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解码“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幕后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陈荻雁

2026年7月25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以“瓷”为主题、覆盖1979公顷的超大型产业遗产。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带领的清源文化遗产团队，参与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全过程。除了撰写申遗文本以外，他们还负责整体数字化遗产展示项目，以及五大片区之一长岭片区的保护和展示工程等。

7月28日，世界遗产大会结束，魏青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在谈到感受时，他特别提到，宣布结果那天上午，不停有景德镇基层工作人员发消息问“怎么样了”。“这些人一两年前还和遗产保护没关系，都是从乡村基层调过来的，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爬滚打，真的爱上了这件事。有人敲完槌后大哭一场，很多是‘90后’‘00后’，这是申遗过程中非常好的结果。”

从御窑厂到高岭土矿山，从窑柴山林到千年窑火不熄的作坊群，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山川城镇之间。如何让这片散落千年的“瓷业拼图”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

魏青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答案——不止于讲述制瓷技艺的辉煌，而是呈现一套生生不息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它如何整合资源、迭代技术、组织社会，又如何在千年间与全球文明互鉴共融。这是一次对中国产业遗产价值叙事的重新定义，也是一场关于“何以景德镇”的深层解码。

▲清华大学教授吕舟（右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右五）及团队成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受访者供图

从“御窑”到“手工瓷业”，申报策略经过三次调整

新京报：景德镇申遗成功，从2015年提出到现在历时十年。在国内申遗项目中，这个时间算长吗？

魏青：其实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相对短的。国内很多遗产项目经历了十几年、二十年的历程。景德镇申遗从2015年提出，2016年进入国家预备名录，到今年正式列入大约用了十年。能这么快推进，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景德镇的价值本身是公认的，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公众认知，都觉得它理应拥有世界遗产的身份。第二，这些年景德镇在考古、保护、公众传播上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为我们后来调整申遗主题、快速找到充足遗产资源支撑叙事提供了重要基础。第三，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推进力度都非常大。

新京报：我们了解到，景德镇申遗最初考虑的申报策略和现在完全不同，能具体讲讲这个演变过程吗？

魏青：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因为御窑厂考古发掘震惊学界，当时做了国际巡展，反响热烈，所以一开始的思路是单独申报御窑遗址。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也不是不可能，但故事的角度和范围会相对局限。

后来，考虑到国家申报策略的整体导向，不想过度强调“皇家”视角，就扩展成了“景德镇窑址”系列，用多个窑址组合，展现更完整的时代跨度和代表性。

到2023年我们团队深入介入时，思路又进一步升级——不再只讲窑址，而是讲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体系。景德镇以瓷器为主业，但这个手工业体系如何自我成熟、迭代，如何发展到全球手工业时代无与伦比的高度——包括技术、生产系统、社会组织——这才是我们想讲的故事，既讲成就，也讲背后的动因和原理。

▲团队在考察小坞里瓷石加工遗址。受访者供图

申遗文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来自乡土

新京报：景德镇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的“瓷”主题和亚太地区“产业遗产”的空白，在向国际专家阐释这套产业逻辑时，最大的认知门槛是什么？

魏青：其实我认为“门槛”更多是国内层面的突破。从国内来说，它既填补了产业遗产的空白，也填补了瓷主题的空白。但在国际上，产业遗产类型并不少见，手工业时代的案例很多。

但景德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复杂性——跨越10个世纪，一般手工业很难存续这么久，尤其瓷器是资源消耗型产业，能持续两三百年已是高峰。景德镇却延续了千年，而且是不断动态演变的。从早期依托周边资源的家庭手工业聚落，到后来以镇区为核心、辐射百公里外优质资源的产业模式，这是质变。同时，技术体系也在迭代，比如原料从瓷石变成“二元配方”，柴薪从无品类需求到明清时期专门为高档瓷烧制选用特定松柴。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精简的结构里，用40多个遗产要素讲清这个动态故事，这对文本编写和专家理解都是挑战。特别是世界遗产评估分盲审和现场考察，盲审专家只看文本，不来现场，所以文本必须让他们充分理解这个体系。

新京报：在向国际专家翻译制瓷技术、说明这是文明互鉴成果时，你们是怎么做的？

魏青：我们把相关事实和资料收集齐，用清晰的逻辑去呈现。景德镇的故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从宋代就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比我们今天谈论的“全球化”要早了数百年。

它的技术源流最初是整合了中国南北方两大制瓷传统——白瓷和青瓷，创烧出“青白瓷”。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次技术美学上的“基因重组”。到了元代，景德镇又吸纳了西亚进口的钴料，把来自波斯的矿物颜料与中国本土的瓷胎、釉料工艺结合，催生了青花瓷——蓝白相间的纹饰，既有伊斯兰文化对蓝色的偏好，又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笔意。再往后，明清时期，远洋贸易兴起，景德镇的瓷器随商船抵达欧洲，欧洲王室和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但他们的需求也反过来塑造了景德镇的生产。比如欧洲人喜欢特定的花卉纹样，甚至要求瓷器上绘制基督教故事或家族徽章，景德镇的匠人看不懂那些图案，就把草图贴在坯上照着描，照样交货。这种“来样加工”的模式，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条跨洲际的需求反馈链。

所以，瓷器上的器型、功能、装饰风格、文化题材，没有一样是单方面输出的。这是一个全球市场、多元文化在景德镇这个“产业枢纽”持续互动、共同创作的故事——创新的核心在景德镇，但创意的源泉来自四面八方。正是这种把世界“揉”进泥坯里的能力，让景德镇不只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人类手工业时代一个罕见的、开放的、全球化的产业共同体。

新京报：文本编写中，除了专业学术研究，你们还用了哪些特别的信息来源？

魏青：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乡土。中国过去对产业遗产的系统性研究起步较晚，像景德镇这样一个跨越千年，涵盖矿山、交通、生产、贸易全链条的手工业体系，此前并没有被完整地“读”透过。很多珍贵的知识和记忆，散落在乡间老人的口传里，刻在祠堂的石碑上，几乎快被时间淹没了。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时，大量依靠这些“活态”的史料。我们走访了很多传统手艺人，了解他们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工艺特点，翻阅了很多乡土文书。我们把这些手艺人的经验、口诀、操作细节，与考古遗址上发现的窑具、废品堆里的瓷片、科学检测的数据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真正把“这套工艺到底怎么运转”这件事说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申遗片区的确立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我们现在确定的五个片区里，有两个是2023年之后才纳入的，像蛟潭的窑柴山林区，过去在保护视野里几乎是空白的。45个核心遗产要素中，有近一半此前保护级别很低，有的甚至什么级别都没有。过去文物普查时，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往往被忽略。但把它们串联起来看，就会发现：矿山提供原料，古道运输柴薪，水碓粉碎瓷石，窑场烧造成器，码头连接外销——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点，都是这条千年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重新挖掘出来之后，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让人豁然开朗——原来景德镇的“完整”，就藏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

最终你会发现，景德镇这个项目，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无法切割；文化与自然也无法分割。正是这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与自然的深度交织、高度融合，才让景德镇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性”。

▲团队成员在小坞里瓷石加工遗址取样分析。受访者供图

数字化展示体系解决公众“看不见”难题

新京报：此次申遗成功，景德镇符合了4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你认为其中最打动国际专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魏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该项目符合世界遗产价值标准2、标准3、标准4和标准6。我认为国际专家能认可任何一条都很不容易。其中，标准4“展现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杰出范例”主要讲典范性——景德镇在整个制瓷史上为何是典范，它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和贡献，这要把景德镇放到全球人类文明进程中去看。标准2“展现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讲文明互鉴——景德镇第一阶段整合中国南北方制瓷传统已是大事；第二阶段中外技术、审美、功能的融合更让这条标准坚实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标准6“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艺术有直接联系”，它关联到17、18世纪欧洲装饰艺术风格的流行，景德镇瓷器是东方文化的重要载体，象征着东方艺术风尚对欧洲主流文化的实质性影响。这在东亚文化圈的世界遗产中很少见——绝大多数讲文化交流的项目都是东亚区域内部的，而直接表明东方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常少见。

新京报：景德镇遗产点分布极广，包括45个点位，且很多是考古遗址，普通公众“看不见”是难题。这次申遗搭建了涵盖VR、AR的数字化展示体系，它对申遗成功起到了什么作用？

魏青：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但又相对分散的系列遗产来说，在展示方面更注重的是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表达。这个项目遗址分布范围广，公众整体认知难；很多考古遗址和窑炉的技术原理，普通人看不懂。所以，我们做数字化展示体系不完全是为了申遗，更多是为了让公众了解。

数字化帮我们做三件事：在本地用VR剧目，让观众在20—30分钟内，在虚拟空间中穿越五大片区，理解完整的制瓷流程与瓷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感受景德镇瓷器对东亚地区、欧洲地区的文化影响。在御窑厂、落马桥等考古遗址，融合现实技术让公众在直观地看到遗址现状的基础上，呈现器物形态、窑炉操作过程，甚至把窑炉复烧时上百个仪器记录的温度、气氛、气流数据，浓缩成5分钟动态视频，直观展现科学性。此外，AR手机端增强现实技术全面覆盖了45个遗产点。扫码后，手机镜头里的现实场景之上便会浮现出动态的生产复原画面，帮观众理解整体体系的空间关系。

但我们的原则是数字化辅助现场体验，而不是替代现场。景德镇遗产值得你去亲身体验——从镇区坐车一小时到山区，感受当年运输的艰辛；沿着河走，想象柴薪漂流；在矿山体验粗粝质感，在镇区体验高密度产业城镇——体感先于知识，数字化只是丰富这个过程中的体验。

▲团队成员在礼芳村推动村民参与工作。受访者供图

培育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守护队伍

新京报：申遗成功不是终点，未来平衡保护、旅游开发与产业传承，最大挑战是什么？

魏青：最大挑战是建立长效协同的保护管理体系。过去各部门各管一摊，文物、林业、住建、水利、非遗，分属不同部门。申遗过程中大家逐步有了共识，成立了议事架构，但起头容易，持续难。物质与非物质整体保护、文化与自然在这么大区域内的协同保护，非常考验管理能力。

另外，五个片区条件不同——镇区可承载较大游客量，适合文旅发展；矿山和柴山林区更适合低干预度的乡村参与式文旅，比如高品质徒步、有组织的研学。绝不能搞“一刀切”，都变成同质化的旅游打卡项目。同时要建立开放利用和当地民众互利互惠的关系，不能是外部资本或政府项目简单介入。

新京报：你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魏青：一方面，政府要真正打通部门之间的职责壁垒，让每一个部门都意识到——遗产保护和每个人、每个系统的日常工作息息相关。比如，我们希望在几座传统柴窑里恢复低频次的复烧，作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场所，让后人亲眼看到“一窑定乾坤”的完整过程。但这件事要想做成，涉及文物、林业、环保、农业、疾控等多个部门，还要协调当地村民的意见和参与意愿。一个看似简单的复烧动作，背后是十几个部门在一个具体事项上的“同频共振”。申遗过程中，大家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但申遗成功后，如何把这种“战时协作”转化为“常态化机制”，才是最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课题。

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参与，不能是“被安排”，而应当是“被激发”。这次申遗过程中，很多原本觉得自己和“世界遗产”毫无关系的村庄，突然发现自家后山的矿山、河边的古道，都是这个宏大故事里不可或缺的一页。那种自豪感是真实的，也是可持续的动力来源。但光有热情还不够，需要有组织地培育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守护队伍。

我们设想的是，未来的讲解员、巡护员、体验引导员，甚至小型展馆的管理者，都应该优先从当地村民和返乡年轻人中选拔培养。不是简单招工，而是建立一套“传帮带”的成长机制，让年轻人既能读懂脚下的土地，也能掌握面向未来的技能。同时，要为他们设计清晰的成长阶梯和合理的回报体系，让“守护遗产”成为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选择。只有当地人的主体性真正建立起来，遗产保护才能从“要我护”变成“我要护”，从外部推动变成内生循环。

这条路的回报周期或许很长，但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活态的、仍在生长的遗产地来说，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实习生 刘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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