为自己获得一份牢靠的经济保障的层面。一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和婚姻观念，表面上仍然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已经远非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能想象的了。资本的规模和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指数级的增长，而资本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已经足以塑造西方社会的制度和人心——《金碗》中韦佛先生不只收藏和占有珍贵的文物，他同样可以收藏和占有他所中意的活人，这个描写就是詹姆斯所处时代的一个寓言。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所面对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时代“占有”的逻辑，让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愈发变成空洞的表面文章，甚至蜕化成一种只是让财富和占有的逻辑变得体面与合法的说辞而已。
盖伊引用了弗洛伊德的一句名言来描述资本主义时代布尔乔亚阶级悖谬的精神状态——“他们所欲求的，并非他们所爱的，而他们所爱的，却又不是他们的欲求。”（Desire what it cannot love，and love what it cannot desire.）詹姆斯生活的时代，以及《金碗》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尽管如此，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康拉德和左拉，詹姆斯仍然选择了婚姻和家庭作为他晚期作品的主题。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时代的现实决定了詹姆斯已经无法重复维多利亚婚姻家庭小说的基本范式，反讽不仅是他不得不选择的视角和风格，更是那个时代的民情和氛围所决定的。对于这一点，詹姆斯自己也很清楚，因此他没有重复维多利亚经典小说的故事套路，也没有为读者安排一个“大团圆”式的小说结局，因为这些叙事套路都已经不再真实了。可是，他依旧把视角聚焦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婚姻和爱情问题上，我觉得是因为詹姆斯意识到，如果要理解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理解这个时代中的人心和文明秩序，或许进一步想象一下走出这个历史困境的可能，那么，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思考和表现，仍然是一条最深刻和最重要的路径，婚姻和家庭仍然是理解布尔乔亚精神世界的锁钥。于是，反讽的视角和维多利亚传统小说题材的结合，就成为詹姆斯晚期经典长篇小说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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