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到村小任教，学校就我和一个女老师，中间只隔着一层木板墙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太阳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我蹬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捆着一床铺盖卷儿和一个网兜装的脸盆，骑了四十多里山路，到龙背岭小学报到的时候，浑身上下没一处干的地方，汗水把汗衫粘在后背上，揭都揭不下来。

龙背岭说是小学，其实就是半山腰上三间土坯房。两间做教室，一间隔成两半当我们宿舍。操场就是屋前一块夯实的黄泥地，旗杆是根毛竹竿子，顶上那面国旗被山风吹得丝线都散了边，像把破了的红伞似的在那里飘。

我刚把自行车支好，正琢磨着找谁报到，就听见那三间土坯房里传出来一个女人的尖叫。

“你撒手！放开我！”

那声音尖得刺耳，带着一股子歇斯底里的劲儿，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破了胆。我愣了一下，条件反射地就往声音来源跑。

教室门半掩着，我一肩膀撞开。里头的光线暗得很，好半天眼睛才适应过来。就看见墙角那边，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女人缩在角落里，手里举着个板凳，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她对面站着一个黑瘦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两条青筋暴起的胳膊，正伸手要去抓她。

我喊了一声：“干什么呢！”

那男人回过头来，一张脸上全是褶子，眼睛里头全是血丝，看着像好几天没睡觉似的。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里喷着酒气说：“你谁啊？我找我婆娘，关你屁事！”

我这才知道，那女的就是学校里另一个老师，叫赵明芳。那男的是她男人，叫郭全德。

后来我才慢慢弄清楚这里头的来龙去脉。赵明芳是龙背岭本地人，家里穷得叮当响，她爹死得早，她妈常年抱病在床，底下还有两个弟弟要吃饭念书。郭全德是镇上开榨油坊的，手里有几个钱，赵明芳她妈治病借了他家不少债，还不上，就把赵明芳许给了他。

赵明芳那时候才十九岁，正在县城读师范，书还没念完就被叫回来嫁了人。嫁过去以后郭全德倒是供她把师范念完了，毕了业分配回龙背岭小学当老师，一个月挣三十六块钱。从那时候起，郭全德就隔三差五来学校闹，喝了酒就来，有时候清醒着也来，来了就翻她的口袋，翻她的抽屉，把她那点工资全拿走，一分都不留。

赵明芳要是敢说个不字，郭全德就动手。扇耳光、拽头发、掐胳膊，有一回把她的手腕子都拧脱臼了，她一个人走了八里山路去镇上卫生所接上的。回来以后还得照常上课，用左手扶着右手在黑板上写字，底下的娃娃们还小，不懂事，问她赵老师你手怎么了，她笑笑说不小心摔的。

那天郭全德来，是因为赵明芳上个月的工资少给了他五块钱。赵明芳说她妈抓药实在没钱了，就留了五块。郭全德不信，非说她藏了私房钱，翻箱倒柜地找，没找到，就开始动手。

我到了以后，郭全德倒是没跟我动手，就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一阵，最后指着赵明芳说：“你给老子等着，下次再敢藏钱，我把你腿打断！”说完踹了一脚门板，走了。

赵明芳站在墙角，手里还举着那个板凳，指节发白，整个人僵在那里，好半天才慢慢放下手来。她看了我一眼，眼圈是红的，但硬是没掉一滴泪。她弯下腰去捡被翻得满地都是的书本和粉笔盒，声音平静得不像话，说：“你是新来的秦老师吧？对不住，让你看笑话了。”

我蹲下去帮她捡东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刚从师范毕了业，书生意气，觉得天底下的事都有个道理可讲。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宽慰的话，可话到嘴边又觉得轻飘飘的，什么都不是。

赵明芳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直起腰来，把散落的课本摞整齐了放到讲台上，拍了拍手上的灰，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我到现在都记得——嘴角是弯着的，眼睛里头却是一潭死水，什么光亮都没有。

她说：“秦老师，这地方就这样。习惯了就好了。”

我当时就在想，她这句话说的是龙背岭，说的是这所学校，还是说的是她那个支离破碎的日子呢。但我不敢问，也不忍心问。我只是默默地帮她把教室收拾干净，然后跟着她去了我的那半间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教室旁边那间土坯房拿木板子隔了一下，隔成了两半。赵明芳住里头那半间，我住外头这半间，中间就一层薄薄的木板墙，薄到什么程度呢——那边翻个身这边都能听见床板响，那边划根火柴这边都能闻见硫磺味儿。

就这么一层木板墙，开始了我在龙背岭的日子。

那时候龙背岭小学就我和赵明芳两个老师。学校一共二十七个学生，分了三个年级，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以上的娃娃就得翻过龙背岭，走十二里山路去镇上完小念书。我一个人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数学语文，赵明芳带三年级的全部课，音乐美术体育都是一个人包了。说是体育，其实就是带着娃娃们在黄泥操场上跑圈、跳皮筋、丢沙包，连个正经篮球都没有。

赵明芳教书特别认真，认真得有点执拗。她三年级那个班一共九个娃娃，她一个一个地教，有的娃娃笨，一个乘法口诀能背半个月背不下来，她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放学了还留着单独辅导，娃娃饿了，她就从自己带的饭盒里掰半个玉米饼子给人家吃。

她自己的饭盒里，常年就是两个玉米饼子，一撮咸菜。偶尔能看见几片腊肉，那是村里学生家长送的，她舍不得吃，全分给班上那几个最瘦的娃娃了。

我有时候看不下去，就把我从镇上食堂打的红烧肉分她一半。她推辞了几回，后来架不住我硬塞，就接了，低着头说了声谢谢，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吃的时候背对着我，肩膀微微缩着，像是怕被人看见似的。

那层木板墙隔不断太多东西。

头几天晚上我几乎没法睡。不是认床，是墙那边的动静太大了。郭全德三天两头来，来了就把赵明芳那半间屋子翻个底朝天。他从来不敲门，都是直接一脚踹开，进去就翻抽屉、翻被褥、翻枕头底下的每一个角落。翻完了，找到了钱就拿走，找不到就骂，骂的话难听得要命，我在墙这边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跟钉子似的往耳朵里扎。

有时候吵得厉害了，我听见桌椅板凳倒地的声音，听见赵明芳压抑的哭声，我就坐不住了，爬起来去敲门。郭全德开个门缝，露出一只充了血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说：“姓秦的，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少管，管多了对你没好处！”

我说：“郭全德，你打人犯法你知不知道？”

他就笑，笑得阴恻恻的，说：“我打我婆娘，天王老子都管不着。你一个外乡人，在这龙背岭待不长的，别给自己找麻烦。”

我咬着牙，拳头攥得咯吱响，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龙背岭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村里人讲究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男人打老婆这种事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你去管，不但没人领你的情，反倒觉得你多管闲事。

有一回闹得实在太凶了，我听见赵明芳尖叫了一声，然后是什么东西砸在木板墙上，震得我这边墙皮都掉了一块。我冲出去的时候，看见赵明芳捂着脸蹲在门槛上，指缝里往外渗血，郭全德站在她面前，手里攥着一把扯下来的头发，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

我一股火冲上脑门，上去就推了他一把。郭全德没防备，被我推了个趔趄，后脑勺磕在门框上，当时就恼了，抄起门口的扁担就要往我身上招呼。

是赵明芳拦住的。她扑过来抱住郭全德的腿，哭喊着说：“你别打他！我求你，跟他没关系，都是我的错，你别打他！”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跪在地上抱着那个男人的腿，脸上的血和眼泪混在一起，头发散了半边，衣服被扯破了一个口子，露出锁骨上一片青紫的淤痕。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疼得我喘不上气来。

郭全德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还撂下一句话：“赵明芳你给我听好了，再有下回，我叫你在龙背岭待不下去！”

我蹲下去想扶赵明芳起来，她摆了摆手，自己撑着门框慢慢站起来了。她低着头不看我，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转身进了自己那半间屋子，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木板墙这边，听着那边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翻找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声音停了，传来一阵极轻极轻的哭声，像是被人捂住了嘴，闷闷的，若有若无的。我不敢去敲门，也不知道敲开了该说什么，只能站在墙这边，听着那哭声一点一点地弱下去，最后归于寂静。

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木板墙那边安静得像座坟，连呼吸声都听不见。我忽然有点慌，怕她想不开，爬起来贴着木板墙听了好一会儿，听见里头有翻身的声音，这才稍稍放了心。

第二天早上赵明芳照常起来上课。她换了一件领子高的衬衫，把脖子上的淤青遮住了，脸上扑了层薄薄的粉，盖住了红肿的眼皮。她站在讲台上，拿着语文课本领读，声音平稳清晰，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课间的时候她蹲在教室门口晒太阳，手里端着搪瓷缸子喝水，有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跑过去问她：“赵老师，你嘴巴怎么破了？”

赵明芳摸了摸嘴角那道口子，笑了一下说：“昨天晚上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

小丫头“哦”了一声，蹦蹦跳跳地跑开了。赵明芳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眼睛望着远处的山，目光空空的，像是穿透了那些山头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管红霉素软膏递给她。她愣了一下，接过去，轻声说了句谢谢，然后低下头，把那管软膏翻来覆去地看，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件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开口说：“秦老师，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呢？”

我被她问得一愣，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人生道理，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全是大空话，只好干巴巴地说了句：“总会好起来的。”

赵明芳笑了一声，那笑声轻轻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没什么温度。她把搪瓷缸子里剩的水倒在地上，看着水渗进干裂的黄土里，说：“这龙背岭的土，多少水都浇不透。”

我没接话。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说：“上课了。”然后转身走进了教室，留给我一个瘦削的背影。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开始慢慢适应了龙背岭的生活。山里的空气好，水也甜，娃娃们虽然基础差，但大多憨厚懂事，教起来不费劲。有几个调皮的，上课折纸飞机、揪前面女同学的小辫子，我也学着老教师的样子，拿教鞭敲敲桌子，板着脸训几句，娃娃们就老实了。

赵明芳和我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我们排了课表，我上数学课的时候她就在隔壁教室上语文课，两间教室之间就隔着一道土墙，两个老师的讲课声此起彼伏，有时候我的声音大了会盖住她的，我就故意压低一点，让她那边的娃娃能听清楚。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俩就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一人端一个饭盒，边吃边聊。聊得最多的是班上的娃娃们——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的家长来学校闹过，谁家又添了新丁。偶尔也聊点别的，聊山外面的世界，聊县城里的变化，聊她当年在师范读书时候的事。

那是赵明芳话最多的时候。说起师范的时光，她眼睛里头会亮起来，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她说她们宿舍八个人，冬天冷得要命，几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取暖，叽叽喳喳地聊到半夜。她说学校食堂的馒头蒸得特别大，一个顶两个，但面发得不好，吃着有点酸。她说她们班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讲课的时候喜欢把老花镜推到脑门上，像顶了个头箍似的。

说起这些的时候赵明芳会笑，笑得眉眼弯弯的，嘴角的弧度很好看。但她笑着笑着就会忽然停下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的光亮一下子就灭了，整个人又变回那个沉默寡言的模样。

我知道她是想起了郭全德。想起了那段被生生掐断的师范时光。想起了她差一点就能拥有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

那年秋天的雨水特别多。

九月底开始就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山路被冲得坑坑洼洼，有几个住得远的娃娃来不了学校，赵明芳就每天放学后打着手电筒走山路去给他们补课。我说我去，她说不用，这条路她从小走到大，闭着眼都能摸过去。

有一天晚上她补课回来得特别晚，都快九点了还没见人影。我坐在宿舍里，听着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心里七上八下的，坐立不安。最后实在坐不住了，打着手电筒顺着山路去找她。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个人影，歪倒在一棵大树底下。我跑过去一看，是赵明芳，她坐在地上，浑身湿透了，左脚踝肿得老高，旁边散落着课本和手电筒。

我蹲下去问她怎么了，她咬着牙说踩滑了一块石头，崴了脚。我伸手去扶她，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手递给了我。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全是雨水，骨节分明，细得像是稍微用力就会折断。

我把她扶起来，她一只脚站不稳，整个人往我身上倒了一下。我赶紧扶住她的肩膀，她身上那股混着雨水和劣质洗衣粉的气味一下子涌进我的鼻子里。她低下头说对不起，声音比雨声还轻。

我蹲下身子说：“上来，我背你。”

她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她自己能走。我说你这样子走到天亮也走不到学校，快上来。她沉默了几秒钟，终于慢慢地趴到了我背上。

她瘦得让人心疼。背在背上轻飘飘的，像是背着一把干柴。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拘谨地缩着，不敢用力。我托着她的腿弯，隔着湿透的裤子能感觉到她腿上的温度，也不知道是雨水凉的还是她本来就那么凉。

我们俩就这么淋着雨往回走。山路漆黑一片，只有我手里那把破手电筒发出昏黄的光，照在前面的泥路上，光线摇摇晃晃的，像是随时都要灭掉。雨打在树叶上沙沙地响，山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哆嗦。

走了一会儿，赵明芳忽然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

她说：“秦老师，有时候我在想，要是当年我没回来就好了。”

我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继续往前走。

她又说：“我不是不想回来，我就是……我就是不甘心。”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冷的，是一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了的那种抖。她趴在我背上，身体微微发颤，温热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后颈上，被雨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泪哪些是雨。

她说：“秦老师，你说人要是走错了一步，是不是一辈子都回不了头了？”

我喉咙堵得厉害，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没那回事。日子还长着呢，总有办法的。”

她没有再说话。我背着她走完了剩下的山路，回到学校的时候两个人都淋得透透的，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我把她放到她宿舍门口，她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了鞋了。我去厨房烧了壶热水，找了个搪瓷盆倒上，端过去让她泡脚。

赵明芳坐在床沿上，把那只肿得发亮的脚慢慢放进热水里，嘶了一声，皱了皱眉。我蹲下去看了看，脚踝那块又红又肿，不知道伤没伤到骨头。我说要不明天去镇上卫生院看看吧，她摇摇头说不碍事，就是扭了一下，过两天就好了。

我又找了条毛巾浸了凉水递给她，让她敷在脚踝上消肿。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我的手，两个人同时缩了一下，像是被烫着了似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木板墙那边又传来了哭声。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哭，是很轻很轻的、压抑着的啜泣，断断续续的，像是怕被人听见但又实在忍不住的那种。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闭上眼睛，但那声音还是透过木板墙传过来，透过被子传进来，一直钻进我心里去。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赵明芳拄着根木棍子去上课。她单脚跳着在黑板上写字，跳一步写一笔，粉笔灰落了她一肩。底下的娃娃们咯咯地笑，她也跟着笑，笑完了说：“谁再笑，谁的作业就多写两遍。”娃娃们立刻捂住了嘴，眼睛里头还是藏不住的笑意。

日子就这么熬着，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

龙背岭的冬天冷得不像话。山风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土坯房四处漏风，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听见风从墙缝里挤进来的呜呜声，像是有人在哭。我把我妈给我带的那床厚棉被翻出来了，裹在身上还是冷，半夜常常被冻醒，醒来就觉得脚是冰的，鼻尖是冰的，连呼出来的气都是白花花的。

赵明芳比我抗冻，毕竟是山里长大的。她穿一件旧棉袄，袖口和领口都磨得发白了，里头的棉花有的地方结成了硬块，看着就暖和不到哪里去，但她从来不叫冷。她还在宿舍里生了个炭炉子，有时候晚上我冷得睡不着，就听见木板墙那边传来炭火噼啪的声音，还有那股子暖暖的木炭味儿。

有一天晚上特别冷，外边下了冻雨，打在屋顶的瓦片上叮叮当当地响。我正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忽然听见木板墙那边传来了歌声。

是赵明芳在唱歌。声音不大，低低的，柔柔的，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她唱得很轻，像是怕吵到谁，但调子拿得很准，嗓音也好听，带着一点沙沙的质感，像是风吹过麦田的声音。

我趴在床上，把耳朵贴在木板墙上，闭着眼睛听她唱歌。她唱了一遍又一遍，从《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到《乡恋》，又从《乡恋》唱到《泉水叮咚响》。那些歌我小时候都听过，但在那个冬夜的山村里，隔着那层薄薄的木板墙，听她用那种带了点忧伤的嗓音唱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她唱完最后一首，安静了好一会儿。我以为她要睡了，正准备翻个身，忽然听见她低低地说了一句话。

“秦老师，你睡了吗？”

我愣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说：“还没。”

那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她又开口了，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似的：“谢谢你。”

我说：“谢我啥？”

她说：“谢谢你没走。”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她什么意思。她说龙背岭小学在之前三年里换了六个老师，都是待不了几个月就走了，有的是吃不了这苦，有的是受不了郭全德的闹，有的是托关系调走了。我是唯一一个待了超过半年的。

她说：“你要走了的话，这学校就剩我一个人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听出那里头藏着的恐惧。她不是怕一个人教不过来二十几个娃娃，她是怕一个人待在这三间土坯房里，一个人面对那层木板墙那边的空荡荡，一个人面对郭全德那个踹门的声响。

我说：“我不走。”

说完这三个字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太冒失，这话说得像是许了什么承诺似的。但转念一想，承诺就承诺吧，反正我也确实没打算走。

木板墙那边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响了一声，然后一切归于安静。

那个冬天的夜晚，外面下着冻雨，风从墙缝里呜呜地灌进来，冷得骨头疼。但我躺在被窝里，听着木板墙那边均匀的呼吸声，忽然觉得没那么冷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夜晚是我和赵明芳之间一个无声的转折点。从那以后，很多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寒假前最后一天上课，娃娃们跟撒了欢的野兔子似的满操场跑，拦都拦不住。赵明芳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闹，脸上带着笑，手里捏着一把娃娃们送的野花，有些已经蔫了，她还是当宝贝似的捧着。

我走过去说：“放寒假了，你准备干啥？”

她想了想说：“回村里帮我妈干点活吧，她那身体，冬天更难熬。”顿了顿她又说：“你呢？”

我说我回老家过年，初十左右回来。

她点了点头，低头摆弄手里的花，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你早点回来。”

声音很轻，像是随口说的，但我听出那里头的一丝别的味道。我没敢多想，也没敢多问，只是“嗯”了一声。

寒假我回了一趟老家，见了我爸妈。我妈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说我瘦了，在山里头受罪了。我爸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说他托了教育局的老战友，看看能不能把我调回县城。

我一听就急了，说爸你别费那个劲，我在龙背岭挺好的。

我爸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好什么好？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的？你读了这么多年书，跑那山沟沟里去教书，你对得起谁？

我说对得起我自己。

我爸气得脸都红了，我妈赶紧在中间打圆场。那顿饭吃得不欢而散，但我也没松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走，可能是舍不得那些娃娃，可能是舍不得那三间土坯房，也可能……也可能舍不得别的什么。

初十那天我准时回了龙背岭。山里的雪还没化，山路滑得要命，我推着自行车走了好一段，到学校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远远地我就看见那三间土坯房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在山坳里像一颗小小的星星。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意，加快了脚步。

推开宿舍门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屋子被打扫过了。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床铺重新铺过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插着几枝迎春花，黄艳艳的，开得正盛。

木板墙那边传来赵明芳的声音：“秦老师，你回来啦？”

声音里头带着笑意，透着一股子藏不住的欢喜。

我说：“回来了。”

顿了顿我又补了一句：“迎春花真好看。”

木板墙那边传来轻轻的笑声，然后她说：“山上的迎春花开了，春天快到了。”

那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事。

教育局来了人，说要撤并龙背岭小学。他们的理由是生源太少，二十几个娃娃，两个老师，办学成本太高了，不划算。他们打算把龙背岭小学并入镇上的完小，娃娃们统一到镇上去念书。

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赵明芳正在给三年级的娃娃们上语文课。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粉笔，整个人僵在那里，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

教育局的人说，撤并以后，老师也统一调配。年轻力壮的男老师可以留下来去镇完小，女老师嘛，可以考虑调到后勤岗位，或者自己另谋出路。

这话说得好听，其实就是变相地把赵明芳裁了。

那天晚上赵明芳没有唱歌。木板墙那边安静得像一潭死水，连翻身的声音都没有。我知道她没睡着，因为我听见了她压抑的、极轻极轻的呼吸声，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努力控制着什么。

我想过去敲门，想跟她说说话，但走到木板墙边上又停住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面对这种事情，任何安慰的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天一早，赵明芳做了一件我没想到的事。

她天不亮就起来了，梳洗得整整齐齐，换上了那件唯一没有补丁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发夹别得服服帖帖的。她揣着一个布兜出了门，我问她去哪，她说去镇上，找教育局的人说理。

她走了以后我就站在操场边上，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弯弯绕绕的山路上。她走得很快，背挺得直直的，像是去赴一场仗。

赵明芳在镇上一待就是三天，具体怎么跟教育局的人交涉的我不清楚。她回来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大致意思就是她挨个找了教育局的领导和办事员，摆事实讲道理，说龙背岭离镇上十二里山路，一年级二年级的娃娃才六七岁，每天走二十四里山路上学放学根本不现实，撤并学校等于断了龙背岭娃娃的求学路。

她还找了龙背岭的村长，找了周围几个自然村的村干部，发动了二十几个学生的家长联名写信。她拿着那封信，在教育局的院子里站了一整天，不吵不闹，就那么站着，谁来劝都不走。

第三天下午，教育局的人松口了，说先不撤了，再观察一年。

赵明芳回到学校的时候，脚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白衬衫的领口沾了一圈汗渍和灰尘。她站在操场上，看着那三间土坯房，看着操场上嬉闹的娃娃们，忽然蹲下身子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她哭了很久，我也没去打扰她。我就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守着她，替她挡着风，不让那些娃娃们看见他们的赵老师在哭。

等她哭够了，抬起头来，满脸泪痕地看着我，忽然就笑了。那个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眼睛里头不再是那潭死水，有了一点活泛的光亮，像是冬天结冰的河面底下开始有了水流的声音。

她说：“秦老师，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觉得自己有用。”

那天晚上我买了瓶酒，是我托村里小卖部的人从镇上带回来的，一瓶三块钱的老白干。我把赵明芳叫到我这边来吃饭，她炒了两个菜，一个炒土豆丝，一个腊肉炒蒜薹，都是从村里人家换来的。

我们俩坐在那张三条腿的课桌边上，一人倒了一杯酒。赵明芳端着酒盅子，看了半天，忽然说：“郭全德不让我喝酒，说女人喝酒不像样。”

我说：“他又不在这儿。”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举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仰头一口闷了。她喝得太急，呛得直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但她还是在笑。

酒过三巡，话匣子就打开了。赵明芳说了很多话，比我这大半年加起来的都多。她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爹死的时候她才九岁，她妈跪在灵堂前哭得晕过去两回，她带着两个弟弟跪在旁边，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她知道从今以后她就是这家里的顶梁柱了。

她说她考上师范那天，她妈破天荒地杀了一只鸡，那鸡瘦得皮包骨，炖出来的汤上面飘着一层鸡油，黄澄澄的，香得能把人的魂儿勾走。两个弟弟一人分了一个鸡腿，她和妈一人一个鸡翅膀，那顿饭她吃了三碗米饭，撑得直打嗝，然后全家人坐在一起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她说着说着就沉默了，盯着杯子里的酒发呆。烛光把她的脸照得忽明忽暗的，睫毛的阴影投在颧骨上，一颤一颤的。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头有了一层水雾，被烛光一照，亮晶晶的。

她说：“秦老师，有时候我在想……”

她的话没说完，外面忽然传来了脚步声，沉重的、踉跄的脚步声，还伴着一股浓烈的酒气。

木板门被一脚踹开了。

郭全德站在门口，眼睛通红，浑身酒气，像是刚从酒缸里捞出来的。他看看我，又看看赵明芳，再看看桌上摆着的酒菜和两副碗筷，脸一下子就黑了。

“好啊，”他咬着牙说，“我说你怎么死活不肯调走，原来在这儿跟野男人喝酒呢！”

赵明芳站了起来，脸色发白，声音倒还算镇定：“郭全德你胡说什么，这是同事之间吃顿饭，你别往脏处想。”

“同事？”郭全德怪笑了一声，一把推开挡在门口的椅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来，“同事大半夜的关着门喝酒？赵明芳你当我是傻子？”

我站起来说：“郭全德，你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他不看我，眼睛死死地盯着赵明芳，一步一步逼过去。赵明芳往后退了一步，腿碰在床沿上，退无可退了。她咬着嘴唇，下巴微微扬起，那样子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小兽，明明怕得要死，却硬撑着不肯低头。

郭全德一把揪住赵明芳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赵明芳闷哼了一声，后脑勺磕在土墙上，墙皮簌簌地往下掉。我冲上去拉郭全德，他反手就是一肘子，砸在我下巴上，我踉跄了一下摔在地上，嘴里涌上一股血腥味儿。

但他毕竟喝了酒，手脚不听使唤，动作慢了半拍。我从地上爬起来，抄起墙角那根顶门杠，照着郭全德的腰眼就捣了过去。这一下我没留手，用了十成的力气，郭全德闷哼了一声，手松开了赵明芳的头发，捂着腰往后退了好几步。

我挡在赵明芳前面，举着顶门杠，咬着牙对他说：“郭全德，你再敢动她一下，我今天跟你拼了。”

郭全德瞪着通红的眼珠子，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粗气。他看看我手里的顶门杠，又看看缩在墙角浑身发抖的赵明芳，忽然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转身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站住了，回头看了赵明芳一眼，那眼神冷得像是腊月的冰碴子。他说：“赵明芳，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脚步声远了，被山风吞没了。

赵明芳滑坐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她的头发散乱地披在脸上，嘴角有一道血痕，是刚才撞在墙上磕破的。她没有哭，眼睛瞪得大大的，空洞地盯着前面地上的一点，像是魂儿都被人抽走了。

我放下顶门杠，蹲到她面前，轻声叫她：“赵老师？”

她没反应。

我又叫了一声：“明芳。”

这是我头一回叫她的名字。她浑身震了一下，眼睛慢慢聚焦到我脸上，看了我好一会儿，忽然一头扎进我怀里，像个溺水的人抓住了一块浮木似的，死死地抓着我的衣服，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她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整个人都在痉挛，那哭声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压抑了大半辈子的委屈和痛苦全都在这一刻决了堤。温热的眼泪浸透了我的衣服，贴在我胸口上，烫得我心口发疼。

我僵在那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好半天我才慢慢地把手搭在她背上，轻轻地拍着，像哄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她的背薄得像一层纸，肩胛骨硌得我的手心生疼。

她哭了很久很久。哭到最后没力气了，声音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身体还是一抽一抽的，像是停不下来的惯性。我扶着她的肩膀把她从地上拉起来，让她坐到床沿上，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捧着搪瓷缸子，手指还在发抖，水面晃荡个不停。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自己那边，就搬了个板凳坐在木板墙边上，守着她。赵明芳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面朝墙壁，我看不见她的表情。炭火在炉子里噼噼啪啪地响着，火光透过木板墙的缝隙漏过来，在她那半边屋子的墙壁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影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木板墙那边传来她低低的声音，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说话。

“小时候我爹总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我不信，我觉得做人得讲道理。后来我信了。”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我今天忽然又不想信了。你看那些娃娃们，他们的爹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人，一辈子被人欺负着过来的。可他们的娃娃不一样，他们读了书，识了字，将来就不用被人欺负了。我教他们一天，他们就多一分指望。”

她的声音渐渐平稳下来，像是在说给自己听：“对，就是这样的。我教他们一天，他们就多一分指望。”

我靠着木板墙坐着，闭着眼睛听她说话。她的声音透过那层薄薄的木板传过来，带着木头的温度和纹理，一字一句地落进我的耳朵里。我忽然觉得这层木板墙不像是隔断，倒像是一座桥，把两个孤零零的人连在了一起。

那天之后，我和赵明芳之间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东西。没有谁挑明，也没有谁刻意，但就是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她会给我多夹一筷子菜，我下山去镇上办事的时候会给她带一瓶雪花膏或者一盒蛤蜊油。她嘴上说不用不用乱花钱，但接过去的时候眼角会弯起细细的纹路，那是真高兴。

学校二十七个娃娃被赵明芳调理得服服帖帖的，期中考试语数双科平均分在全县的教学点里排到了第三名，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龙背岭的家长高兴坏了，隔三差五就往学校送东西，一把青菜、几根腊肠、半袋子玉米面，东西不值钱，但那份心意沉甸甸的。

我也高兴，赵明芳也高兴。那些日子，她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起来，虽然笑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抿着嘴，好像怕露出什么破绽似的，但笑容终归是笑容。

但日子不是只有高兴。

那年夏天的某个傍晚，学校放了学，娃娃们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散了，留下满操场的尘土和纸屑。赵明芳拿着扫帚在扫操场，我在教室里收拾讲台上的粉笔和作业本。就在这时候，郭全德带了几个人进来了。

那天他没喝酒，清醒得很，这比喝醉了更可怕。

郭全德带了四个人来，都是龙背岭的本家兄弟，个个膀大腰圆。他们往操场上一站，黄泥地上投下五条长长的影子。赵明芳拿着扫帚站在操场中间，看着那五个人，手开始发抖，但她没有退。

郭全德开门见山地说：“赵明芳，我今天来是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乖乖跟我回去，老老实实过日子，以前的事我既往不咎。第二条，你继续在这儿跟那个姓秦的勾搭，我把你的名声搞臭，让你在这龙背岭待不下去。你自己选。”

赵明芳攥着扫帚把子，指节发白，咬着牙说：“我哪条都不选。我要跟你离婚。”

郭全德笑了一声，那笑声冷得瘆人。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几个人，那几个人就散开了，一个去了教室门口，一个堵在了学校通往山下的路口，另外两个跟着郭全德，一步一步地朝赵明芳逼过去。

我从教室里冲出来，挡在赵明芳面前。郭全德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说：“姓秦的，这趟浑水你趟不起。我劝你趁早让开，我跟赵明芳的事，我们自己解决。”

我说：“光天化日的，你们想干什么？”

郭全德身边一个矮壮的男人忽然冲上来，照着我肚子就是一拳。那一拳又狠又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肚子像是被一块石头砸中了，整个人弯成了虾米，胃里翻江倒海地往上涌酸水。

赵明芳尖叫了一声，扔了扫帚要来扶我，被郭全德一把拽住了胳膊。郭全德死死地箍着她的手腕，把她往校门口的方向拖，赵明芳拼命挣扎，另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教室的门框，指甲都抠进了木头的缝隙里。

我从地上爬起来，肚子还在翻搅，但我顾不上了。我冲过去撞开了拽着赵明芳的郭全德，然后拦在她身前，死死地盯着那几个人。

郭全德被我撞了一个趔趄，站稳了以后，脸上浮起一层阴毒的冷笑。他拍了拍身上被我撞到的地方，忽然对那些本家兄弟说：“你们给我做个见证，赵明芳和这个姓秦的搞破鞋，我郭全德今天来是清理门户。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你们都是证人。”

那几个本家兄弟纷纷点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水军。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郭全德今天来，不是来闹事的，他是来给我和赵明芳下套的。他要把“偷情”这顶脏帽子扣在我们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收拾我们。

赵明芳也明白了。她从我的身侧站出来，站直了身子，看着郭全德说：“郭全德，你也不用费这个心。你听着，我赵明芳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秦老师也是清清白白的。你今天要是敢往我们身上泼脏水，我就敢去告你。告你污蔑，告你打人，告到你倾家荡产为止。”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但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郭全德的脸色变了好几变，似乎没想到赵明芳会这么硬气。他盯着赵明芳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容阴恻恻的，像是山里的夜风。

“告我？”他说，“你拿什么告我？你有钱吗？你有路子吗？就凭你那一个月三十六块钱的工资？”

赵明芳没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眼睛里头像是燃着一团火。

郭全德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侧过头去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回头对他那几个本家兄弟说：“走。”

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用手指着赵明芳说了一句话。

“赵明芳，我要叫你后悔一辈子。”

那天晚上，学校里安静得不正常。赵明芳坐在自己宿舍里，面前摊着明天要讲的教案，但她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她手里的钢笔悬在纸上，笔尖顿在那里，墨水洇出一个硬币大小的墨点。

我坐在木板墙这边，听着那边的动静。我想跟她说说话，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一层木板墙，各自沉默着。

最后是她先开口的。

“秦老师，我想离婚。”

她说得很平静，不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更像是把已经想好的决定说出来让自己听见。

我说：“想好了？”

她说：“早就想好了。之前不敢，是怕离婚了就没了经济来源，我妈治病要钱，我弟弟念书要钱。但现在我不怕了，我有工作，有手有脚，我自己能养活自己，也能养活我妈。”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郭全德不会那么容易放你走的。”

赵明芳轻轻笑了一声说：“我知道。但总会有办法的。”

她的语气里有了一种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一种笃定的、沉稳的力量，像是经过了漫长冬眠的种子终于攒够了破土的力气。

那个夏天，郭全德消停了一阵子。据说是榨油坊的生意出了点问题，他忙着应付去了。赵明芳趁着这个机会回了趟镇上，偷偷咨询了妇联的人关于离婚的事情。妇联的人很同情她，但实话告诉她，基层法院对离婚案件特别谨慎，尤其是农村，法官倾向于调解，只要男方不同意，一审基本不会判离，而且郭全德在当地有些势力，事情不好办。

赵明芳回来以后把这些话告诉了我，说的时候很平静，像是早就预料到了。她说：“不好办也要办，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我今年二十六岁，我不能把后面五六十年都搭在这个男人身上。”

她说这话的时候，夕阳正从窗户纸里透进来，把她的脸染成了暖黄色。她的眼睛望着远处的龙背岭，目光坚定得像山脊上的石头。

秋天来了又走了，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是星期六，娃娃们不上课。赵明芳一大早就去了镇上，说是要买点过冬的东西。我留在学校里批改作业，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靠在床上打了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浓烟呛醒的。

睁开眼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烟，灰黄色的浓烟从木板墙的缝隙里涌过来，呛得我睁不开眼。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第一反应是木板墙那边着火了。

我冲到赵明芳的宿舍门口，一脚踹开门，浓烟呼地一下涌出来，里头火苗已经蹿得老高了。她的被褥、衣物、桌上那摞教案和学生作业本全都着了，火舌舔着土墙往上爬，房梁在火焰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我冲到学校外面的水缸边上拎了一桶水回来，猛地泼上去，火势压了一下，但很快就又蹿了起来。火太大了，我一个人根本灭不了。

这时候村子里有人看见浓烟跑了过来，几个汉子七手八脚地帮忙打水灭火，折腾了小半个钟头，总算把火扑灭了。赵明芳那半间宿舍烧得一塌糊涂，被褥烧成了焦炭，衣服烧得一件不剩，她那个装教案和学生资料的木头箱子整个烧穿了，里头的纸张全化成了灰。

学校的墙保住了，但赵明芳的家当全没了。

赵明芳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站在自己那间烧成废墟的宿舍门口，愣了很久很久。她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慢慢地蹲下去，从灰烬里捡起一个烧得变了形的搪瓷缸子。那是她用了几年的缸子，上头印着一朵褪了色的牡丹花，现在被火燎得乌黑，什么都看不清了。

她拿着那个缸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下来，继续在灰烬里翻找。她翻了很久，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在一堆烧焦的木头底下摸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张照片。

照片烧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是一个年轻姑娘的半张脸，梳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白衬衫，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笑得眼睛弯弯的。那是赵明芳师范毕业时候的毕业照。

她拿着那半张照片，手指轻轻地在上面擦了擦，照片边缘的焦灰簌簌地往下掉。她看着照片上那个笑容灿烂的姑娘，嘴唇翕动了几下，然后慢慢地把照片贴在胸口上。

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轻声说：“火是从你那半边先烧起来的。木板墙靠近你那边的地方，有柴火和煤油的痕迹。”

赵明芳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头慢慢浮上一层寒意。她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听懂了。

这个世界上最想让她在龙背岭待不下去的人是谁，我们心里都有数。

当天晚上村长带了两个人来学校看了看现场，皱着眉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圈，最后说了句“天干物燥，注意防火”，就走了。他不是不知道这里头有蹊跷，但他不想管，也不敢管。郭全德家在龙背岭是大姓，族人众多，村长犯不着为了一个外姓的女教师得罪半个村子的人。

赵明芳没有地方住了。我把我的宿舍让给了她，自己搬到了教室后面的杂物间里，用两条长板凳搭了个铺板，铺上那床熏了烟味儿的被褥，勉强能睡。赵明芳过意不去，红着眼眶说要跟我换，我说不用，我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的，睡哪儿都行。

那天深夜，杂物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赵明芳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她说天冷，怕我冻着，煮了碗姜汤给我驱寒。我接过来的时候碰到她的手指，冰凉冰凉的。

她没有马上走。她站在杂物间里，环顾四周，看着那些堆在墙角的破旧课桌、散落一地的粉笔头、窗户上糊着的旧报纸，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想好了。等这个学期结束，我就去法院起诉离婚。”

杂物间里没有点灯，只有窗户纸外面透进来的一点月光，把她脸部的轮廓勾勒出来。月光下的赵明芳，苍白而坚定，像一株长在石缝里的野草，被风吹弯了多少回，最后还是直直地站了起来。

我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站你这边。”

她看着我，月光照在她眼睛里，亮得像两颗星。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轻轻地说了句“好”，然后转身走了。

我坐在那条硬邦邦的板凳铺上，捧着那碗姜汤，一口一口地喝。姜汤很辣，辣得喉咙发烫，但那股热乎劲儿从喉咙一直暖到了心里。

一九八八年春天，赵明芳正式向镇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这事儿在龙背岭炸开了锅。离婚，这在整个龙背岭的历史上都是头一遭，从来没有女人主动提过离婚，从来没有。

郭全德那边的反应很快。他找了族里的长辈出面，轮番来学校做赵明芳的思想工作。先来的是郭全德的二叔，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拄着拐棍，进了学校院子就冲着赵明芳叹气，说了一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老话。赵明芳给他倒了杯水，安安静静地听他讲完，然后说：“二叔，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日子是我自己过的，疼也是我自己受的。这条命是我自己的，我不能把它交给一个把我往死里打的人。”

二叔被噎得说不出话，拄着拐棍走了。

后来又来了郭全德的婶子、大嫂、三表姐，车轮战似的，软的硬的都来。有人说她不知好歹，有人说她是被外面的野男人勾了魂，还有人直接指着她的鼻子骂她不要脸。赵明芳通通不吭声，该上课上课，该吃饭吃饭，脸上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最难熬的是郭全德他妈来了那一回。老太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一进学校院子就跪下了，跪在赵明芳面前，老泪纵横地求她别离婚。她抓着赵明芳的裤腿说：“明芳啊，全德他不是坏人，他就是脾气暴了点，喝了酒管不住自己。你给他个机会，他会改的。你看在我这张老脸的份上，别离了行不行？”

赵明芳弯下腰，把老太太从地上扶起来，替她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说：“婶子，我敬您是长辈。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您比谁都清楚。您要是真心疼我，就别再劝了。”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很久，眼泪流了一脸，最后颤巍巍地站起来，转身走了。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说：“明芳，你是个好姑娘。是我们郭家对不住你。”

那是唯一一个替她说了句公道话的郭家人。

开庭那天我陪着赵明芳去了镇法院。郭全德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坐在被告席上，胡子拉碴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哭过还是熬夜熬的。他请了镇上一个叫刘胖子的法律工作者当代理人，刘胖子在法庭上唾沫横飞地讲了一大通，核心意思就一个——赵明芳提出离婚的理由不充分，夫妻感情没有破裂，郭全德坚决不同意离婚。

赵明芳坐在原告席上，腰板挺得笔直，不卑不亢地回答法官的问题。她没有请律师，就自己写了一份陈述材料，把郭全德这些年来打她的事情一件一件列出来，有几次打得特别狠的，她还拿出了当年去卫生所看病时的病历。

法官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站起来，环顾了一圈审判庭，最后目光落在郭全德身上。

她说：“郭全德，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算账，也不是要追究你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恨你。这些年你打我骂我，我认了，因为那时候我没本事反抗。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有工作，我能养活自己，我不需要靠你过日子了。你放我走，你去找一个你真心想对她好的女人过日子，别再把你的不如意都撒在我身上了。你也苦，我知道。但你的苦不该我来担，我也担不起。”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从头到尾没有抖一下。说完以后她坐下来，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我注意到她的指尖在微微发颤。

郭全德坐在对面，呆呆地看着她，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刘胖子在旁边捅了他一下，他才回过神来，低下头去，用手捂住了脸。

那天法官没有当庭宣判，说是要再调解调解，让双方回去等通知。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和赵明芳走在镇上的街道上，路灯昏黄，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消化这一天发生的一切。

走到镇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满树的新叶。

“秦老师，”她说，“你说人是不是非要走到绝路上才敢拼一把？”

我说：“也许吧。但也有的人是心里攒够了劲儿才拼的，不用等到走投无路。”

她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像是想通了什么。

一审判决下来的时候，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这份判决在龙背岭引起了轩然大波。郭全德当场表示要上诉，但谁都知道，二审能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赵明芳拿到判决书那天，一个人在宿舍里坐了很久，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反反复复地看，好像要把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刻进眼睛里。

离婚判决生效那天，赵明芳起了个大早，去山溪边上洗了个头。春天的溪水还是冰凉的，她蹲在石头上，弯着腰，把长长的头发浸进溪水里，用一块碱面一遍遍地搓。洗完了用毛巾擦到半干，披散着头发走回学校，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褪了一层皮似的，清清爽爽的。

她站在操场上，阳光照在她湿漉漉的头发上，闪着细细碎碎的光。她忽然抬起头来，对着龙背岭的方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呼出去，像是把憋了七八年的那口浊气全部吐了出来。

那天下午放了学，她跟我说，她想在村里再收几个学生。龙背岭有几个到了学龄还没上学的娃娃，都是家里太穷或者离学校太远，她打算挨家挨户去走访动员，能收一个是一个。

我说好，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俩花了三个周末，走遍了龙背岭和周边的自然村，一共说服了七个家长把娃娃送来上学。学校的学生从二十七个变成了三十四个，二年级以上的娃娃继续跟着原来的进度走，新来的娃娃单独开了一个启蒙班，赵明芳教他们拼音和十以内的加减法。

人多了，三间土坯房就不够用了。赵明芳跑了好几趟镇上，跟教育局申请扩建校舍。教育局的人一开始爱搭不理的，她就坐在人家办公室里不走，把三十四个娃娃的名册和成绩单摊在桌上，一个一个地讲这些娃娃的情况。讲到后来教育局的副局长都听不下去了，破例批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足够在操场边加盖一间教室。

施工的那几天，全村的壮劳力都来帮忙，搬石头的搬石头，和泥的和泥，夯墙的夯墙。赵明芳卷着裤腿在工地上忙前忙后，给大伙端茶倒水，脸上晒得红扑扑的，鬓角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脸颊上，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精神。

新教室盖好的那天，娃娃们在崭新的教室里又蹦又跳，把赵明芳围在中间，叽叽喳喳地叫她赵老师赵老师。赵明芳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那一张张兴奋的小脸，眼眶慢慢红了。

她清了清嗓子，拿起一支新粉笔，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好好学习”。

然后她转回来，对着娃娃们笑了一下，说：“上课。”

我站在新教室的窗外，透过窗户纸的缝隙看着里面的赵明芳。阳光从窗户纸外面透进来，把她整个人拢在一层暖融融的光晕里。她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课本，声音清亮地领着娃娃们朗读课文，眼神温柔而坚定。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这才应该是赵明芳本来的样子。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看着新教室在月光下安静地矗立着。山风吹过来，带着春天泥土翻新的气息和野花的甜香。远处龙背岭的山脊线在夜色中起起伏伏，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的脊背。

赵明芳忽然开口说：“我离了婚以后，村里好多人背地里说我闲话。说我不知好歹，说我把郭家脸都丢尽了，还说我跟你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转过头看她，她的侧脸在月光下轮廓分明，表情很平静。

她继续说：“以前我特别怕别人说闲话，怕得要死。现在我不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的日子是我自己过的，跟他们没关系。”

说完她偏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头映着月光，亮得惊人。

“秦老师，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她说：“谢谢你一直没有走。你在这里，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扛。”

那一夜月光如水，把操场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黄泥地上，拉得长长的。山风吹过龙背岭的山脊，吹过那三间土坯房和新盖的教室，吹过那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吹过那层薄薄的木板墙。

木板墙还在，但它不再是一道隔断，更像是一段记忆的凭证。它见证了那些漆黑的夜晚，见证了那些压抑的哭声和低低的歌声，见证了两个困在山村小学里的年轻人，怎么一砖一瓦地把生活重新垒起来。

我坐在石头上，望着远处模糊的山影，心里忽然想通了很多事情。人这一辈子，图的不就是那么一口气吗。那口气有时候是别人给的，有时候是自己挣的。赵明芳用了八年时间，从一个挨了打都不敢吭声的女人，变成了一个敢站在法庭上为自己说话的人。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那层木板墙知道。

但我又想，龙背岭只有一个赵明芳，像她这样的人还有多少呢。那些挨了打不敢吭声的女人，那些被逼着嫁给自己不爱的人的女孩，那些一辈子困在山沟沟里看不到出头天的人，她们身边没有一层木板墙，也没有一个能帮她们挡一挡的人。她们的日子，又该怎么熬呢。

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想出答案来。

后来呢，后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日子还是照常过，龙背岭小学还是我和赵明芳两个老师，娃娃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赵明芳的启蒙班越办越好，有几个娃娃到了四年级去了镇上完小，成绩名列前茅，给龙背岭小学挣了好大的面子。

郭全德后来娶了个镇上的寡妇，据说那寡妇比他厉害，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他再也没来学校闹过事。有时候我在镇上碰见他，他远远地看见我就绕道走，像是在躲什么似的。

我和赵明芳之间，自始至终什么也没发生。不是没动过心，而是我们都清楚，有些东西一旦跨过了那道坎，反倒不美了。我们就像那层木板墙，隔着但又挨着，各自独立却又彼此支撑，维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

有一年教师节，赵明芳被评为全县的优秀教师，去县城开了表彰大会。她领完奖回来那天，全校的娃娃们在操场上列队欢迎她，举着自己用红纸剪的小红花，齐声喊“赵老师好”。赵明芳站在校门口，看着那些娃娃，看着他们手里的红花，看着他们脸上纯真的笑容，忽然就蹲下去哭了。

这一次不是伤心地哭，是高兴地哭。她蹲在操场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淌，嘴里却说：“好，真好。”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那天的夕阳特别好看，把整个龙背岭染成了一片金红色。赵明芳哭完了站起来，擦了擦眼泪，对娃娃们说：“来，老师教你们唱首歌。”

她起了个头，清亮的嗓音在山坳里回荡。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娃娃们跟着她唱，声音稚嫩，调子跑得东倒西歪，但那歌声在龙背岭的山谷里飘荡着，飘过那三间土坯房，飘过那层薄薄的木板墙，飘过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直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靠在教室的门框上，听着这歌声，忽然想起赵明芳刚到龙背岭小学报到的那一天。那时候她才十九岁，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白衬衫，站在那三间土坯房前面，脸上的表情我猜应该是慌的、怕的、不甘心的。她大概不会想到，十年后自己会站在同一个地方，带着一群山里的娃娃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脸上的笑容是踏实的、笃定的、有光的。

有些人活着活着就死了，有些人死了死了又活过来了。赵明芳是后一种。

木板墙还在那里，薄薄的一层，隔着一个女老师和一个男老师的宿舍。山风吹过龙背岭，吹过学校操场上的那面红旗，吹过窗户上糊着的旧报纸，吹进那三间土坯房里，带着一股子野草和泥土的气息。

赵明芳站在讲台上，拿着一本语文书，正在给一年级新来的娃娃们上识字课。她的声音透过教室的窗户传出来，清亮而笃定。

“来，同学们跟我读——天、地、人。”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所有人物、事件、地名均为艺术加工，与现实人物、真实事件无关，请勿对号入座。感谢您的阅读，愿你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