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西行漫记》(斯诺)、《文史通讯》1982年第6期(张魁堂《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文史资料选辑》第121期、澎湃新闻《西安事变中谁打响"捉蒋"第一枪》、百度百科"西安事变"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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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深秋,辽宁省黑山县一处普通农舍里,炉火燃得昏黄,窗外是辽西平原惯有的萧瑟。
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坐在土炕沿上,颤颤巍巍地摊开一张信纸,压在膝盖上,迟迟没有落笔。
他已经八十三岁了。
过去近三十年,他一直住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田垄和牲口打交道。
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做过什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布帽,在田间低头劳作,沉默如石。
他叫王玉瓒。
他曾经是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正是他率部最先抵达华清池,打响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枪,并亲自在骊山半腰将蒋介石从岩缝中找到,完成了整个捉蒋行动。
可是,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本正式出版的历史书里。
那场枪声、那段功勋、那个凌晨冲锋陷阵的身影,全都被另一个人的名字覆盖了。一覆,就是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里,他沉默着。
直到这一天,他从一张旧报纸上,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名字——孙铭九。
报纸上说,打响西安事变临潼第一枪的,是孙铭九。
老人盯着那几个字,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信纸的第一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叫王玉瓒,在西安事变中活捉了蒋介石。"
他一共写了将近七千字,把那个他从未对任何人详细讲述过的夜晚,事无巨细,一字一字地写了下来。
这封信,寄给了叶剑英元帅。
而正是这封平信,撕开了一道历史的裂缝,让沉埋了四十三年的真相,重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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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骊山脚下,那个注定不平静的冬夜
1936年的关中,冬天来得格外早。
骊山已经褪去了秋色,山石裸露,枯草伏地。华清池的温泉水依旧蒸腾着白雾,但那份从盛唐以来就积淀在这片土地上的旖旎,在这个冬天,已经被一种肃杀的气氛彻底笼罩。
这一年的12月初,西安城内人心浮动。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西安,随即驱车前往临潼,下榻于华清池内的五间厅。
随行的,有军政部次长陈诚、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等军政要员。这一阵容,足以说明此行的分量。
此行的核心目的,是督促驻陕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陕北红军发起新一轮军事进攻。
此前,蒋介石已经多次电令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他们加快推进"剿共"进程。
但两位将领迟迟按兵不动,一再拖延。
这一次,蒋介石亲赴西安,就是要当面施压,逼出一个明确答复。
蒋介石在华清池召集军事会议,提出了一个强硬方案:东北军移驻福建,西北军移驻安徽,陕甘两省改由中央军接管。
这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逼迫,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前,几乎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12月7日,张学良驱车从西安赶赴临潼,在华清池求见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密谈。
据史料记载,张学良在这次谈话中痛陈形势,力主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言辞恳切,几至哽咽。但蒋介石立场未有任何松动,双方不欢而散。
12月8日,杨虎城亦往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同样遭到拒绝。
蒋介石不仅未接受两人的建议,反而指令杨虎城整肃十七路军内部持有异议的军官。
苦谏至此,已无后路。
12月9日,数万名西安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抗日口号,队伍一度向临潼方向进发,欲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骑马赶上学生队伍,当众承诺,一个星期之内,给出答复。
这个承诺,实际上已经把张学良自己逼到了墙角。
12月11日晚,张学良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在西安新城大楼宣布兵谏决定,部署当夜行动。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十七路军中也做出了相应部署。
两支队伍,一夜之间完成了从驻防到行动的转变。
这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是历史转折;赌输了,是掉脑袋的事。
而在张学良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已经想清楚了一件事:谁,去打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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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张学良的人选:那个被指名的营长
兵谏计划既定,人员部署随即展开。
张学良指定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刘多荃担任此次捉蒋行动的总指挥。
具体执行的兵力,主要来自两支队伍:东北军卫队第一营和东北军卫队第二营。
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
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
此外,还有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副师长刘桂五等人参与配合行动。
在出发前的部署中,张学良单独约见了王玉瓒。
时间是12月11日夜间,地点在张学良的私人官邸张公馆。
据王玉瓒后来回忆,当时室内只有他们两人,张学良神态镇静,措辞简短,交代他率卫队第一营先行出发,直扑华清池,务必活捉蒋介石,不得伤其性命。
张学良特别强调了"活的"这两个字。
捉活的,比打死要难得多。
要在黑夜中、在重兵守卫的宫苑里,穿越多道岗哨和侍卫,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控制住,还不能让他出事,这需要缜密的计划和极大的胆气。
王玉瓒接受了命令。
他随即返回营地,秘密传达了行动指令,带领卫队第一营部分官兵做好出发准备。
按照事先约定,王玉瓒部将先行从西安出发,沿途通过十里铺和灞桥镇收拢兵力,最终于凌晨前抵达华清池发起行动。王玉瓒打响枪声的同时,也作为信号,通知已在灞桥镇待命的孙铭九部迅速跟进。
孙铭九所部是后续力量,在收到枪声信号后,才火速赶往华清池参战。
两营之间的这种协调关系,在后来的调查中被多方证人反复证实。而这一关键细节,恰恰是后来历史叙述混乱的根源所在:孙铭九的部队确实参与了整个捉蒋行动,但他是在听到枪声之后才出动的后续增援,而非最先到达华清池的先行部队。
12月11日深夜,王玉瓒骑上摩托车,驶离西安,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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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凌晨四时,华清池的枪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许。
华清池沉睡在冬夜里,四周是骊山的轮廓,温泉的热气在冷空气中散逸成薄薄的雾。
池苑内,两三处灯光透过窗棂散出,卫兵在廊道间来回踱步,脚步声低沉而规律。
五间厅,是蒋介石下榻的地方。这排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清末建筑,此刻显得格外静谧。
王玉瓒率卫队第一营官兵,已悄然逼近华清池外墙。
按照事先侦察所得的情报,华清池内驻扎着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二三十人,分守各处要道,尤以通往五间厅的二道门和三道门最为严密。
王玉瓒选择从二道门率先发动。
凌晨四时许,王玉瓒趁夜色摸至二道门外,借着隐约的灯光,看见一名蒋介石的侍卫正在来回踱步,警戒。
王玉瓒判断时机已到,举枪,连开三枪。第一枪,将那名侍卫击倒。枪声响起,既是进攻信号,也是事先约定好通知孙铭九部的行动指令。
三声枪响,在冬夜里格外清脆。
骊山颤了一颤,华清池内顿时大乱。
蒋介石的侍卫们从睡梦中惊醒,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双方在华清池内展开激烈交火。
五间厅的窗玻璃被子弹打碎,墙壁上留下了密集的弹孔。
直至八十年后,那些弹痕依然清晰可辨,嵌在灰白的砖墙上,无声记录着那个凌晨的激烈与混乱。
在枪战打响的同时,蒋介石已被侍从叫醒。
仓促之间,蒋介石来不及穿戴整齐,由两名侍卫搀扶,从五间厅后窗跃出,翻越后墙,踏上了骊山的山坡。夜色遮蔽了身形,他一路跌跌撞撞,向山腰方向攀爬。途中,一只鞋子脱落,遗留在山脚的石缝旁。
王玉瓒率部冲入五间厅,扑了个空。
室内被褥凌乱,衣物散落,一些随身物品犹在,人已不见。
王玉瓒随即下令四面搜索。不久,一名手枪排的士兵跑来报告:后墙脚下发现一只遗落的皮鞋。
王玉瓒当即判断,蒋介石已翻墙上山。
他立即重新部署:卫队第一营从骊山左侧搜山,孙铭九率随后赶到的卫队第二营从右侧搜山,形成合围之势。
搜山行动在黑暗中展开。
骊山山势起伏,灌木丛生,夜间搜索难度极大。
搜索人员打着手电,在山石与荆棘间穿行,一处一处地清查每一块可能隐藏人的岩石和凹陷。
最终,是王玉瓒的搜山队伍,在骊山半腰的一块巨大虎斑石背后,在乱草丛生的岩缝之中,找到了蜷伏其中的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须发散乱,脚上只剩一只袜子,衣着单薄,神情惶惑,身侧伤处隐隐透出血迹——据史料记载,他在翻越后墙时跌落,致背部受伤。
王玉瓒命人将蒋介石搀扶下山,带回华清池,随即向张学良发出捉蒋成功的报告。
这一切,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早晨,骊山脚下,华清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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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功勋入册,却写了别人的名字
历史应当是公正的,但历史的记录,有时并不公正。
西安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
国内外各路媒体和记者蜂拥而至,试图还原这场震动中国的政治事件的全貌。而在所有的外国记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在西方世界享有极高声誉。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很快获得采访机会,其中包括对孙铭九的专访。
1936年12月27日,斯诺对孙铭九进行了采访。
采访中,孙铭九描述了自己参与捉蒋的经过。他口述的内容被斯诺记录下来,写入了相关报道和后续著作之中。
斯诺写道,张学良的卫队长、二十六岁的孙铭九于午夜前往临潼,在半途带上两百名东北军,清晨三点钟开车到临潼郊外。
这段叙述,将孙铭九描写为捉蒋行动的主要执行者和先行者。
斯诺是个严谨的记者,他所记录的内容,基于当时的第一手访谈。
但在那个历史节点上,他并没有机会同时访谈王玉瓒,也没有办法对孙铭九的陈述进行交叉核实。
孙铭九的讲述,就这样以斯诺著作为载体,进入了国际史料的视野,并随着《西行漫记》的广泛传播,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
在此后几十年间,国内出版的各类西安事变相关著述,也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
孙铭九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史书、报刊、影视作品乃至历史教科书之中,成为华清池捉蒋行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名字。
而王玉瓒,则在这些记载中,几乎销声匿迹。
事实上,孙铭九自己后来也坦承,他在捉蒋行动当天因为等候白凤翔到达,到达华清池时已比王玉瓒晚了相当一段时间,当时蒋介石已从五间厅逃走上山,他并未亲眼目睹枪战打响的全过程。他对王协一连长说的话,也是"转述"而非亲历。
这段关键的时间差,在采访和记录的过程中,被模糊甚至覆盖了。
功勋的归属,就在这种模糊中,悄悄发生了偏转。
然而,这场历史偏转背后,还有一段更为复杂的脉络,是当时所有人都未曾预见到的。
那个被记进史书的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岁月里,走上了一条与王玉瓒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王玉瓒——这个真正开枪的人,在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与西南战场的风云之后,带着一身无人知晓的功勋,回到了辽西的农田,在特殊时期的阴影下,一铲一铲地默默挖着脚下的土地。
三十年里,没有人知道,这块土地下面,埋藏着怎样一段未被书写的历史。
直到那封信被打开,直到叶剑英元帅看到了信中那句"我叫王玉瓒,在西安事变中活捉了蒋介石",一场跨越省份、历时数月的历史大调查,才悄然拉开了帷幕。
而当调查组的人员最终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比对那些互相矛盾的陈述,历史的面目开始一点一点地浮现出来——那个被遮蔽在孙铭九身影之后的人,竟然经历了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