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5年7起连环杀戮，七位开国元勋惨死，一桩比一桩诡异

文｜老达子

本文共3300字，阅读时长大约7分钟

前言

陈其美倒下的那一刻，衣袋里那块瑞士金表也跟着摔在了地上，表盘碎了，指针停在下午某处，再没动过。

从陶成章遇刺算起，到陈其美这一枪，四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先后倒下了七个开国元勋。这些人手里握着的，本该是新生共和国的权柄，可他们大多不是死在敌人手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七起案子，到底是怎么把一部刚刚颁布、写满了保护人身自由条文的新法典，活活逼成一张废纸的～

距离《约法》颁布前57天

在法典正式颁布前的第五十七天，上海广慈医院的病房里传出了清脆的枪声。

那是深夜，光复会的主要负责人陶成章躺在病床上。刺客潜入病房，黑暗中子弹精准地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位曾经在东南地区威望极高的革命领袖，没有死在清军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解放后的上海租界医院里。

蒋介石亲自策划并指使光复会叛徒王竹卿动手行刺，而站在他们背后的总主使，则是沪军都督陈其美。

蒋介石觉得陶成章这个人已经无法救药，天天在外面游说别人反对同盟会。他认为如果不及早除掉陶成章，就无法保证革命的纯洁。他宣称自己是为了革命的大局，才不得不做出这个痛苦的决定，甚至做好了事后独自承担罪名的准备。

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在得知消息后，立刻给上海方面发去急电。电文里的字眼非常严厉，大总统痛斥在法租界眼皮底下发生这种暗杀是目无法纪，要求上海方面限期破案，抓住贼人。

但这封义正言辞的公文，恰恰发给了陈其美。这让整件事看起来像一场荒诞的滑稽戏，收信人就是写信人要抓的幕后主使。

刚开始，同盟会和光复会为了推翻清朝并肩作战。可是一旦坐到了分蛋糕的桌前，彼此之间的分歧就变成了生死之争。同盟会觉得光复会自立门户是分裂行为，光复会则觉得同盟会独揽大权。

陈其美和蒋介石甚至没有想过要通过任何法理程序来解决问题。他们觉得，只要贴上为了革命的标签，暴力的手段就可以被原谅。

这种法外私刑的魔盒一旦被打开，新生的民国法治就在第一天被注入了致命的毒素。当暴力被冠以正义之名，所有写在纸上的条文都成了笑话。陶成章倒下的时候，距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出台只有不到两个月。革命者们用第一桩血案，给新生的共和国送上了一份带血的贺礼。

距离《约法》颁布第157天

在法典颁布后的第一百五十七天，北京前门外的德昌饭店里，又演完了一出大戏的前奏。

辛亥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刚刚在这里吃完晚饭。他们结束了与各方势力的周旋，自以为功勋卓著，前途无量。

饭后，张振武前往附近的六国饭店参加答谢宴会。然而，就在宴会结束、他刚跨出大门的那一刻，早已密谋多时的军警一拥而上，将他五花大绑。几乎在同一时间，他的部下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单独逮捕。

几个小时后，也就是在深夜的军政执法处，枪声再次响起，两人被当场执行了死刑。

这个时候，民国刚刚颁布了那部被称为根本大法的文件。里面清楚地写着，任何人的身体，如果不是依照法律程序，是不能被逮捕、拘禁、审问和处罚的。同时，新颁布的暂行刑律也明确了罪刑法定的原则，法律没有规定是犯罪的行为，一律不能定罪。

然而，决定张振武生死的，并不是法官的判决书，而是两封秘密电报和一道冷酷的大总统令。

在武昌主持大局的副总统黎元洪觉得张振武在地方上拥兵自重，蔑视法纪，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黎元洪不想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去调查张振武，而是直接给北京的袁世凯发去密电。

黎元洪在电报里的措辞非常露骨。他给张振武扣上了图谋不轨、破坏大局的罪名，并直接请求袁世凯在北京将其就地正法。

袁世凯正愁找不到机会削弱南方革命党的力量，接到密电后顺水推舟，立刻签发了临时大总统令。他命令步军统领衙门和军政执法处迅速动手，在深夜将张振武和方维处决，并对外面宣称这是为了彰显国家法典。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地方的军政巨头，用一种私下通气的方式，把一个开国功勋给物理消灭了。

这一次，带头践踏法律的是新国家的掌权者。当最应该维护法理的总统和副总统，都开始习惯用私密电报和就地正法的密令来决定他人的生死时，新生的司法体系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张振武在武昌确实跋扈，他也曾动用私刑处决过自己的政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法外的绞刑架也会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距离《约法》颁布第374天

在法典颁布后的第三百七十四天，上海沪宁火车站的站台上，鲜血再次染红了石板路。

国民党的核心智囊宋教仁正准备坐火车去北京。他当时意气风发，试图通过国会选举来组建真正的政党内阁，用选票和宪法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

可是，黑暗中的一颗子弹击碎了他的所有梦想。

宋教仁倒在血泊中，被送去医院抢救。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忍着剧痛给大总统袁世凯发去电报。他在电报里还在恳求袁世凯，希望大总统能够开诚布公，尽力保障民权，制定出一部真正能够让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宋教仁直到死前，依然相信制度和法律的力量。

但他并不知道，法租界的巡捕房很快就在凶手应桂馨的家里找到了线索。他们搜出了一批电报，其中一封是北京内阁秘书洪述祖发来的。电报上的字数很少，但内容让人后背发凉。上面写着，毁掉宋教仁就可以换取勋位。

这是一场用人命做筹码的肮脏买卖。

章太炎在得知真相后，悲愤地写下了一副震惊朝野的挽联。他用极其犀利的笔触写道，前年杀了吴禄贞，去年杀了张振武，今年又杀了宋教仁；这边推说是应桂馨干的，那边推说是洪述祖主使的，但在他看来，幕后黑手确确实实就是袁世凯。这副挽联直接戳穿了当权者虚伪的面具，将这桩政治谋杀背后的肮脏交易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

这种野蛮不仅存在于北洋军阀阵营。在革命党人内部，暴力的手段同样被使得得心应手。

两个月后，扬州军政分府都督徐宝山在扬州的家里，收到了一份精致的礼物。

徐宝山平时喜好古玩，对古董瓷器非常痴迷，江湖人称雅贼。他兴致勃勃地拆开这个包装精美的古董花瓶，却没想到里面装着一枚自制的炸弹。伴随着一声巨响，徐宝山被当场炸死。

策划这次爆炸案的，依然是上海的陈其美。因为徐宝山此前已经倒向了袁世凯，成为革命党人眼中的叛徒，陈其美便决定用这种江湖手段清除他。

历史学家李剑农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过点评，他觉得那些政党精英非常可怜，他们还在那里热火朝天地争论着政党内阁的细节，却对眼前不断发生的违宪行刺装作看不见。结果就是，当众人都不把规矩当回事的时候，暴力就成了唯一的通用货币。宋教仁想用纸上的宪法约束拿枪的军阀，而他的同僚们却在用炸弹解决意见不合的盟友。这种精神分裂的做派，让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彻底沦为了一场黑帮分赃的游戏。

距离《约法》颁布第1178天

在法典颁布后的第一千一百七十八天，这场野蛮的生存游戏终于走向了它的尾声。

绍兴都督王金发在杭州被浙江都督朱瑞诱捕。随后，他被关押在杭州百岁坊巷陆军监狱，最终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被公开枪决。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里专门提到了这位同乡的结局。王金发在绍兴光复初期也曾是个快意恩仇的革命党人，但他在掌握权力后很快就沉迷于声色犬马。鲁迅看着王金发在权力的泥潭里沉浮，最后王金发不得不逃往杭州，最终在军阀的阴谋中被诱杀，连带着他的战友也一同遇害。

王金发当年也是暗杀团队里的常客，他曾亲自参与过对清朝官员的定点清除。他习惯了用子弹解决问题，却在自己失去武装后，毫无反抗地死在了别人的枪下。

仅仅过了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陈其美在他寄住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位于上海萨坡赛路的寓所里，接见了几位自称来商讨矿业贷款的客人。陈其美当时因为反袁斗争经费紧张，急需这笔巨款。

他没有想到，这些客人是袁世凯收买的刺客。

枪声在屋子里骤然响起，这位曾经无数次策划过暗杀、自以为掌控了暴力的民国功臣，在弹雨中委顿于地。他落得和陶成章、徐宝山一模一样的下场。

这不仅是陈其美一个人的结局。

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在建国之初，为了暂时的便利和派系的利益，选择放弃法律的武器，转而拥抱暴力的丛林法则时，他们就亲手拆掉了自己唯一的防雨棚。

他们以为暴力是通往成功的捷径，却忘记了暴力是一只不认主人的野兽。陈其美靠着暗杀陶成章在上海立足，靠着炸弹清除异己，最终袁世凯用同样的刺客和子弹，在上海的寓所里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场历时四年多的连环杀戮，终于完成了它的闭环。

老达子说

民国初年这七起连环案子，表面上死于枪弹和阴谋，实际上死于法治的早夭。那些亲手写下这部法典的人，在权力和眼前利益面前，一次次对法外私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觉得只要目的正义，法律先放一放也无妨。当法律保护不了政敌的时候，它同样保护不了他们自己。

一九一六年的上海街头，风刮过萨坡赛路的石子路，那张写着约法条文的旧报纸在泥水里滚了几圈，被一辆疾驰而过的马车轮子，死死压进了烂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