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简史》、《审判四人帮》相关史料及档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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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夏末，秦城监狱。
这座地处北京昌平郊区的监狱，从外部看去与周围的山丘并无太大区别。
院墙是灰色的，走廊是灰色的，连光线透进来的角度，似乎也带着一种久经岁月沉淀的沉闷色调。
就在这一年夏天里的某一天，两个男人在这里的走廊上迎面相遇。
一个叫吴法宪。
1915年8月25日出生，时年六十六岁，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71年9月24日因"九一三事件"的牵连被捕，到这时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将近十年。
另一个叫王洪文。
1934年12月出生，比吴法宪整整小了将近二十岁，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6年10月6日被捕于怀仁堂事变，此时也已在秦城关押了将近五年。
两个人都曾身处权力的极高处，如今却在同一条走廊上彼此相望。
王洪文向吴法宪道了歉，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整理了不少吴法宪的材料，其中有不实之词。
吴法宪听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多位当事人记录在不同的回忆文字里——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
王洪文沉默片刻，回答："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这段对话，载于张杰所写《走出秦城监狱后的吴法宪》一文，是有记录可查的真实历史细节。
两句话，几十个字，却把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路数、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说得清清楚楚。
【一】从江西永丰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来路
吴法宪，1915年8月25日出生于江西永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1965年接任空军司令员，特殊时期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这几行简历，勾勒出的是一个人几十年的轨迹。但真实的人生，远比几行字更为复杂。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开进江西省永丰县，那年家住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的吴法宪刚好15岁。
由于他7岁时被父亲送进村里的私塾念了5年，后又去邻村小学就读2年，有文化，所以土地革命一起来，他就走上了参军的道路。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带着仅有的几年私塾底子，走进了红军的队伍。
在那个年代，这是许许多多人的真实际遇。吴法宪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走出去之后，走得极远。
1933年，吴法宪所在的部队经过改编后，成为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的一部分，吴法宪在红一军团二师警卫通信连当指导员，从此，吴法宪在林彪手下工作近四十年。
这一段渊源，日后成为他命运的根本起点，也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枷锁。
由于警卫通信连与部队首长接触较多，吴法宪也就很快进入首长的视野，林彪也认识了吴法宪，知道他是一个出身好、思想好、年轻能干又忠诚的军官。
因此，林彪特别注意培养、提拔他。
仅仅一年，到1934年，林彪就提拔吴法宪当上了二师二团党总支部书记。
长征途中，吴法宪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二师二团政治委员。
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115师第343旅685团政训处副主任。
1937年9月，吴法宪参与了115师驰援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初，吴法宪接替邓华担任685团政委。
到了建国之后，在刘亚楼病逝前的推荐和林彪的提名下，吴法宪于1965年5月继任空军司令员。
从一个江西农家走出来的少年，到掌管全国空军的司令员，这条路走了三十五年。
走过战火，走过长征，走过抗战，走过解放战争，也走过了建国之后的种种岁月。
然而，这条路走到最高处之后，转折来得迅疾而猛烈。
特殊时期中，吴法宪时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
1970年8至9月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均被伟人要求作检讨。
会议后，伟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林彪作检讨，林彪却不为所动，两人的矛盾逐渐加深。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不写检讨，也没有动静，甚至叫"黄吴李邱"不要再找他，而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却在南方十分活跃。
整个局势，在1971年的夏秋之际骤然紧绷起来。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以及随行人员，乘坐空军的256号专机从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专机向北飞越中蒙边境，最终坠毁于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而对于吴法宪来说，这一夜不仅是林彪的终结，也是他自己命运的终结。
1971年9月24日夜，上级做出决定，吴法宪被安置到三师九团、八里桥一带关押。
从那一刻起，他以另一种身份，在另一套制度的管辖下，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岁月。
中央专案组在审查过程中审查了相关人员，纪登奎也表示："不能证明黄、吴、李、邱知道谋害伟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情。"然而案件的定性已成定局。
1980年7月至8月，按照法律程序，先后对羁押8年之久的陈、黄、吴、李、邱及相关成员补办了逮捕手续。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主犯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宣判之时，吴法宪已在羁押中度过了将近十年。
【二】庐山风云与走廊相遇：两条轨道在秦城交汇
吴法宪被羁押的头几年，条件十分艰苦。
刚开始关押时，狱中的条件特别差，看守吴法宪的人，全是从部队抽调的连排长一级的人组成看守班。
面对冰冷的屋子，加上刚被关押，吴法宪头脑里不停地思考往事，导致晚上无法入睡。
再接着，吴法宪向看守人员说自己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恳请获得一套经典著作来阅读。
在读书阅报的闲暇之余，开始练习毛笔书法。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1971年到1973年，1974年到1976年，每一年都有新的人被送进来，每一年也有岁月在这院墙内被悄然耗尽。
1976年12月，吴法宪被转送到北京市秦城监狱关押。正是在这里，他与王洪文成了同一座院墙内的人。
此时的王洪文，则是刚刚从权力的最高峰跌落下来。
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主席华国锋，联手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等，发动怀仁堂政变将相关人员抓捕。
王洪文被拘禁审查。
当天，王洪文被押进中南海地下室，他的情绪很激动，口中骂个不休。
后来，他也不骂了，一副沮丧的样子。不久，中央决定，将相关人员交给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9日，王洪文被正式转送至秦城监狱。
一个是1971年进来的，一个是1977年进来的。
两个人在同一座建筑里各自度过各自的时光，直到1981年夏末的那一次走廊相遇。
这次相遇，留下了那段被载入文字的对话，也留下了那句充满沧桑意味的感慨——"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
吴法宪说这句话，并非无的放矢。
他比王洪文整整大了将近二十岁，两人的人生路数，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
吴法宪走的是战场、是长征、是枪林弹雨里一步一步熬出来的资历。而王洪文走的，是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三】从纺织工人到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另一条路
1935年12月，王洪文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县（今属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开源村）的一个贫农家庭。
因其家境贫寒，王洪文仅念过3个月的私塾，然后便为姨父家放猪以补贴家用。
出身的起点，与吴法宪相比并无太大差异——都是农村，都是贫苦，都是识字不多。
但此后两人的路，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1950年，王洪文由长春市郊区人民政府征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第80师，并先后担任警卫员、通讯员，参与朝鲜战争。
1951年6月，王洪文加入中共。1952年，随部队调防无锡市。
1956年复员前，王洪文进入南京预备军官训练团集训。
1956年9月，以预备役少尉军衔从部队转业，进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四纺车间当揩车工。
一个朝鲜战场上的通讯员，转业之后成为上海棉纺厂的工人，这本是一条极为寻常的人生路。
但1966年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1966年11月6日，以上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为首的三十多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三天之后的11月9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成立，开始对抗上海市委。
成立大会本身，就充满了一片混乱。
1966年11月9日，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那是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可容纳近两万名群众。
大会原定12点开始，但曹荻秋迟迟没来，直到下午两点钟王洪文才宣布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宣言还没念完，台上就冲来人抢话筒，顿时一片混乱，场面几度失控。
大会之后，更大的事件随即爆发。
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登上列车，声称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
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将列车停靠在上海市郊嘉定县的安亭车站。
中午12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安亭事件"的历史节点。
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此事。
张春桥抵达上海后，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并签字同意包括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等五项要求，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这一纸签字，成为王洪文在上海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的关键背书。
自此之后，工总司在上海的影响力迅速扩张，而王洪文也从棉纺厂的保卫干事，开始一步一步地进入更高的政治视野。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工总司等造反派成功向上海市委夺权，引发全国性的奪权风暴，也获得了伟人的支持。
在权力的转移下，王洪文成为上海最具实权的人物。
1968年，王洪文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
从棉纺厂工人到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用了不到七年。
这条路的速度之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几乎是空前的。
吴法宪在走廊上说"当年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并非夸张——王洪文参军时是十五六岁，参加朝鲜战争时还不到二十岁，与吴法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熬了三十多年才做到空军司令的路数，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也正因为这种速度上的落差，埋下了日后局面失控的根源。
【四】走廊上那句话的背后，还藏着一段更深的隐情
1981年夏末的走廊相遇，吴法宪那句感慨，表面上是在说王洪文是否"撑得住"。
但实际上，这句话背后还藏着另一重更深的含义——这两个人，走进秦城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而走出秦城的命运，也截然相反。
当时有说法认为，伟人曾表示"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
正是因为交代态度的问题，吴法宪与王洪文的后续命运，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审判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江青则大闹法庭；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王洪文认罪的态度算是四人中最配合的，然而他的刑期却是无期徒刑——这与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之间的差距，折射出两人所被认定的性质与分量之不同。
吴法宪属于林彪集团，王洪文属于另一个集团，两人被归入不同的"案"，走的是不同的司法程序，最终的结果，也注定不同。
1981年1月宣判之后，吴法宪很快迎来了转机。
鉴于吴法宪认罪态度很好，加上考虑他过去有战功，且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中央于1981年8月，也就是在吴法宪被判刑的7个月，做出了对吴法宪"保外就医"的决定。
而王洪文，则走向了另一条路。
他的无期徒刑，意味着他不知道自己的刑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院墙里待多久。
1980年，王洪文的家人曾获准前来探视。
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然而，就在宣判之后不久，传来了一个更沉重的消息。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他母亲王杨氏得知消息，着急上火，得了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王洪文得到这个消息，内心很悲痛，加上刑期漫长，从此情绪低落，再也没有振作起来。
一句"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是王洪文在走廊上对吴法宪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究竟包含着多少层意思，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
而他接下来的命运走向，远比这句话更加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