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这名志愿军 “叛徒” 定居阿根廷,迎娶总统妹妹手握60万亩田地,却被昔日战友骂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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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我的朝鲜战争》《志愿军作战处关于志愿军作战减员统计》《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统计资料》《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屡创奇迹的60军》《志愿军180师:荣辱60年》《生是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志愿军战俘不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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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一辆陌生的轿车缓缓停在村口。

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人。

他站在熟悉的山路边,看着眼前这片他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土地,久久没有开口。

附近的乡亲认出来了——这是当年去打仗、大家都以为死在朝鲜战场上的程立人。

可没有人料到,这个人不但活着,还在万里之外的阿根廷积累下了60万亩良田,名下开了两家上市公司,并且娶了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妹为妻,成了货真价实的总统妹夫。

消息传出去的那一刻,整个许家坝炸开了锅。

有人替他高兴,有人张口就骂,更多的人只是沉默地看着这个衣锦还乡的老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程立人当场捐出了20万元人民币,出资修建了一座教学楼,又在思南和阿根廷之间牵线搭桥,推动了两地的农业合作——然而,即便如此,那些在朝鲜战场上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原谅他。

这个人叫程立人,原名程国纲,1926年出生于贵州思南,2022年12月17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庄园中辞世,享年96岁。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敬献了花圈,以示哀悼。

他的一生,横跨贵州山乡、朝鲜战场、印度贫民区和阿根廷草原,每一段都是一部说不完的戏……



[一]【贵州山沟里走出的"语言天才"】

世上有些人,打一出生就带着一股不安分的气。

程立人,原名程国纲,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许家坝区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

许家坝地处乌江边,风景秀丽,土地肥沃,是个典型的南方小镇。

程氏家族世代经商,主要经营茶叶和丝绸生意,在当地小有名气,生活条件比普通农户优越许多。

家中经济宽裕,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就把程立人送进学堂。

程立人自幼聪颖,记忆力极佳,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这种天赋在他的语言学习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贵州虽未直接成为战场,但战火的影响还是波及了当地,程氏家族的生意受到冲击,茶叶和丝绸的销路变窄,家中经济逐渐拮据。

然而父亲却始终咬牙坚持供他念书,从没断过。

1945年,抗战胜利后,19岁的程立人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省成都市某大学的西语系。

成都当时是西南重镇,大学校园里书香气息浓厚,课堂资源也比贵州山区丰富得多。

程立人在校期间主修英语、法语,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几乎达到了流利交流的程度,在当年的同学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对语言的兴趣不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将来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三门外语,搁今天也是了不起的本事,更何况是1940年代的贵州人。

可命运有时候并不按人的才华出牌。

1949年大学毕业那会儿,国家正乱成一锅粥,到处打仗,工厂停工,商行歇业,到处抓壮丁,工作根本找不到。

他这个精通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的高材生,楞是连个糊口的营生都难寻。

无奈之下,程立人选择参军,加入了国民党第九十五军,成为一名基层军官,主要干翻译的活计。

国民党第九十五军,组建于1938年,原本是因为"川军"出川抗日、四川空虚而组建的一支补充部队,长期驻扎在成都。

1946年5月整编为国民党整编第三十九师,1948年9月又再次恢复第九十五军番号。

一个外语高材生,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拿了枪。

然而没过多久,国共内战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

1949年12月9日,九十五军在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军将领的带领下宣布起义,随即被编入解放军第六十军。

程立人就跟着部队换了旗帜,从国民党的翻译官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干部,继续在四川参与剿匪等工作。

这不是程立人一个人的故事,这是那个大时代里无数普通人的缩影——命运的齿轮根本不问你的意愿,它只管把你卷进去。

一个原本打算靠语言走出去看世界的年轻人,最终用语言走上了战场,而且走出的方向,远比他想象中要偏。

[二]【朝鲜战场上的那一天,改变了一切】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三八线以南。

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此后数月,战局几经变化,前四次战役志愿军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战果。

1951年3月,程立人随第六十军第一百八十师入朝参战。

180师隶属于第三兵团第六十军,与同在六十军编制的一七九师、一八一师相比,180师组建时间较短,成分比较复杂,战斗力相对偏弱。

程立人入朝时的身份,主要是文书和翻译,跟着部队行动,不必直接冲锋拼杀,靠一张嘴能和各方打交道。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打响,六十军奉命割裂美军和韩军的联系,牵制美陆战一师和美第七师。

180师在第一阶段作为第二梯队相继投入战斗,进展尚可,但伤亡已经开始在积累。

第一阶段结束时,180师一万一千余人,因伤亡后送后,兵力已不足一万人。

进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情况开始急转直下。

第三兵团的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分别被调拨给第十二军和第十五军,这样,战斗任务就完全落在了180师指战员肩上,可面对的却是从正面推进的美第二十四师、韩第二师,以及从侧翼楔入的美第七师和韩第六师,共计五万余人的兵力,180师只能靠着约一万人守住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战线。

三十公里的阵地,一比五的兵力悬殊,还有无可匹敌的火力和空中优势,这几乎是一场赢不了的仗。

1951年5月21日,彭德怀下达撤退命令,要求各兵团于5月23日傍晚开始逐步北撤。

第三兵团随即转令:180师担负掩护兵团主力转移的任务,在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建立三道防线,坚持三至五天,掩护大部队后撤。

这就是说,12军、15军及兄弟各师先行撤走,180师一个师,留下来断后

断后的那几天,打得极为惨烈。5月23日至24日两天,全师干部伤亡的数量超过了第二次国共内战时两年的总数,多个营连的指挥员相继阵亡。

弹药耗尽、粮食告罄,部队分散突围,建制彻底打散。

1951年5月26日,180师师长郑其贵发出那封令人心酸的电报:"我要带部队突围,师指挥所已经换了三个地方了,大家都已经极度疲劳,更何况前方的作战部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同日下午,六十军军部同意突围,但包围圈已经收拢,为时已晚。

这一仗,180师实际阵亡超过两千人,被俘近四千人,突围归队者约两千人,是志愿军入朝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局部作战,惊动了彭德怀,也惊动了伟人,此后志司专门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与检讨。

程立人,就是在这一场溃围中成了俘虏。

关于他究竟是如何被俘的,至今仍存在两种说法。

程立人本人的说法是,当时部队建制打散,自己在突围途中体力不支、掉队被抓。

但他的战友、同样被俘后回国的张泽石,在其自传体纪实文学《我的朝鲜战争》中明确写道,程立人是主动投降的。

这一说法无法得到完整核实,而程立人直到去世也没有正面回应过这个指控。真相究竟如何,已经很难还原。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一天之后,程立人的人生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了。



[三]【巨济岛86号战俘营——两头不讨好的"大队长"】

美军把程立人关进了韩国巨济岛86号战俘营。

巨济岛位于朝鲜半岛东南海岸,地势低洼,每逢大雨,泥水四溅,天气潮湿阴冷。

整个战俘营关押了两万余名志愿军被俘战士,按照联队、大队进行编制管理,实际权力由美军和国民党方面联合控制。

战俘营内部,早就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是坚持回到大陆的"亲共派",人数占多数;另一派是接受了国民党特务工作、打算前往台湾地区的"反共派",人数较少。

这两派人在战俘营里几乎每天都有摩擦,轻则对骂,重则动手,甚至出现过流血械斗。

美军知道程立人外语流利,把他挑出来,任命为86号联队第四大队大队长,让他负责管理一千余名战俘,同时兼任"文化教员",要他编写供志愿军战俘学习的材料。

这个职务,让程立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

站在亲共派那边——他在战俘营里为美军服务是事实,这件事遮不住,也解释不清;况且还有人传言他是主动投降,这顶帽子扣下来,立场再怎么鲜明,战友们也不会买账。

站在反共派那边——程立人从大学时代起受的是系统的新式教育,对台湾地区那边的一套本能地抵触,而且真要去了台湾,日子也未必好过。

两头都不是岸,程立人只能在中间左右逢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既没有积极配合美方策反同胞,也没有公开站在亲共派一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撑着日子。

战友张泽石在回忆录中痛斥他是"铁杆汉奸",因为他管理了一千多名战俘,且为美方编写材料的行为确实发生过。

当时战俘营内的实际权力逐渐被立场坚定的戴玉书、赵明智等人所掌握,程立人并没有利用大队长的职权去打压这些人,甚至有一次因为给美军随军牧师伍培礼提供了某种协助,被戴玉书等人揍了一顿,他也没有借美军之手报复回去。

这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处境:他没有变成折磨同胞的刽子手,但他也没能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战友那样,坦然地走向那一边。

在那个非此即彼的战俘营里,他的态度太暧昧,这本身就是一种罪。

1952年五一节前后,战俘营里的亲共派战士策划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行动:成功活捉了战俘营最高长官、美军准将杜德,迫使他签署了相关文件才得以获释。

这件事震动了整个联合国军,也让战俘营内的气氛更加剑拔弩张。

程立人亲眼见到了战友们在72号战俘营高唱国际歌、进行绝食抗议的场景,而他自己,却只能站在那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没有资格加入,也没有胆量拒绝。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停战协定签署后约半年,战俘遣返工作开始推进。

大多数志愿军战俘选择了回到大陆,也有一批人被送往台湾地区,还有极少数人要求去中立国家。

根据当时的统计,朝鲜战俘分流时,约2.2万名被俘志愿军中,六千余人回到了中国大陆,一万四千余人被送往台湾地区,去中立国的只有十二个人。

程立人,就是那十二个人之一。

他深知自己在战俘营里的所作所为,即便回国,也难逃战友们的控诉和追责;去台湾地区,他又觉得不是自己想要的路。

权衡了又权衡,他报了名,和另外十名志愿军战俘一起,乘坐美军的飞机,飞往了印度新德里。

程立人事后曾说,在战俘营里,他把"叛徒"的骂名扛了整整两年,两头不讨好,受尽折磨。

他不想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也没有脸面在那个状态下踏上故土。

可他不知道的是,走出战俘营,等待他的不是解脱,而是另一段更长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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