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引用来源】
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西安事变亲历记》、澎湃新闻《张学良的后半生：囚禁台湾》、知乎《1975年蒋介石去世，临终前说出不放张学良的原因》、腾讯新闻《蒋介石临终遗言》等相关史料整理。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台湾台北。
夜色沉沉的士林官邸里，一盏灯缓缓熄灭。
次日凌晨，台北北投复兴三路70号，一幢普通公寓楼里，一部电话突然响起，铃声急促，划破了深夜的寂静。
接电话的是一个74岁的老人。
电话那头是他多年的故交张群，语气低沉，只说了一句话：总统去世了。
老人握着电话，久久没有说话。
窗外台北的街灯还亮着，在蒙蒙夜色里散出微黄的光晕。
这个消息，他不是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缠绵病榻已久，那个曾经手握三军、威震一时的人，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可当消息真正落进耳中的瞬间，他依然沉默了很久，很久。
这一夜，对这个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完全知晓。
他叫张学良。
从1936年12月25日算起，到这一天，他已经被幽禁了整整38年。
他是蒋介石生前最不愿在公开场合提及的名字。
每逢西安事变被人谈起，蒋介石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绝口不提那个扣押过他的人。
这一躲，就是从1949年退守台湾算起的26年。
而那一天，当张群的电话打来，当那个名字终于以"已故"的方式再次出现在张学良的生命中，这位老人沉默良久之后，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事——
【第一节·东北少帅】
一、父死国亡，27岁接掌三十万东北军
1901年6月3日，张学良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鄂家村张家堡屯。
他的父亲，是那个年代整个东北最有权势的人——张作霖。
张学良是"东北王"张作霖之子，从小跟随父亲在军中长大。
1917年，他正式在张作霖军中服役，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校内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两人成为忘年之交。1920年以炮兵科第一名毕业。
那个年代，东北是一块自成体系的土地，张作霖以枭雄之姿坐镇，纵横捭阖多年。然而，日本人的阴谋最终没有给这段传奇画上完满的句号。
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沈阳皇姑屯附近经过时，遭遇日本关东军预先在铁道桥上埋设的炸药，列车被炸翻，张作霖身受重伤，数小时后不治身亡。
消息传来，张学良不过27岁。
一夜之间，他从一个军中子弟，变成了必须独自扛起几十万人马、统辖整个东北的主事人。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与郭松龄指挥的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
此后，他历经多次战役历练，逐渐在军中建立威望。
父亲遇难后，他以超出年龄的沉稳，接掌了整个东北军的指挥权，并于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令体系之下——这一举动，让蒋介石不费一兵一卒，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出兵调停，助蒋介石稳定局势。
此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员，在当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一人之下。
两人以兄弟相称，蒋介石比张学良年长14岁，两人正式结拜，以"兄弟"之名相互扶持。
那段时期，是张学良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光。
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一场更大的历史浪潮，已经在悄悄涌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4个月零18天便侵占了整个东三省。
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失去了家园的东北军官兵，从此成为流亡之师。
这段历史，在张学良心里压了整整五年。
他的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他的家乡沦陷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而他的顶头上司，却始终让他把枪口对准国内，不许北上抗日。
这种煎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直到1935年，他和东北军被调往西北，奉命"剿共"，却在连续遭受重创之后，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
东北军在短短三个月内连受重创，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这个铁的事实使他们真正领教了红军的威力。东北军从张学良到全体官兵都一致认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方向开始在张学良心里慢慢成形。
二、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枪声大作
1936年，西安。
从1936年10月到12月，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反对继续"进剿"红军，遭到蒋介石拒绝，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辩。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
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均遭蒋介石斥责。
劝说已然无效。
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
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
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
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一周之内，用实际行动回答——这是一个人向自己发出的最后通牒。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
凌晨四时许，内线部队与白凤翔、刘桂五部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卫队展开枪战。
经过猛烈攻击后，一部分人冲入蒋介石居住的五间厅内。
听到枪声后，蒋介石仓皇出走，躲进山中。张学良下令搜山，蒋介石被发现后，被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
华清池的枪声，就此惊醒了整个中国。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扣留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城内，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同步行动，数小时之内，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天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爱国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要求。
这一幕，举国震动，国际瞩目。
在南京，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方竭力策动"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方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后统一了意见，决定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制定和平解决方针，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局势。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谈判结果已定，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走向终局。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
那是1936年12月25日，圣诞节。
张学良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押送着他亲自扣下、又亲自放走的那个人，飞向了一个他再也出不来的命运。
三、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张学良被判十年
飞机在南京机场落地的那一刻，一下飞机，张学良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
在这里，张学良只住了5天，每日宋子文夫妇陪他打牌、玩球，行动还未受到限制，只是他外出时，多了两部汽车同行，一部是南京警务厅警务人员乘坐的，一部是军统特务人员乘坐的。
5天之后，变故骤起。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去军事委员会，进去后才知不是开会，而是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被判处10年徒刑。
宪兵们收缴了他副官们的手枪，并把他押回汽车。车子并未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开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张学良被安置在二层楼的一部房间中，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仅仅一个小时，一场走过场的庭审，就决定了一个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命运。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一致决议通过：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为了切断张学良与外界的任何联系，蒋介石急忙把张由南京迁到他的故乡浙江奉化去"读书悔过"，使他与世隔绝。
"读书悔过"——这四个字，成了此后漫长岁月里最荒诞的底色。
从南京到浙江奉化雪窦山，从雪窦山到黄山，再从黄山辗转到江西萍乡，押解人员几度仓惶转移。
在黄山，刚住一晚，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命令马上离开，据说当时有一部分东北军在安徽驻防，蒋担心他们会武装劫抢张学良。
三天后，张学良又被押上了路。
1938年1月，张学良被转移到湖南省南部的郴州苏仙岭苏仙庙内。
这儿风景虽美，但张学良心忧国事，身无自由，满腔壮志难酬，悲愤之余，曾于壁上题了"恨天低，大鹏有志难展"之句。
大鹏有志难展——这七个字，写尽了他当时的处境。
与张学良一同起事的杨虎城，在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而张学良此后辗转贵州、重庆等地，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一座山头接着一座山头，岁月就这样在押送与转移中一年年流走。
【第二节·台湾岁月】
四、1946年11月2日，台北松山机场，少帅踏上这片再未离开的土地
1946年秋，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张学良被判处的十年徒刑，已经期满。
他本以为，这一次，应该可以出去了。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释放令，而是一次搬迁通知——只是这一次，他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军方为了不告诉张学良真实去处，还编了个谎言，欺骗他要回去南京。
张学良以为要被释放了，心情特别高兴，直到看见台湾海峡，才恍然大悟。一旁的队长刘乙光看张学良脸色不对劲，坦诚道："副座，我们准备到台北。"
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望着湛蓝色的台湾海峡，张学良郁闷至极，刑满释放基本没戏了，以后要在台湾长期生活。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番远去竟是永别，有生之年，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1946年11月2日早6点，张学良与赵一荻从重庆白市驿机场搭机，途中在8点40分到武汉南湖机场加油，12点15分抵台北松山机场，下午2点15分由新竹县长刘启光陪同，约5点半抵新竹市。
3日早9点，张学良再由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下午1点抵达五峰乡的软禁处。
这就是张学良在台湾的第一处幽禁之所——新竹县群山中的五峰乡桃山村，即当年日本人称为"井上温泉"、后改称"清泉温泉"的地方。
井上温泉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且特务们对张学良的活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附近的村民甚至不知道他被关在这里。
张学良和赵一荻住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里，这座房屋寒冷潮湿，冬天阴冷，夏天下大雨时，屋里四处漏水。
周围是台湾山地原住民，他们平时不能越过警戒线，井上温泉与外界之间只有一条路，路况很差，暴风雨时连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那是在大山深处，四周古树参天、人迹罕至，山谷上有一座铁桥与外界相连，向下俯视，足有四五十丈高。
山地的雾气终年不散，岗哨昼夜值守，铁桥两端皆有宪兵，夜里逢整点便要敲钟应答。任何人要出入，都须经过层层审核。
初来的时候，张学良本有陈仪雇来的两名女佣作照料，但几天后被负责软禁的刘乙光打发走，且占据张学良住的大房子。
军统局派遣特务队员十余员，另有武装宪兵连作监视。
在这片群山之中，曾经坐拥三十万大军的东北少帅，就这样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漫长、最沉寂的一段岁月。
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张学良和赵一荻开始在周围开垦菜园，种一些青菜，并且饲养一些鸡鸭。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回忆道："井上温泉远离市区，物资匮乏。大伯只能依靠自己种些青菜、养些鸡鸭来维持基本的营养。大妈原本是大家闺秀，也能熟练地用缝纫机缝制衣物和被子，以应对寒冷的山中生活。
那里甚至没有电灯，几年来，大伯的视力和听力逐渐衰退，精神也变得愈发郁闷。有时，他只能逗弄小猫来打发时间。那十年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有时候，山里好几个星期都不会来人。
即便蒋介石批下了足够的经费料理张学良的生活，但井上实在太偏僻，物资不常运来，张学良基本上都是在有一餐没一餐下度过：他曾自述，山上的高山族原住民对他们很不错，"那时候没法子，高山人对我们很好，他们吃番薯，没法子，我们也跟着吃。没番薯，没有高山人，差不多把我们给饿死了。"
这是1946年到1957年，整整超过十年的井上温泉岁月。
一个年近半百的男人，在深山里种菜，在竹林间读书，靠着几台收音机探听外面的世界。张学良另一个嗜好是收集高档的收音机，还喜欢每间房间都摆放。
但1956年11月15日，刘乙光到张学良书房带来蒋介石警告，不准收听大陆广播、不许和警卫人员接近。
连听收音机，都要被管制。
长年软禁期间，张学良除大部分时间花费研读明史，也以诗作〈幽幽清泉梦〉表达被幽禁岁月的心酸，还曾以附近的井上温泉为题，写下〈夏日井上温泉即事〉，赵一荻和韵"拥被推敲难入梦，静听头前溪水声"。
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用研读明史来填满时间，用写诗来排遣那些说不出口的沉默。
这段时光，到底有多漫长，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而在那些静默的日子里，他曾多次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重获自由的意愿，结果一次次如石沉大海。
张治中曾来看望张学良，少帅最关心的还是恢复自由。
张治中安慰张学良说："等国内和平了，就是你解除管教的时候。"张学良听了很高兴，提出了两点要求请张治中转达。
张治中回南京后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听说是张学良的请求，非常不高兴，只说了几个"啊"字，就把话题岔开了，随后还追加了一条新规：以后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私自看望张学良。
一封请求，换来一条新的禁令。这大概是那些年最令人心寒的一个细节。
1957年10月，张学良夫妻从五峰乡转至高雄市西子湾软禁。之后，1961年秋，又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着软禁生活。
高雄西子湾的条件相对宽松一些，张学良生前表示高雄是"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那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建筑，可以从楼上眺望整个高雄港，他每日早起晨坐观海，望着港内来来去去的船只。
可无论居所条件如何改善，软禁的本质始终未变。
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蒋介石和他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936年12月27日，蒋介石告诉张学良，将举行军事法庭审判他。
第二次会面是1937年1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将张学良的有期徒刑改为无期软禁，但依然受到严格的军事监督。
第三次会面发生在1958年11月23日，经过短暂的交流后，张学良说了一句："总统，您老了。"
蒋介石则回答道："你的头发已经秃了。"
三次见面，跨越二十余年，开口说的，都是些说了也没有用的话。
1957年，在台北北投的居所，已经56岁的张学良翻着一份报纸，读到蒋介石公开发表的讲话，他抬眼看了看窗外那道铁栅栏，轻叹一声。
彼时，倘若有人断言张学良要等到1990年才彻底自由，大多数旁观者恐怕难以置信。可现实偏偏超出想象，时间一晃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那一年，他在台湾已经住了11年，而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33年。
五、蒋介石为何始终不肯松手：史料中的几条线索
这个问题，在很多场合都被提起过。
张学良被幽禁期间，曾通过各种渠道尝试求得宽释，却每每无果。
为什么蒋介石始终不肯放人，这件事本身，在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口述中留下了若干线索。
首先是正式审判层面。国民党内部，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张劫持"领袖"，主张严加惩治；另一派认为张既肯来京待罪，主张从宽发落。但这些意见无足轻重，只有蒋介石的态度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蒋介石对张学良是幕前一套，幕后一套。
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另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
其次是政治符号层面。张学良在获得自由后分析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怎么讨厌？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因为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所以他对我讨厌得很。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在政治上的大敌手。"
再是现实的安全顾虑。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顾虑，绝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
1949年国共之争进入最后阶段，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曾发布命令，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张学良自由，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相关人员。
然而，相关人员各自推诿，均以"蒋先生的意思"为由按兵不动，张学良的自由问题就此石沉大海。
蒋经国继位后，听取了父亲的建议"切莫放虎归山"，张学良仍旧困于一室。
从1936年12月到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张学良依然没有重获自由。
这38年里，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也开始了精神世界的转变。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1964年受洗。
在一次次被拒、一次次等待的漫长岁月中，他开始大量阅读，研读中国古典史书，尤其对明史着迷，并写下了大量诗文与日记。
1953年，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附近的清泉桥，有人为张学良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拍摄时，张学良已经被囚禁17年，52岁的他头发稀疏，有秃顶迹象。
他身穿长袍，眼神空洞呆滞无光，满脸憔悴，身上再也看不到当年作为少帅的风采。
这张照片被保存下来，成为那段岁月最真实的注脚。
然而，就在这张照片拍摄的同一年，外面的世界从未停止运转。朝鲜战争停战，斯大林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进入第4年……而张学良，还坐在台湾新竹的深山里，隔着那条细长曲折的山路，与外界相隔。
那条通往外界的路，从新竹到竹东，走车要两个多小时，路况极差，每遇大雨便泥泞不堪，暴风雨时连人带车都无法通行。
物理上的隔绝，对应着精神上的漫长等待。
1975年4月5日，台北士林官邸，蒋介石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
消息在深夜传至台北北投复兴三路70号，张学良放下电话，在黑暗中久久沉默。
他心里清楚，这一天来了，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那道锁着他三十八年的门，会不会因为那把钥匙的消失而自动打开，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当蒋经国在父亲的灵堂前展开那副素白的挽联，看清那十六个字的瞬间，他的脸色骤然一变，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一个字也没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