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绝学与前沿科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知识传统与当代观照

一、从武丁卜辞到北宋史料记载的天象

《甲骨文合集》17282是商王武丁时期的典宾类卜辞，残损严重。2009—2014年间，经林宏明、刘影、王子杨等学者多次缀合、释读，[1]原本支离的辞句得以通读，卜辞“星率西”的含义亦由模糊而渐趋明晰：

……异于东。[其唯]……有异。不吉。三日庚申夕向[辛酉]异于东。星率西。

其辞记述了庚申夜将尽、辛酉日将至的夜半时分，东方天际众星齐向西奔。短时间内大量星体朝西运行，与流星雨特征相符。商人常以“异”字概括不寻常的天象，日食、流星等异象，皆可以此字概括。“星率西”三字，确是迄今最早的流星雨速写，此则卜辞还记录了准确的夜半观测时间，方位和运动方向为自东向西。这与后世史料所载多发生在夜半，方向偏西的流星雨记录相吻合。此前，学界公认最早的流星雨文献记录见于《竹书纪年》“帝癸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及《左传》庄公七年记载的“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法国汉学家毕欧（Biot.E）曾推算后者应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正值天琴座流星雨的极盛日期，故断定是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2]《合集》17282则将对流星雨的观测记录上溯至三千二百余年前的武丁时期，成为迄今存世最早的流星雨观测记录。

同属武丁时代的《合集》11503反面，一条卜辞记载了“新大星并火”。董作宾最早释读此辞，以“新大星”为大新星，“火”即心宿二（天蝎座α），乃商人夜间观星记录。商人对大“火”星异常重视，并有火正掌司火历。心宿二是一颗慢不规则变星，在全天亮星排名中通常位列第15或16（具体排名取决于是否将某些双星系统合并计算）。若观测时间、地理位置合宜，商人全年大致有8个多月能在夜空中观测到“火”，故以此作为建立历法的坐标。胡厚宣则认为“新”“并”皆属祭名，[3]全辞应读“新，大星，并火”，意为商人的祭祀活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此片甲骨“确为现存最古的新星记录”[4]。1987年，中国天文学家汪珍如在《科学》（Science）杂志发文，证认“新大星并火”为公元前14世纪超新星爆发，遗迹即今伽马射线源2CG353+16，引起整个国际学界的震动。[5]日本学者成家彻郎也主张此为超新星爆发记录，商人因视其为不祥而举行禳祭。[6]李学勤先生于2000年发表《论殷墟卜辞的新星》一文，利用1997年新出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证明卜辞中的“星”字，象群星之形，“新星”为天象无疑，[7]以古文字学为这场近百年的争论一锤定音。一片卜辞的释读，牵动天文学、古文字学、历史学三个领域，其跨学科研究的难度，可见一斑。

从武丁时代向后推两千多年。公元1054年7月4日，北宋仁宗至和元年，天关星附近骤现“客星”，连续二十三日白昼可见。司天监观测记录此次异象，直至客星黯淡隐没。这则记录九百余年后，至20世纪方成为天体物理学确认蟹状星云起源的关键证据——那颗“客星”，正是一次著名的超新星爆发。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戴闻达（J.J.L. Duyvendak）应奥尔特（J.H.Oort）之请，系统检索宋代的原始文献，确认此次客星“昼见如太白”长达二十三日，总计可见时间近两年。基于戴闻达提供的新材料，结合更精确的膨胀速度和光度计算，梅奥尔（N.U. Mayall）和奥尔特（J.H.Oort）确切无疑地证明，蟹状星云就是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甲骨卜辞，丹青史志，相隔两千余年，皆指向同一事实：中国古代有着连续数千年的天文观测传统。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留下的记录并非故纸堆中的陈迹，而仍可作为活数据参与当代前沿科学研究。释读、整理并利用这些记录，需要研究者兼具现代天文学的数理基础、古汉语与古文字的考释能力、历史学素养及考古学知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所以非笃志不能至，非兼才不能为。若将此类以最古远的材料为对象、以最精密的推算为方法的学问界定为冷门“绝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正是其典型。

所谓冷门“绝学”，冷门意味着学科专精艰深、公众认知有限，从业者稀少；“绝”则强调知识传承非朝夕可成，依赖长期积淀——其训练周期多以十年计，一旦中断，绝非短期内可以重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兼具现代天文学的数理基础、古汉语和古文字的考释能力、历史学素养以及考古学知识，门槛极高，能真正进入者凤毛麟角。

席泽宗先生无疑可视作这一领域“绝学”品格的典范，他以中国古典文献为基本依据，系统整理古代新星与超新星记录，1954年已注意到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并编成《古新星新表》（1955年）及中朝日三国扩展版（1965年）。[8]这些工作为射电天文学、脉冲星研究和宇宙线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数据，开创了科学史研究直接推动前沿科学进展的经典范例。如前所述，蟹状星云与天关客星的对应关系，也是席先生《古新星新表》最突出的应用。不断涌现的新材料，如武丁卜辞中的天象记录，进一步证明了这一领域之于世界天文学史的不可替代性。在这一背景下，新出甲骨卜辞、金文、简帛文献、墓葬壁画等不断更新学界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既有认知，跨学科团队协作逐渐取代个体研究。冷门“绝学”因之不绝，而有新声。

二、观象授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知识品格

中国古代天文学并非现代天文学的初级阶段或前身。它有独立的内在逻辑和独特的认知路径。这一点不澄清，后续讨论将无从谈起。

《尚书·尧典》“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十四字，可视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之纲领：以观测天象认知天道运行，以制定历法颁授时间秩序。周期性天象（日月五星之常）构成时间框架，异常天象（日月食、彗星、客星之变）则被视为征兆，须由专职天文官员记录、解释、上报。由此，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知识，而是官方垄断的、关乎王朝合法性的大国重器。

这种特殊地位，催生了一个结构完整、内在紧密的知识体系。尤为珍贵的是，因秉承“常事不书”的记史传统，中国古典文献保留了连续两千多年的特殊天文观测和天象记录传统，至今仍为当代天文学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历史数据。[9]借助新出文献，这一记录传统的源头，至少可上溯至商代武丁时期。面对众多的历史记录，在传统分类基础上，徐凤先研究员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概括总结中国传统天文学七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天文观测、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星占、天文机构与天文学家、中西天文学交流。[10]其中，天文观测是全部知识的基础，无论是对恒星坐标和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系统积累，还是对彗星、客星、交食等异常天象的持续记录，都有利于历法参数的获取，服务于星表、星图的绘制。而大众相对熟悉知的赤道坐标系，则是以二十八宿为参照标定的，是历法计算基础且核心的坐标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远不止排定年月日，它同时承担日月五星位置推步计算、交食预报、晷漏测量等多项功能。

中国早期的知识体系存在大量的关联性思维模式，且不同来源的文献对天文历法相关内容的记述侧重不一。直至唐代僧一行编订《大衍历》，将历法体例分为气朔、发敛、日躔、月离、晷漏、交食、五星七大门类，各类目均经历了漫长、反复的修正。浑仪、圭表、漏刻、浑象等天文仪器的制造，为观测实践提供物质支撑；宇宙理论的阐释，从盖天说到浑天说再到宣夜说，为天文现象提供哲学框架；占星活动则构成天文知识向社会和政治层面延伸的独特面向。

所以无论是甘德、石申夫，还是唐都、司马氏父子、张衡、李淳风等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占候家，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实践既包括观测天象也预言吉凶。天文学知识与史书编纂的传统本身也折射出古人对天文学知识内在结构的理解，历代正史多数单设《天文志》《律历志》等，《史记·天官书》就涉及大量星占内容，如“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等。司马迁又自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太史令本身就兼掌天象观测与吉凶解读，但司马迁通过长期系统梳理天象档案，发现日食和月食并非随机灾异，而是呈现周期性规律，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向理性求真的重要迈进。

这一知识体系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中国古代天文学立足于对北天极的持续关注，由此在天文坐标体系上确立以二十八宿为标记的赤道坐传统，与古希腊偏重黄道坐标的传统截然不同。日本科学史家、天文学家薮内清认为现代天文学主流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的坐标系统具有先驱意义，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使用的“黄道坐标”（如《石氏星经》中的“黄道内外度”）本质上是以赤极为极的，是一种赤道坐标的变体，与希腊天文学以黄极为极的真黄道坐标截然不同。[11]中国早期存在多种“古度”系统，所谓四分历，与西方将太阳视周天定为360°不同，设定为365¼°，回归年定为365.25日，太阳平均日行一度，作为一种历术模型，更构成战国以降天文观测与坐标体系的主要底层参数。但战国秦汉前，实际存在多种“古度”系统，并非全以365.25日固定一回归年。而在计算手段上，前学已指出中国古代天文历算依靠代数路径而非古希腊式的几何建模。历算家用分数表达天象数据，借用“调日法”逼算真值，用一次同余式组推求历元，对天体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则用分段线性拟合或全程插值等代数计算修正。[12]

宏观理论层面，中国有极为特殊的“律历同源”思想：天文常数往往与音律、易数相关联。在关联性思维的影响下，这种以“三、六、十二”等神秘数字为枢纽，将律管长度、节气划分、日影消长、卦爻变化统摄于一炉的数思维、数哲学，明显有别于西方以几何证明和实验验证为根基的数理传统。加之秦汉大一统后，经学对实学的政治影响，律历书中强调将历法的朔策数与音律数、易数、医学中的五运六气之数等相联系，这种传统延续较长，甚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历算研究，都未能完全将天文常数与经学意义上的关联性数字剥离开。这使得研究者在提取历法参数时必须区分经验观测值与经学附会的数关联，不能简单将文献记载的常数视为实际观测精度。

三、历法复原与年代建构：跨学科协作何以可能

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身的内容已在正史《天文志》《律历志》等中获得系统记载。但作为现代学术分支的天文学史研究，任务远不止于文献整理。它以现代科学史的方法，审视这一知识传统的形成、发展、结构特征及其与哲学、文化、社会的深层互动。

中国古代天文学元典的文本整理与解读是最基础也最艰巨的工作。中国古代天文学文献之规模、之专深，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几乎没有同类。历代正史的《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灵宪》《步天歌》等专门著作，以及散存于地方志、笔记、类书中的天象记录，构成庞大的传世文献基础。而甲骨卜辞中的日月食记录与干支纪日体系、西周金文中的月相术语、战国秦汉简帛中众多新出天文学材料以及《日书》、历谱与各类杂占文献等，又不断将文献的边界向更早年代拓展。对这些材料的辑录、考释、校勘和年代学定位，是一切深入研究的前提。

历法复原与年代学建构的技术难度最大。中国古代历法失传者不在少数，即便有传本，计算方法和参数系统也往往需要现代研究者通过复杂数学推演予以复原。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天文学与历史学、考古学深度合作的一次典范。工程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碳十四测年技术等学科200多位专家联合实施，设9个课题、滚动增设44个专题，核心目标是解决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年代问题。席泽宗院士作为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与历史学家、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副组长李伯谦，测年技术专家、副组长仇士华并列），总领天文学专题。工程取得“三个确定”和“一个否定”的重大成果：通过“天再旦”现象（日食导致的黎明重暗）确定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通过利簋铭文“岁鼎克昏”与天文回推，确定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通过武丁时期五次月食的系统研究，确定武丁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同时否定“三焰食日”卜辞为日食记录的旧说——澄清所谓“三”“焰”等字实为误释，“食日”系商代一日的记时名称，卜辞内容与日食无关。张培瑜根据宾组五次月食卜辞记录，推算其对应公元前1201年至前1181年发生的月食，进而确定武丁和祖庚在位的年代范围。[13]徐凤先研究员在博士后期间，以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玉芝研究员排定的祀谱为基础，[14]从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的甲骨卜辞、金文周祭材料出发，通过历法计算验证材料的自洽性，系统复原“帝辛祀谱”，为商末年代学提供关键支撑，[15]并担任断代工程学术秘书，参与2000年结题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李勇研究员在建立月龄历谱的数理模型方面天赋异禀，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天文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为商周历法材料的年代学阐释开辟了新的技术路径。[16] 2000年结题后，工程专家组和办公室又组织21次多学科学术讨论会，围绕西周历法要素、月相研究、金文历谱编排合理性等核心问题深入研讨，编制修订了《西周拟年长历表》。2022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正式出版，对2000年简本进行补充、修订和深化。[17]天文学在这一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任何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

然而，天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远超技术层面。天文学在中国古代与王权政治、礼仪制度、哲学思想深度交织。江晓原等学者曾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总结为三个方面：为王权作论证和象征以沟通天人，为王朝指导军政大事而预卜吉凶，为日常行事趋吉避凶借助历书的指导。[18]天文机构是王朝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历法颁布是王权合法性的象征性资源，异常天象的解释直接影响政治决策。从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以灾异说政治，到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编年叙事中随事附记天象，并以史论点明其与政事的关联，天文知识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

从学科建制史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已有百年历程。20世纪初，朱文鑫著《天文学小史》，开国人自撰天文学史之先河。[19]竺可桢、钱宝琮等先驱者从不同方向拓荒奠基。195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天文学史是建所之初即设立的研究方向，席泽宗、薄树人、陈美东等学者在此长期工作，形成了“天文计算+文献考证+考古实证”的研究范式。7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全国力量编纂十卷本“中国天文学史大系”——迄今最为完整的中国天文学史综合性著作，涵盖历法、天文仪器、天象记录、星占学、少数民族天文学、中外天文学交流各方面。这一时期，天文学史硕果频出，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对宇宙理论与历法思想的系统阐释，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对天文制度与观测传统的全面梳理，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基石。[20]冯时的《中国天文考古学》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将考古遗址中的祭祀台等考古遗迹纳入研究视野，把天文知识的起源追溯至文字记载之前。[21]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一书，则是迄今第一部据甲骨卜辞资料全面研究商代天文历法问题的学术专著。[22]冯氏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乃至伊斯兰天文学传统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认识不同文明在认知自然、建构知识时的不同路径，亦属于文明互鉴的经典课题。其滥觞自郭沫若1929年所作《释支干》，提出十二辰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有渊源关系的假说，[23]虽部分结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已将甲骨文字考释与天文历法制度的研究引向深入。

四、“绝”在何处：技术壁垒与传承之艰

冷门“绝学”所谓的“绝”，不在学科冷僻，而在于高技术壁垒及由此带来的传承之艰。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绝”，体现为以下几个层面的结构性压力。

知识门槛之高，足以令多数人望而却步。研究者必须兼具现代天文学的数理基础、古汉语和古文字的考释能力、历史学素养以及考古学知识。以历法复原为例，须理解平气与定气之别、朔策与岁实之关系、闰周设定规则与上元积年推算法，同时还要能辨认和释读甲骨卜辞、金文中的干支、月相和纪年术语，分辨不同时期的文字异体与书写习惯。中国古代历法采代数方法而非几何模型，以分数表达天文数值，推算过程复杂精密，仅掌握其中一种历法的推步方法便需投入大量时间。多学科交叉的能力要求，使得能够真正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极为有限。

研究对象的历史断裂同样棘手。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明清之际经历了根本性变革。西洋历法传入，《崇祯历书》编纂，传统历法体系逐渐被西方天文学取代。1912年改用公历，现代学科体制将天文学归入理学，天文学史夹在科学史与历史学之间，既非“纯科学”亦非“纯人文”，在课题申报、成果评价和人才培养中常处于一个微妙的临界位置。

文献材料的特殊性导致研究推进缓慢。无论传世天文学史料，还是出土的甲骨卜辞，往往文字古奥、信息残缺、歧义纷呈。以西周金文月相术语为例，自王国维1915年提出“四分一月”说以来已争论逾百年。[24]此说影响深远，新城新藏、周法高、倪德卫、夏含夷等皆表示赞同。[25]周法高收集五十余条金文历日，以为王氏之说最佳证明。然而董作宾却重申刘歆“定点说”，[26]黄盛璋、刘雨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初吉”使用频率远超其他月相词语而主张其为“吉宜干支日”，[27]陈久金提出“二分说”，[28]近年来班大为等国外学者又提出新假说。[29]又如卜辞所见殷历岁首问题，存在建丑、建午、建亥等多种说法，分歧之大使得商代历法的基本面貌仍不够清晰。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先秦时期的天文学史研究，往往具有高争议性，这意味着每一步推进都需反复辨析、小心求证。

研究方法的内在张力更值得体味。一方面是材料的高度稀缺，每一种新出文献都可能改写既有认知；另一方面是知识体系的高度精密，只有对历代历法参数、术语演变和计算方法有全面的纵向把握，才能对具体材料作出可靠解读。两者之间的张力导致研究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大量成果集中于个案考释，贯通性的系统研究始终薄弱。商周时期长达1340多年，经历从祭祀占卜到推步历算的深刻转型，客观上要求研究者同时具备跨越不同时代的综合研究能力。

人才培养面临结构性挑战。自席泽宗、陈美东、张培瑜等前辈学者相继辞世或退休以来，这一领域的代际更替压力已十分显著。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为核心的研究传统，培养了一批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视野的学者，但受限于学科规模和训练周期，传承压力巨大。一个合格的研究者，至少需系统掌握古文字考释、现代天文学理论、统计分析工具和年代学方法，训练周期当以十年计，如此漫长的训练投入，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中往往极难迅速获得正向反馈，年轻学者时常望而却步。人才断层所威胁的不是某几个课题的延续，而是一种经数代积累方能形成的综合研究能力的存续。

五、冷门绝学专项：制度支持下的学术传承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喻，概括冷门绝学的价值：“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30]这一论述直接将“绝学”概念提升至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其中蕴含着对知识价值的深层判断，在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价值不在于即时兑现，而在于它在某个不可预知的时刻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国家社科基金办于2018年设立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2020年更名为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并增设学术团队项目，由此形成“个人——团队”两级的资助体系。制度设计的深层思考在于，国家主动保护那些因技术壁垒极高、训练周期漫长而从业者稀少，但知识传统不可替代、对文明传承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领域。这些学科的价值，不因从业人数之少而递减，反因其在特定时刻所提供的不可替代的支撑而愈显珍贵。

初步统计，2018年至2025年，天文历法类研究在冷门绝学专项中已获立项二十余项，团队项目3项、个人项目23项，覆盖历法推步、天象记录、天文仪器、民族天文历算、跨文化研究及科技典籍整理等多个方向，呈现出从个体研究向团队攻关、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

历法推步与历术复原是近年冷门绝学立项最为集中的领域。2020年，西北大学唐泉教授团队以“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步五星术’研究”获首届学术团队项目立项。“步五星术”即古代历法推算五大行星运动的方法，涉及行星会合周期、迟速盈缩等最复杂的计算问题，是历法体系中的技术高峰。此次团队立项标志着该领域从个体孤军走向有组织攻关。2021年，滕艳辉的“中国古代的交食推步术研究”聚焦交食预报，这一方向曾是陈美东研究员的重要研究领域，陈氏遗著《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对交食理论和推步方法有系统论述[31]，滕艳辉的工作即在此基础上的深化。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褚龙飞的“王锡阐历算文献整理、校注与研究”关注明末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王氏《晓庵新法》融合中西历法之长，是中国传统历法的殿军之作，[32]对其文献的系统整理将填补明清历法转型期研究的重要空白。同年，黄怀信的“月相纪日法与西周王年及史料编年”直指金文月相术语这一百年难题，尝试从新角度推进西周年代学建构。2023年，李忠林的“中国早期历法认知体系形成过程研究”将目光投向更早的源头——历法观念如何从原始的时间意识发展为系统化的推步体系，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知识起源。

天象记录的仪器基础、跨文化研究与现代天文学阐释，是另一个持续受到关注的方向。2019年，张楠的“中国古天文仪象文献整理、校注与研究”系统整理历代天文仪器文献，通过校注与形制复原，为认识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技术细节和精度水平提供基础。2021年，浙江大学韩琦的“欧洲学者对中国历史纪年和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及其影响”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切入，考察自耶稣会士来华以来欧洲学界如何认识并利用中国的古代天象记录，对理解中国天文学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史意义重大。2024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马利华的“中国古代日食观测记载的天文学研究”和南京大学赵益的“今存中古天文占验书整理与研究”同时立项，前者以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古代日食记录，为历史年代学提供天文学参数；后者系统整理存世的中古天文占验类文献，对理解中国古代天文知识的社会应用层面具有重要价值。2025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王广超的“苏颂星图的画法及量化研究”聚焦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载星图，[33]该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之一，对其绘制方法和量化精度的研究将为认识宋代恒星观测水平提供新依据。

出土文献与早期天文历法研究是近年新兴的增长方向。202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吕传益的“出土文献所见楚历新探索研究”和清华大学石小力的“清华简数术类文献整理与研究”同时立项。前者聚焦楚系简帛揭示的多元历法体系，后者系统整理清华简中与数术、天文历法相关的文献，清华简《四时》《算表》等篇的天文历法价值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2024年，笔者所主持的“出土文献与早期时间系统的形成研究”亦获立项，旨在以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为基础，系统考察从商代到战国秦汉时间观念与历法体系的演变脉络，包括分至节气的起源、月相术语的流变、历法参数的演进等核心问题。

民族天文历算和文明交流方面的研究也构成一个独特的板块。2019年，北京大学郭津嵩的“蒙元时期天文学研究”，着重研究历史时期天文学知识的跨文化流动，其考证耶律楚材《西征庚午元历》的“里差”法，并非如旧说所认为来自伊斯兰地理经度概念，而是耶律楚材通过观测月食独立构拟的地方时改正模型，并对元初郭守敬“四海测验”进行重检，认为这次天文大地测量不仅关注南北纬度变化，同时尝试研究东西向地方时差异，很可能受到伊斯兰天文学传统的影响，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蒙元时期天文学知识的跨文化流动与技术变动。西北民族大学夏吾才让的“基于大数据的藏族天文历算经典文献整理与综合研究”和西藏藏医药大学南木加的“藏医药文化与天文历算学的关系研究”同时立项。藏族天文历算传承千年，自成体系，其《时轮历》在元明以来与汉族历法的交流互鉴尤引人关注。2020年，由北京中医药大学贺娟主持的“《黄帝内经》运气学说之古天文历法研究”将天文学与中医学打通，关注运气学说以天文历法为框架推演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医学领域的系统展开。2024年，刘晓燕的“秦汉时期医书与律历文献的跨学科研究”延续此方向。此外，贺娟团队于2025年申请冷门绝学团队项目“《黄帝内经》三大理论体系辨析与162篇成文时代顺序考证”，通过文献考据与理论还原，辨析《黄帝内经》的核心理论体系，并系统考证162篇文献的成文时代顺序。此外，2019年周晓陆的“汉魏至隋唐墓葬的天文学内容研究”和安徽大学徐道彬2021年获立的“古音·历算·礼制：江永的著述整理与思想研究”，分别从考古学和学术史角度丰富了天文学史研究的维度。

2020—2021年度团队项目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团队的中国出土典籍的分类整理与综合研究、北京大学近出两周封国青铜器与铭文综合研究等课题，虽非直接的天文历法研究，其研究对象涉及大量出土典籍、青铜铭文，是中国早期天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来源。2023年度厦门大学“古籍子部谱录类科技思想的收集整理及其现代价值研究”、2025年度郑州大学宋镇豪领衔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与甲骨学AI多模态信息集成研发”等团队项目，同样为天文学史研究提供材料基础和技术支撑。此外国家社科基金其他项目类型中也有直接以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选题，程少轩主持的“马王堆帛书数术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聚焦出土数术文献的研究，数术文献历法系统的三个层次，即“编纂使用历法”“占卜适用历法”以及“实际所用历法”等。这重构了中国早期天文推步的技术细节与知识层级，为天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从文本到算法的新线索。冷门绝学的保护不再是孤立的学科扶持，依托相关学科的交叉网络，逐渐形成多向支撑、协同联动的研究合力。

六、新材料与新认识：从后世追述到早期天文学实证

制度保障为冷门绝学提供持续发展的条件，新材料的持续面世则注入最根本的学术动力。近年来商周天文历法研究的显著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深度利用。

甲骨卜辞作为目前所见最早成体系的汉语文字材料，蕴含的天文历法信息极为丰富，商周天文历法研究的发端与甲骨学的建立几乎同步，但卜辞作为特殊的记录载体，逐条梳理和系统研究的难度不低。西周金文月相术语是另一个百年难题。虽然百年争讼至今未获公认解决，却恰恰展示了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深度：要求研究者兼具古文字考释、历法推算、统计学分析和年代学建构的多重能力。清华简、北大简等大宗简帛材料的刊布，为战国秦汉天文历法研究开辟了全新视野。

清华简对先秦天文学史研究的价值，首先在于填补了战国竹书天文类佚籍的空白。此前所见先秦天文文献，无论传世《甘石星经》辑本还是出土的曾侯乙墓漆箱二十八宿，均属片段，而清华简所见天文学相关材料丰富，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清华简《五纪》近四千五百言的体量，第一次呈现了先秦时期天文历算与宇宙论相结合的完整知识图景。其次，清华简揭示了系统流传的多样性。《五纪》二十八宿的异名与异序表明，战国楚地同时存在多套星宿系统，这意味着后世统一的二十八宿体系并非单一起源、线性传承，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整合过程，这一事实仅靠传世文献无法获知。再次，这些简文证明，至迟在战国中期，中国已形成了以数算（“五算”）为纲纪的天文推步传统，且“六合”概念所隐含的三维空间意识，远较此前认知更为成熟。清华简《四时》篇所载太阳历体系规定每月30日、全年360日，并划分为三十七时[34]。根据《四时》的记述，每月初一日虽亦称“朔”，但此“朔”仅为月首标记，而非纯粹的月相概念。北大汉简《节》《雨书》、银雀山汉简《三十时》、胡家草场汉简《日至》等材料记录的岁实为360、364、366、368日等，均非四分历的365.25日，共同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战国秦汉时期并非只有阴阳合历一种历法系统，太阳历、物候历、祭祀历等历法系统可能同时并行，不同地区、文化属性所对应的历法系统情况更加复杂。但战国秦汉的简牍帛书正将先秦天文学史从一个依赖后世追述的“重构史”，逐渐转变为一门可以直接面对战国秦汉知识原貌的实证学科。

七、古典学与全球文明：冷门绝学的当代位置

冷门“绝学”概念的提出与制度化，经历了十余年的演变。演变背后是一种深层的知识论判断：一个文明的学术体系是否健康，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能够即时产出效益的学科，而在于它能否守住那些技术壁垒极高、从业者稀少却不可替代的知识传统。如生物多样性之于生态系统，学术多样性之于知识体系同样不可或缺。某些学科的消失，损失的不仅是一批论文或课题，更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一套不可重建的方法论传统、一条理解世界的进路。

“绝学”的范畴正在与若干新兴方向发生深度交叠。近年来，“中国古典学”作为独立学科正式确立，标志着一种学术视野的回归：以传世与出土文献为核心，涵盖文字、音韵、训诂、经学、史学、子学，并将古代科技文献的系统整理纳入视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以历代《天文志》《律历志》为核心文本、以甲骨卜辞、金文、简帛为新出材料、以历法复原与年代建构为核心方法，天然生长于古典学与科技史的交叉地带。

全球文明研究的兴起赋予中国古代科技史以新的使命。中国传统天文学作为世界上少数独立起源并持续发展两千余年的天文知识体系，其与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伊斯兰天文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经典案例。更宏观地看，天文学史在中国古代科技史板块中占据枢纽位置：它是数学发展的动力之一，《周髀算经》的勾股测量和《九章算术》的分数运算，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历法推算；[35]它是农学的时间框架，二十四节气的测定直接来自天文观测；它为地理学提供基本方向，“分野”传统将天文坐标与地理区划对应。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科技知识体系结构与逻辑的关键入口。

“绝学不绝、冷门有新声。”新材料正在持续打开问题空间，材料积累正从量变走向质变。方法论自觉正在推动范式升级。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将新材料嵌入既有框架，而是开始追问框架本身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应以历法参数与算法为研究单元，采用纵向谱系方法；这意味着学界正在尝试建立能够贯通商周两代、涵盖多元历法体系的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技术也在开辟新的工具路径，直接参与历法参数的大规模统计分析、国内外大规模天文记录的数据库建设、日月食计算的可视化呈现等工作，有望突破个体学者计算和处理能力的瓶颈。学科交叉正在催生新的问题意识，天文考古学已将视野拓展至文字之前，少数民族天文历算知识的整理为跨文化比较提供了新参照。随着气候史、环境史、医疗史等领域的拓展，异常天象记录与古代气候变迁、历法节律与农业生产周期、星占传统与医学理论中天人感应思维之间的关联，这些交叉地带将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它处理的是一组关乎文明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认知宇宙、如何度量时间、如何在天地之间安放人的位置。三千年间，天文学始终是中国知识传统中最系统、最精密、最具连续性的科学实践。

自2016年“绝学”概念进入国家文化战略话语体系，到2018年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的制度化落地，再到近年古典学学科的建制化推进和全球文明研究的兴起，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所处的政策环境与学术传承正在发生积极转变。这个转变指向的不只是一门高壁垒学科的制度保障，更是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史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重新定位。它不应是现代科学叙事中一段被迅速略过的“前史”，而是一个独立发展、自成体系、具有独特认知路径和文明贡献的知识传统。认识这座科学高峰，不仅是冷门“绝学”的当代使命，也是中国学术在世界科学史书写中确立自身话语权的必由之路。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出土文献与早期时间系统的形成研究”（24VJXG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林宏明：《甲骨新缀第四二例》，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9年11月5日，网址：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738.html；刘影：《甲骨新缀第114-115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年3月15日，网址：https://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96.html；王子杨：《武丁时代的流星雨记录》，《文物》2014年第8期。

[2] Édouard Biot, "Catalogue général des étoiles filantes et des autres météores observées en Chine pendant 24 siècles depuis le 7ème siècle av. J.-C.,"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10 (1848): 129–352, 415–422.；庄天山已于1999年提出修正，认为Biot 推算有误，其日期应为3月24日，已不在天琴座流星雨极盛期，而可能是宝瓶座η流星雨的最早记录。不过主流仍沿 Biot 旧说。详见氏著：《纠正三个失误的流星群》，《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3] 胡厚宣：《殷代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本，1944年。

[4] [英]李约瑟著，梅荣照等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26页。

[5] Zhen-Ru Wang, "Two Gamma-Ray Sources and Ancient Guest Stars", Science 235, no. 4795 (March 20, 1987): 1485-1486.

[6] [日]成家彻郎著，宋镇豪、赵丛苍译：《甲骨文“星”与超新星的记录》，《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

[7]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8] 席泽宗：《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年第2期；席泽宗：《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年第2期；席泽宗、薄树人：《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天文学报》1965年第1期。

[9]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院与国务院科教组委托北京天文台承担“古代天象记录的整理研究”课题，成立“天象资料组”，搜集天象记录一万余项及大量天文史料，历时50余年，先后编成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全书完整版于2025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10] 徐凤先：《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的结构及其特征》，《科学文化评论》2025年第3期。

[11] [日]薮内清著，杜石然译：《中国的天文历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3-227页。

[12] 陈美东：《古历新探》，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13] 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与商王武丁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3期。

[14]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增订本），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213—407页。常玉芝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承担“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两个专题的具体工作。

[15] 徐凤先编著：《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6年。

[16] 李勇：《西周既望历日与建正范围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李勇：《试论月龄历谱的数理结构及编排规则》，《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4期；李勇：《用天文方法建立商后期甲骨文年代序列的新途径——解析殷历月法》，《天文学报》2001年第2期；李勇：《用月龄历谱法求解西周既望历日及其年代》《天文学报》2002年第3期。

[1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年。

[18] 江晓原、钮卫星、卢仙文：《地位独尊的古代天学》，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江晓原：《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

[19] 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朱文鑫：《天文考古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朱文鑫：《星团星云实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文鑫：《历法通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文鑫：《天文学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20] 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21]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2] 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3] 郭沫若：《释支干》，《甲骨文字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第76-168页。

[24] 初刊于1915年《雪堂丛刻》，1916年定稿；参见王国维：《生霸死霸考》，罗振玉辑：《雪堂丛刻：五十二种》，上虞罗氏铅印本，1915年；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5] [日]新城新藏著，滨田麻矢译：《生霸死霸考——悼念王国维先生》，《艺文》第拾八卷第八号，1927年；周法高：《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常宗豪主编：《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1980年，第320页；[美]倪德卫、夏含夷：《晋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26] 董作宾：《“四分一月”说辩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辑刊》1941年第1-4期，后收入氏著：《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6页。

[27] 黄盛璋：《释初吉》，《历史研究》1958年第4期；刘雨：《金文“初吉”辨析》，《文物》1982年第11期。

[28] 陈久金：《对西周诸王王年的最终修正意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年第1期。

[29]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班大为著，宋神秘译：《中国早期的星象学和天文学：统天应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

[3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1] 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32] 王锡阐：《晓庵新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3] 苏颂撰：《新仪象法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黄德宽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

[35] 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钱宝琮：《中国数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