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我一个人蹲在教育局办公楼二层的走廊尽头。
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指头都发白了。
这是花30万换来的,我儿子丁一鸣的高考语文答题卡复印件。
台灯昏黄的光照着卷面,我翻过来翻过去地看。
只有一个错,作文题,扣了6分。
我儿子写偏了,写得不对路,但这东西全看阅卷人手松手紧。
我深吸一口气,把卷子翻到背面,想看看是谁判的。
看到签名栏那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林勇。
我手里的卷子抖得像秋天的树叶,怎么也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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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事情得从头说。
2016年6月底的那个晚上,高考成绩刚刚放榜,我坐在客厅里守着电脑屏幕,手指头凉得像冰块。
儿子丁一鸣在房间里不出来,卧室门关得紧紧的,窗帘也拉上了。
我把准考证号输进去,点查询,看见那个数字的时候,脑子嗡的一声。
总分575。省重点大学投档线,576。
就差一分。
我盯着屏幕看了好几分钟,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奖状,从初一到高三,校级三好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数学竞赛优秀奖,一张接一张,把半面墙都贴满了。
我老婆曹秀敏从厨房探出头,手上还戴着红色的塑胶手套,问:咋样?
我没回。她慢慢走过来,弯腰凑到屏幕前,看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又回厨房去了。
厨房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哗哗的,响了好几分钟。
我站起来,走到丁一鸣的卧室门口,想敲门,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
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安静得不像住了个人。
我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好像听见一点哽咽声,又好像没有。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曹秀敏也翻来覆去地翻身,两个人都装睡,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学校。
班主任李老师见我来了,把办公桌上的茶杯拿起来又放下,语气尽量温和地说:丁先生,525这个分数,已经是咱们学校第一名了。
至于差那一分,学校也无能为力,成绩复核只核对统分,不重新评卷,这是省里的规定,每年都一样。
我站在办公室里,手心全是汗。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区教育局,到了门口被挡在传达室。
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让我填了个表,递上一个窗口,里面的人看了一下,随随便便地说:成绩复核等通知吧。
我提高嗓子喊了一句:我能看看孩子的试卷吗?
窗口里传来一声:相关规定不允许。
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满脑子都是那句话。规定。规定。好像什么事都逃不过这两个字。
回到家,曹秀敏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头也没抬:去了也是白去。
我一听就来火,指着她骂:你就知道说风凉话,你怎么不早管管你儿子,让他好好复习?
曹秀敏手里的毛衣针停了一下,又接着织起来:我管不了你,你劲儿大。
这话刺得我胸口疼,但我没再说下去。我拿起电话,翻通讯录,一个一个打。
先是老家的堂叔,在县城当了个小官。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堂叔在那边含含糊糊地说:这种事不好办,现在严得很,你找找别人吧。
再是初中同学刘胖子,据说在省教育局混过。
电话接通,刘胖子笑呵呵的:老丁啊,你不是最瞧不起咱们这种走后门的吗?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我握着电话的手指头硬邦邦的,咬着牙回了句:是我狗眼看人低,你有路子不?
刘胖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找他,叫蒋海波,是我朋友,路子野。
我记下了那个号码,挂了电话手心全是汗。
当天晚上我又没睡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脚底板磨得地板发亮。曹秀敏半睡半醒地说了句:算了吧,家底子薄,真烧不起。我没理她。
天亮之后,我拨了蒋海波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那边声音粗糙:哪位?
我报了我的名字和关系,蒋海波在电话里笑了两声:行啊,老丁,你的事我听刘胖子说了。
我直截了当:我想看看孩子的卷子。
蒋海波没有立刻回答,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说:这个不太好办,但也不是没办法。
得花钱。
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二十万起步,多退少补。我握着电话的手一下子没了力气,二十万,我五年工资不吃不喝才能攒下来。
但我咬着牙说了句:行。
02
二十万我拿不出来。我算了一笔账,房子是按揭的,每月还两千,存折上只有九万六,外加三万活期。差了将近十万块。
我想到卖车。那辆银灰色的丰田卡罗拉开了六年,能卖个六万到七万。还差三四万,只能借。
放高利贷的老乡姓李,我平时见面喊声老李,也就点头之交。
那天我硬着头皮去了他的麻将馆。
老李叼着半根烟,眯着眼打量我:丁哥,你这事我帮不了。
借钱容易,还钱难啊。
我拍着胸脯说:我有工作,分期还。
老李弹了弹烟灰:行,三万,三分利,半年还清,行不?
三分利,那是高利贷。但我点了头。
签完字出来,站在麻将馆门口,风吹过来,我才发现后背全是冷汗。
那天下着小雨,雨丝细细的,打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骑上自行车往回走,心口闷得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
回到家,曹秀敏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是本地新闻,声音开得不大。
我进厨房倒了杯水,咕咚咕咚喝了,然后走到她面前,尽量让声音平静:那个,我准备花点钱去复查一下卷子。
曹秀敏抬头看着我,眼里的神色复杂,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多少钱?
我没敢说实话:大概十来万。
她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扔:丁飞,你是疯了吧?
十来万?
咱们全家一年不吃不喝才多少钱?
再说,卷子都判完了,复查有什么用?
我急了:你不懂!万一他们判错了呢?万一有人搞鬼呢?我儿子的水平我知道,他怎么可能作文偏题?
曹秀敏没再说什么,站起来回了卧室,砰地关上门。我听着那声关门响,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存折上的九万六被曹秀敏转走了,转到了一个定期账户。
我当时就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脑子里嗡嗡响。
我冲到卧室门口砸门,曹秀敏在里面喊:这钱是给一鸣上大学的救命钱,不能让你拿去乱花。
我气得浑身发抖,想踹门,但最后没踹。
下午我去二手车行,把那辆卡罗拉卖了六万五。
签合同的时候我握着笔,手指关节都白了,这辆车是我上班第一年买的,每天上下班开它,后排座上还放着丁一鸣初中用的书包。
办完手续,我攥着六万五的卡,站在车行门口,看着那辆银灰色的车被开进仓库,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然后我又去找了老李,加借了两万,利滚利,月息变成四分。
老李笑呵呵地数钱给我,那动作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熟练。
凑齐二十万那天,我给蒋海波打了电话,声音都有些颤抖:蒋哥,钱凑齐了,什么时候能办好?
蒋海波在电话里笑:老丁你真是个痛快人。三天之内我给你消息。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窗外下着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啪响。
丁一鸣的卧室门半开着,他坐在书桌前,戴着耳机,不知道在听什么。
我喊了他一声,他摘下耳机转头看着我,眼神淡淡的:爸,有事?
我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最后只是摇摇头:没事,你看书吧。
他把耳机重新戴上,把脸转回去了。
那天晚上曹秀敏从娘家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水果。
她把水果放在桌子上,看着我,语气里带着妥协:你到底要花多少?
我低着头:二十万,已经给了。
曹秀敏愣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厨房,然后传来菜刀切菜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发泄什么。
我坐在沙发上,手捏成一团。
二十万。这是我丁飞这辈子最大的一笔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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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三天时间过得特别慢。
那三天里我几乎睡不着觉,一闭眼就看见儿子的考卷,看见那个鲜红的叉号。
我一遍一遍回忆儿子高考前的状态,最后一个月的模拟考,他语文成绩一次比一次差,从126掉到117,再到103。
班主任李老师在我去学校拿成绩单时,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心:一鸣这个孩子很聪明,就是压力太大了。
丁先生,你回家好好开导开导他。
我没当回事。我以为儿子就是考前紧张,考完就好了。现在想想,我真是太蠢了。
第七天下午,蒋海波的电话终于来了。我接电话的时候手都在抖,信号连接了,蒋海波在电话里压低声音:老丁,成了。东西我拿到了,你过来拿。
我骑电动车一路飞奔到蒋海波公司楼下,那家公司在一栋老旧写字楼的六层,电梯里的灯管一闪一闪的,发出嗡嗡的声音。
我按了门铃,蒋海波开门,接过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
他把纸袋递给我,脸上挂着谦和的笑容:拿去吧,看了就知道了。
我伸手去接纸袋,发现自己的手指在抖。纸袋很轻,轻轻一掂就知道里面只有几张纸。
我捏着纸袋,慢慢撕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什么字都没有,封口处还贴着一个红色封条,写着“试卷复印件,内部资料”。
我看着那个封条,心口跳得厉害。
蒋海波示意我到里屋去,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
办公桌上摆着一盏老式的台灯,灯光昏黄。
蒋海波把台灯打开,把信封放在桌上:你慢慢看,我出去抽根烟。
他出去的脚步很轻,门也不重地合上。
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里,手指头机械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A3大小的答题卡复印件,对折成A4纸大小。我拈出来,手抖得几乎拿不稳。
试卷正面是阅读理解和文言文翻译,字迹工整,涂卡规范,什么都对得上。我把卷子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翻过去,没有涂改,没有污损,干干净净。
最后翻到作文那一页。
作文题是《规矩》。
我看着儿子的字迹,一个个字看过去,开头写得不错,写到一半突然偏了,中心论点是“规矩有时是枷锁”。
立意大方向偏离了,折中的分数确实可以打得很低。
我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但还是压住火,继续往下看。
阅卷栏里,作文下面有一个红色的得分:18分(满分24分)。再往下,阅卷老师签名,红笔写的两个字。
我盯着这两个字,足足看了半分钟。我不信。我不信这是真的,这不可能。
我拿着卷子的手抖得更厉害了,纸张的边缘划到了我的手指,有点疼。
林勇。这个人我认识,我跟他有二十年的交情,又跟他有二十年的仇。
我脑子里嗡嗡响,像是有一群蜜蜂在里头飞来飞去。
蒋海波抽完烟回来了,看见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老丁?
我把卷子翻过来给他看那个签名:蒋哥,这个林勇,你认识吗?
蒋海波把烟头摁灭,凑过来看了一会儿:好像是我们教育系统的人,在一中教语文。
怎么了,你们认识?
我没回答他。我攥着卷子,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好几趟,脚底像踩着棉花。
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钻来钻去:林勇对我有仇,他肯定知道我儿子是谁。他故意给我儿子打低分。他巴不得我儿子上不了好大学。
我坐下来,双手撑着膝盖,使劲喘气。蒋海波在旁边看着,问我:老丁,你没事吧?我摇摇头:没事。我要去见这个林勇。
蒋海波没再问,只是说:这个简单,我帮你约一下。
我拿着卷子回到家,手一直没放开。
曹秀敏看见我脸色差,问:卷子拿到了?
怎么样?
我没回她,直接把卷子摔在桌子上,指着签名栏说:你看看,这是谁。
曹秀敏不认识林勇,看了半天:林勇?谁啊?我不耐烦:你别管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那晚我整夜没睡。
我坐在客厅里,开着灯,一遍一遍翻儿子的卷子。
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儿子的字写得工工整整,思路也没问题,就是偏了一点点。
但这一点点,就值6分。
6分的差距,就是1分的差距,就是命运的分水岭。
我一想起林勇那张脸,心口的火就窜得老高。
04
林勇这个名字,我至少有十五年没提过了。
我们是同一年考上高中的,那会儿一中一个年级才两百多人,两个班。
他坐我后排,瘦瘦高高的,戴一副黑框眼镜,话不多,但学习成绩好。
我们俩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逃课,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
后来我考大学没考上,去了工地搬砖。
林勇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一毕业就回了县城,在一中当语文老师。
那会儿我还在工地上,他偶尔回县里,我们还能喝一顿酒。
事情出在我结婚那年。
2002年,我要娶曹秀敏,彩礼钱差三万。
我找林勇借,他二话不说就取了三万给我,说:丁哥你拿去用,别还太急。
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这辈子我都记着你的情。
后来我还钱还了两年,到2004年的时候,手里终于攒够了三万。
我拿钱去林勇家还,他说不着急,再等等。
我没多想,就把钱先放在他那里了。
结果后来我去要的时候,林勇说自己“已经还了”,说是我当年给他的,他已经用掉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是他在耍我。
我急了,骂他:你耍我吗?
明明是我借给你的钱,你怎么能说是你给我的?
林勇看着我,也不生气,就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丁飞,钱我给你了,你不信我没办法。
我们俩吵了一架,吵得很难听。最后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我摔门而去,回头骂了一句:你这种人,就该穷一辈子。
从那以后,整整十五年,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但我心里一直记着那三万块。我总觉得他欠我的,欠我一个公道。
现在好了,他连我儿子的前途都欠了。
蒋海波办事利索,第三天就约好了林勇。
那天下着小雨,我骑着电动车赶到县城东南角的一家茶馆,店不大,门面窄窄的,挂着一块招牌写着“一品香茗”。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林勇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个白色茶杯,慢慢在喝。
他老了。头顶稀疏,白头发掺了不少,眼镜片厚了很多。穿一件灰色夹克,洗得有点发白。
我走过去的脚步有点沉。林勇听见声音,抬头看了我一眼,没站起来,只是把茶杯放下:“丁飞。你来了。”
这个开场白让我有点意外,语气太平静了,不像是对着十五年没见的老朋友,倒像是昨天刚见过面。
我一屁股坐在他对面,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拍在桌上:“林勇,你认识这个字迹吗?”
林勇低头看了信封一眼,又抬起来,朝我眼珠子扫视了一圈:“认识。是你儿子的卷子。”
他承认得这么痛快,我倒不知道该骂什么了。我攥着拳头,使劲压着火气:“你故意打低分?”
林勇把茶杯往前推了一点,然后从座位旁边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翻了几页,摊开在桌上。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列成表格,用红笔画圈标注了一些重点。
“这是高考阅卷的细则,”他指了指那些画圈的地方,“作文题评分标准分三档,你的儿子是第二档偏下,离题了。我按照规矩判的,没多扣,也没少扣。”
我看着那些表格,密密麻麻的字看得我眼花。但我认准了:“规矩?你当我是傻子?明明可以打松一点分,你为什么不打?”
林勇沉默了很久,把笔记本收起来,慢慢喝了一口茶:“丁飞,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儿子自己答偏的题,你为什么不敢承认?”
我腾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声响。
茶馆里其他桌的客人抬头看我,我顾不上了,指着林勇一字一顿地说:“你等着,我非要查出来你搞了什么鬼。”
林勇没回我,只是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我摔门而出,雨水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但我浑身都在冒火。
骑着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怎么查林勇。
我越想越气,越想越不甘心。
他是阅卷老师,他完全可以网开一面,但他偏不,非得按最严的标准来扣。
这不是报复是什么?
一回到家,我就给蒋海波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我劈头就说:“蒋哥,帮我找个私家侦探,我要查林勇。”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老丁,你确定?闹大了,对你对你儿子都不好。”
我咬着牙:“我确定。我不查到底,我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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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侦探是蒋海波介绍的,姓许,以前在派出所干过,后来开了个小调查公司。
我跟他见了一次面,给了他两万,让他查林勇近五年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有没有违规收钱的证据。
老许办事挺快,一周就给我回话了。
他坐在我的客厅里,面前摊着一个文件夹,语气平平淡淡的:“丁先生,林勇这个人吧,说句实话,清汤寡水,什么都没查到。银行流水很正常,工资卡加上一点补课费,没有大额进账。通话记录也很干净,基本就是家人同事。唯一有点意思的是,他这些年给学校图书馆捐了不少书,都是用自己工资买的。”
我一听就急了:“不可能!你再查查,他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老许看着我,叹口气:“丁先生,我干这行十几年了,一个干净不干净,看流水就知道了。这个人确实没什么问题。”
我没信。我觉得是侦探没本事,或者是蒋海波跟林勇有关系,故意让侦探搪塞我。当天晚上我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我去公司上班,刚到门口就看到几个同事站在走廊里窃窃私语,见我来了立刻安静下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不对劲。
进了办公室,老总叫我去他办公室一趟。
老总姓刘,平时跟我不错,但那天他脸色不好看了。
“老丁,你最近是不是在外面搞什么事?”他开门见山。
我愣一下:“没有啊。”
刘总把一张A4纸推到我面前:“有人写了匿名举报信,说你利用职务吃回扣。公司要你停职接受调查。”
我低头一看,纸上是打印出来的黑色字迹,没有署名。我看着那些字,心跳得咚咚响。
“老刘,这是诬陷!我干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信我?”我的声音有点抖。
刘总看着我,眼神复杂:“老丁,不是我不信你,是公司有公司的规矩。你先回去等消息,查清楚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站在办公室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拿着那张纸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同事们看见我出来,立刻把头低下去假装看文件。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听到后面传来轻微的议论声。
我握着拳头,心里火气直窜。这不可能是巧合。我前脚刚查林勇,后脚就被人举报,你说不是林勇搞的鬼,谁信?
我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刚进家门,电话又响了,是老家的堂叔。
我接起来,堂叔语气急急的:“丁飞,你妈晕倒了,现在在镇卫生院。”
我拿着手机的手一下子软了。
我骑电动车一路赶到镇卫生院,已经是傍晚了。
曹秀敏已经先到了,站在病房门口正在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