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姑娘合租五年,毕业那晚她拉住我的手,说:你留下吧,我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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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油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烟雾报警器跟疯了似的响,我手忙脚乱去关火,脚底被油滑了一下,整个人撞在灶台上。

吕佳琪站在厨房门口,头发湿漉漉的,身上裹着浴巾。

她瞪着我,我用仅会的英文单词解释辣椒炒糊了。

她没说话,走过来把窗户推开,转身把桌上的锅端起来,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锅里那盘青椒炒肉,还冒着热气。

五年后,毕业晚宴散场,她拉住我的手说:“你留下吧,以后我养你。”

全场安静得像葬礼。

我看着她的眼睛,忽然想起那个被扔进垃圾桶的青椒炒肉。

有些东西,一开始就错了。



01

搬进那栋旧别墅的时候,墨尔本的冬天刚结束。

房子在三环边上,一栋两层带地下室的旧楼,外墙爬满了藤蔓,院子里种着几棵柠檬树。

我在华人论坛上看到招租信息,价格便宜得离谱,一周才八十澳币。

打了电话,房东是个女的,英文带着明显的澳洲口音。

约好看房那天,我坐了四十分钟公交,又走了二十分钟,才找到地方。

开门的是个姑娘,棕色头发,皮肤白得发光。她穿着运动短裤和背心,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就是宋高邈?”她中文说得磕磕绊绊。

我说是。

她侧身让我进门,指了指楼下:“地下室,一个月前刚收拾过。”

地下室不大,十二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只有巴掌大,能看到外面的地面。采光不好,但胜在便宜。

我问水电怎么算。

她靠在楼梯扶手边上,嘴里含着棒棒糖,含含糊糊地说:“包了。”

我愣了一下,问她是不是真的。

她点头说“真的”,然后转身上楼,走到一半回过头,扔给我一把钥匙:“明天搬过来,别带太多东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八十块钱一周,包水电,这在墨尔本简直就是白住。

我查了查学校的地图,从这里坐公交到学校四十分钟,能接受。

第二天一早,我拖着两个行李箱搬进了地下室。

吕佳琪不在家,桌上留了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钥匙在门垫下面,冰箱里有吃的,自己拿。”

我看了看冰箱,里面塞满了可乐、啤酒和速食披萨。

我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冷藏室,收拾完房间,已经下午两点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翻了翻带来的调料包,从行李箱底层摸出一瓶老干妈和一小袋干辣椒。

厨房灶台上有一口小铁锅,我洗了洗,切了两个青椒,又从包里翻出昨天在超市买的特价肉片。

炒辣椒的时候,烟雾报警器响了。

我慌了,跑去开窗户,又拿抹布扇风,可那报警器就是停不下来。

吕佳琪从楼上冲下来,看见一屋子油烟,气得脸都绿了。

她一把推开我,把锅端起来,连肉带辣椒全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把锅扔进水槽里,开了最大档的水龙头。

“你干嘛?”我问。

“不许炒辣椒!”她用中文喊,嘴唇都在抖,“这破房子报警器太敏感了,上一次这样还是去年,房东气得差点退租!”

我说那我以后不炒辣椒了。

她看了我一眼,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软下来:“不是不让你做饭……地下室有电磁炉,你以后在地下室做行不行?”

我说行。

那天晚上,我在地下室用电磁炉煮了碗面。

面是超市打折的方便面,加了个鸡蛋,几片生菜叶子。

吕佳琪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红酒,看着我吃。

“好吃吗?”她问。

我说还行。

她点点头,端着酒杯上楼了。

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指了指我碗里的鸡蛋:“下次做的时候,给我也煮一个。

02

那个“下次”,隔了整整一个星期。

不是我不愿意做,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

我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作息完全错开。她白天睡觉,晚上出门,半夜回来。我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出门坐公交,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一个星期里,我们见面不超过三次。

一次是她中午起来上厕所,我正好在厨房接水,她睡眼惺忪地点了点头,进了厕所就没出来。

第二次是她晚上出门前,在客厅沙发上敷面膜,我从外面回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冰箱里有披萨”。

第三次是周末,我在院子里晒衣服,她在阳台上晒太阳,戴着墨镜,耳机塞着,没看见我。

我以为这就是合租的正常状态了。

直到那个周二的凌晨。

那天我在地下室复习,准备第二天的小测,看见她跌跌撞撞从楼上下来,趴在楼梯扶手上,冲我的房间喊:“宋!宋!”

我开门出去,看见她醉得不轻,脸上红扑扑的,身上的裙子扯歪了,高跟鞋拎在手里。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然后蹲在楼梯口就开始吐。

我赶紧跑过去扶她。

她吐了好一阵,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我饿了。”

我说我给你弄点吃的。

她说了一句英文,我没听懂,她又用中文说了一遍:“要吃你上回做的那个面条,有鸡蛋的。”

我把她扶到客厅沙发上,去厨房给她煮面。

冰箱里鸡蛋还有,生菜也还有,我又翻出一根火腿肠,切成片煎了煎。

面条煮好,我端到她面前。

她接过筷子,笨拙地夹了几根面条,吹了吹,塞进嘴里。

嚼了两下,她停住了,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一颗接一颗,砸在面碗里。

我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

她不说话,只是低着头吃面,一口一口,吃得很快,像是怕我会把碗收走似的。

一碗面吃了个底朝天,连汤都喝干了。

她把碗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靠背上,眼泪还在流,但嘴角是翘起来的。

“谢谢你,”她说,声音沙哑,“这是我妈走后,第一次有人给我做饭。”

我没说话。

她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

我坐在旁边,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

过了大概十分钟,她睁开眼,看了我一眼:“你为什么不走?”

我说我怕她吐了没人管。

她笑了一下,说:“你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坐了两个小时,等她睡熟才回地下室。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看到一张纸条,压在桌上那袋面包下面。

纸条上写着:晚上回来吃饭,我买菜。

落款是她的名字,旁边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猫。



03

从那天起,吕佳琪的“蹭饭”变成了固定节目。

她开始买菜了。

每次去超市都会拎一大包回来,牛肉、鸡翅、虾、各种蔬菜,塞满了冰箱。

我做饭的时候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我在电磁炉上翻炒,时不时问我一句“那是什么”,然后说“好吃吗”。

她不挑食,什么都能吃。

第一次做红烧肉,我怕她吃不惯,特意少放了酱油。

她吃了一口,眼睛亮了,说了一句我猜是“太好吃了”的英文,然后连吃了三碗饭。

那天晚上她撑得躺在沙发上哼哼,我在旁边洗碗,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她重复了一遍:“你留下,别回国了。”

我以为她开玩笑,没接话。

她也没再说什么。

但那之后,她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先是收拾屋子。她请了人来打扫地下室,换了新的窗帘和床单,还买了台小电视放在我房间,说是她自己不看的旧货。

然后是买厨具。她一口气买了三个锅、两套刀具、一套碗碟、一个烤箱,堆在厨房里,说是“以备不时之需”。

再后来是学中文。

她买了几本中文教材,还在手机上下了一个学中文的APP,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让我教她说几个词。

什么“好吃”、“谢谢”、“辛苦”,还有“辣椒”。

最离谱的是,她开始用中文在纸条上给我留言。

今天写“冰箱有水果”,明天写“晚上要回来吃饭”,后天写“你做的菜最好吃”。

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字还少笔画,但能看懂。

有天晚上,我跟傅明轩在电话里聊天,说起了吕佳琪的事。

“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傅明轩问。

我说没有吧,就是蹭饭蹭习惯了。

“你傻啊,”傅明轩说,“一个姑娘天天给你买菜做饭,还学中文,你说她对你是啥想法?”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往那方面想。

我跟她之间隔着的,远不止一张饭桌。

她是本地姑娘,住着独栋别墅,过着没有烦恼的生活。

我呢?银行卡里永远只够活到下个月,手机里存着父母催钱的短信,来墨尔本三年了,连张像样的照片都舍不得拍。

我凭什么?

这种念头一冒出来,就像根刺扎在心里,隐隐地疼。

但吕佳琪不管这些。

她还是每天准时出现在厨房门口,端着空碗,等着吃我做的饭。

04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奔驰。

客厅里坐着个中年男人,穿着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端着杯茶,目光冷得能结冰。

吕佳琪坐在他对面,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看见我进来,她站起来,表情慌张。

中年男人也站起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你就是那个中国留学生?”他问我,语气像是质问。

他点了点头,转过去对吕佳琪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别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说完他走了,连看都没多看我一眼。

奔驰发动的声音消失在街角,吕佳琪蹲在门口,脸埋在膝盖里。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他是我爸。

我没接话。

“他就知道管我,”她说,“从小到大,除了钱,什么都没给过我。”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拿出昨天剩下的菜,放在桌上:“帮我热一下。”

我热了菜,盛了饭,端到她面前。

她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他说要把这房子卖掉,”她说,“让我搬回去跟他住。”

我心里一沉。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她低着头,“我一直没跟你说。”

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我从没见过的慌张:“你要搬走吗?”

我说还没想好。

她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夜没睡。

伦敦搬走,重新找房子,合租,省吃俭用,这些都是我早就习惯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我心里还是难受。

不是因为她要搬走,是难受我自己。难受我连留下来的资格都没有。

你一个穷学生,凭什么住在这?

凭什么每天给人做饭,做着做着,就当真了?

我把这些想法按回去,告诉自己,别想太多。

第二天早上,我在包里翻到一张纸条。

是吕佳琪的笔迹,一如既往的歪歪扭扭。

别走。

就两个字。



05

后来的日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着。

别墅没卖,吕佳琪也没搬走。

她爸吕振邦来过两次电话,每次她接完都红着眼眶,但第二天就跟没事人一样。

我也没搬。

不是因为别的,是实在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

日子就这样过着,从秋天过到冬天,又过到春天。

我大四了,毕业的事情堆了一堆,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吕佳琪比我小一级,但也在准备毕业设计。

厨房里的炊烟一天没断过。

她学会了好几句中文,什么“好吃”、“辛苦”、“别太累了”。

有时候我熬夜复习,她会端一杯热牛奶下来,放在我桌上,无声地出去。

有时候她熬夜做作业,我也会煮一碗馄饨,端到楼上给她。

我们之间这种默契,谁都没有说破,但谁都知道。

转折来得毫无征兆。

那天下午,我收到一条短信,父亲的:“你妈的病又犯了,医生说要住院,手术费还差五万。”

我盯着屏幕,手发抖。

五万块人民币,大概折合一万澳币。

我卡里的钱加起来,还不到三千。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吹了一夜的冷风。

第二天回到别墅,吕佳琪坐在客厅里等我。桌上放着一个信封,厚厚的。

“听说你妈生病了,”她说,“这是三万澳币,你先拿着。”

我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傅明轩跟我说的,”她说,“你别怪他,他是担心你。”

信封里装着一叠一叠的钞票,摸在手里的触感,在灯光下泛着浅紫色的光泽。

“我不能要,”我说。

“你要的,”她说,“你妈等着救命。”

“我会还的。”

“不用还,”她笑了笑,嘴笨地挤出一句中文,“我们是朋友。”

我把信封握在手里,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坐在房间里,看着那三万块钱,想了很久。

不是我多疑,是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包钱的报纸,是昨天吕佳琪翻过的那本澳洲时尚杂志。

我翻了翻垃圾桶,那本杂志就在里面,封面印着日期,是昨天的。

她说这钱是她的积蓄。

可她的零花钱,她爸每个月给的钱,不是花在买菜上了,就是买那些和她身份不搭的便宜衣服。

那三万块,她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把信封合上,没再往下想。

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反而是负担。

06

毕业晚宴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

学校租了一个酒店宴会厅,铺了红地毯,摆了长条桌,香槟冒着气泡。同学们穿着西装和礼服,女生的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咯噔咯噔响。

吕佳琪穿了一条墨绿色的长裙,头发盘起来。她站在我旁边,朝我笑:“你今天挺帅的。”

我说你也不赖。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晚宴进行到一半,吕振邦出现了。他穿着深灰色西装,身后跟着一个穿职业套装的女人,应该是他助理。

吕佳琪看见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吕振邦走到她面前,不冷不热地打了招呼,然后转向我:“宋先生,恭喜毕业。”

我说谢谢。

他没再理我,转过身,站在主席台上拍了拍手。

全场安静下来。

“各位,这是吕佳琪的毕业晚宴,也是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他笑着,目光扫过全场,“我已经给她安排好了工作,在我公司里,等她毕业就正式入职。”

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

“另外,我还有一件喜事要宣布,”他说,“她住的那套房子,我已经找到买家了。下个月就过户。”

吕佳琪的脸色一白。

我看见她攥紧了拳头,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我心里:“爸,我哪儿都不去。

吕振邦的笑容僵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哪儿都不去,”她说,“我有自己的选择。”

她转向我,牵住我的手,抬起头,看着我。

眼眶红着,但她没哭。

“你留下吧,”她说,“以后我养你。”

脑子里嗡的一声,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只剩下她握着我的手,温热而坚定。

吕振邦的脸沉下来,他掏出手机,按下一个按键。

全场安静。

从手机里传出一个声音,是我自己的。

“我会处理好的,不会影响她。”

录音很清晰,是我前些日子跟吕振邦通电话时的录音。

他说让我离她女儿远点,我说“我会处理好的,不会影响她”。

这句话,他录了下来。

吕振邦放下手机,看着她:“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连当着你面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全场死寂。

我没看她。

但我知道她在看我。

我开口了,尽量让自己声音稳一点:“是,我说过这话。我说的是,会影响她。”

我转向她:“对不起,是我没出息。”

她看着我,摇了摇头。

“不用道歉,”她说,“有你就够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门口走。

吕振邦在后面喊她,她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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