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早上七点半，村头王家铺子的包子蒸气还没散干净，电动车的喇叭声就开始沿着水泥路往东拐。那是去厂里的路，路尽头那两间阔气的大白墙彩钢瓦厂房，就是刘文德开的制衣厂。
在这一带，年轻力壮的男人几乎看不见，全到了东南沿海的工地或者电子厂挣辛苦钱，家里剩下的就是老人、娃，还有留守的媳妇。
刘文德的缝纫机流水线招的全是女工，按件计酬，时间相对自由，中途还能骑车回家给公婆做好午饭、接送娃上幼儿园。对于村里的女人来说，这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收入，是柴米油盐，也是在公婆面前抬得起头的底气。
厂车间里终日飘着细密的棉尘，机器转动的“嗡嗡”声能盖过人脸对脸的说话声。那里有六十多号女人，大都是三十往上、生过娃的媳妇，天天套着宽大的罩衣，素面朝天，手上磨着厚茧。但在这一堆灰扑扑的人群里，只要谁家来了个齐整的、稍微有点姿色的，哪怕只是皮肤白些、身段匀称些，刘文德那双眼睛就绝对放不过去。
刘文德五十二了，微胖，头发用发胶抹得精光，冬天也爱穿个呢子大衣，手里走哪儿都端着个泡了枸杞的保温杯。他不像是那些凶神恶煞的老板，在厂里见到谁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
可在这个村里干了几年以上的老职工都清楚，他那种笑分两种。对着干活粗笨、年过四十的妇女，他是老板的客套；可对着年轻漂亮的女人，他那笑脸里就带着钩子。
两年前邻村来的小红来的时候，起初刘文德只是站在她工位边上看她踩缝纫机，夸她手巧，过了两个星期，小红工位上的料子就换成了最好踩、工价又高的直边料。再往后，下班下雨的时候，刘文德那辆银白色的轿车必然正好停在小红的电动车旁边，顺路带她一段。
没人看到过轿车里面发生过什么，只知道过了小半年，小红没再来上班，村里的闲言碎语却像长了脚一样跑进了她婆家的耳朵。小红最后是被公婆指着鼻梁骂回娘家的，在外打工的男人也没想过帮她一句。从头到尾，刘文德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连皮毛都没被伤着一根。
秀芬是三年前嫁到我们村后院的，男人叫大强，是个在福建搭脚手架的老实汉子。秀芬才二十八，生过一个闺女，但身子骨没变样。
她不爱打扮，每天来上班也就穿着最普通不过的运动裤和褪了色的牛仔外套，可她皮肤嫩，有一双特别清亮透彻的眼睛，一头乌黑的长发平时拿个廉价的黑胶圈扎在脑后，在一众被家务和岁月折磨得干瘪的女人里，扎眼得很。
她上的第一天班，刚把缝纫机的线穿好，刘文德就背着手从二楼办公室下来了。
他没直接走向秀芬，而是在巡视流水线，这里摸摸布料，那里跟工头讲几句质量标准。慢慢悠悠地，步子就在秀芬的身后停下了。
那会儿我正坐在秀芬斜对面，看见刘文德把保温杯换到左手，右手搭在了她工位的靠背椅上。他俯下身，声音不大不小：“新来的？叫秀芬是吧？听大强讲过你。这机子离合太紧，脚下别那么大劲，回头伤着膝盖。”
秀芬手上的活没停，只是瑟缩了一下肩膀，低着头应了一声：“知道了，谢谢厂长。”
她没有回头，刘文德也并不着急。他在她身后站了足足三分钟，看着她的手把几片衣领压上线，才晃悠悠地上了楼。
旁边的秋梅姐拿胳膊肘怼了怼我，眼神往楼上一瞟，没说话，但那意思谁都懂——黄鼠狼已经围着新盖的鸡窝转圈了。
车间里的计件活是有猫腻的，复杂又费劲的夹克工价低，一刻不停干一天也赚不到一百二；可简单的平缝T恤，一天轻轻松松能做到一百七八。那段时间，秀芬的框子里永远是最好的活。她刚开始还没明白，干得很卖力，一个月下来拿了四千二。
发工资那天，她高兴得脸上放光，收了工还在那儿核对工单，想着给孩子买身厚衣服，再给远程的大强寄点钱。
刘文德就挑大家散了的时候，走到了她的机子边。我那天因为要修一包反工的衣服留晚了些，正好坐在角落里。
“秀芬，挺能干啊，这个月的计件大王了。”刘文德笑着，手里把玩着一个小巧的精装铁盒，“托人从市里带的护手霜，女孩子家，干咱们这一行废手。送你两盒。”
秀芬一愣，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刘厂长，我这手粗糙惯了，不用这些。”
“客气啥，咱们厂里不只要产量，也关心员工。”刘文德的手往前送了送，几乎贴上了秀芬放在机台上的手背。
秀芬像触了电一样把手抽回来，脸上瞬间烧得通红，抓起桌上的电动车钥匙和挎包，连再见都没说，匆匆跑出了厂房。
那个带玫瑰香味的护手霜铁盒，被留在了冷冰冰的绿漆车台上。
但刘文德这号人，脸皮早修成了城墙拐角。拒绝一次算什么？他知道这些村里女人的软肋在哪里——那是漫长的寂寞，是用钱处处的窘迫，也是男人不在身边时，家里塌下一块砖都没人顶着的无助。
入冬那一阵子，秀芬家里的流年有些不利。先是她婆婆下台阶踩空了，摔裂了小腿骨，住了半个月院；接着又是四岁的闺女得了重感冒，一夜间烧到三十九度五。那段日子，秀芬连着几天开不了工，再来上班的时候，眼窝底下一片青黑，连踩机子的脚都轻飘飘的。
福建那头的大强偏巧遇到了工程款拖欠，不仅拿不回钱，打电话时两口子还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我们在更衣室里经常能听到秀芬压着嗓子的哭声。
大强是个粗人，顺境时还好，一遇不顺心，嘴里吐出来的话像粗砂纸一样拉人：“我天天在五六十米高的地方拿命换钱，你在家里连个老人和娃都看不住，让你看病你就用最便宜的药，别什么事都来烦我！”
那话就像钉子，扎在秀芬的心坎上。这一幕，毫无意外地落进了刘文德的眼睛。第三天中午，吃完盒饭，秀芬被叫上了二楼的厂长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