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堡里的中国：手艺人、非遗与共同体

民间手艺人既是乡土中国百姓日常用度的供给者，也是民间文化的坚守者与传承者。他们的技艺中，蕴含着古老中国的生存智慧，潜藏着百姓朴素的哲思与对美的浪漫向往。诚如批评家王彬彬所言：“民间匠艺中，有人生的真，有人生的善，有人生的美。”因此，对各种各样手艺人的书写，历来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现代文学史上，汪曾祺就留下了诸多以手艺人为题材的经典篇章。然而，与汪曾祺对手艺人琥珀般凝视式的书写不同，作家杨遥讲述的是手艺人在社会变革中如何自我转型的故事。发表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12期的中篇小说《手铸》，以晋北古镇阳明堡为空间场域，通过书写铁匠要强、纸货匠李渔真、卤牛肉匠王小宝三位传统手艺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时代浪潮中从迷茫到突围的蜕变历程，勾勒出一幅从改革开放绵延至今的中国社会变迁图。

在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视野下，身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的民间手艺人构成一种极具张力的矛盾综合体，他们既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又是消费社会的异质者。杨遥正是通过对要强这一过渡期手艺人的蜕变书写，为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经验。要强是阳明堡的能人，“要家在要强手里要发达”，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便可略知一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要强”指好胜心强，不愿落后于别人的意思。读罢小说，不禁感叹，要强这个名字可谓实至名归。而且这一命名，既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亦为其与命运较量的历程埋下伏笔。杨遥坦言，这部小说前后易稿七八次，用心用情之深可见一斑。而要强又无疑是他最钟情的角色，承载着作者自身的期许、困惑与理想，是作者在文学世界里的另一个自我。因此，他毫不吝啬地把马尔克斯创作《百年孤独》的沉潜耐力、汪曾祺笔下“异禀”的生命灵气，一并慷慨赋予这位心爱的主人公。相较之下，李渔真和王小宝则更多作为要强的陪衬而存在。要强本来靠祖传手艺过着安稳富足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当外来人、外来物像潮水般涌进小镇的每一条巷道，工业制品以标准化生产和低廉价格横扫市场时，铁匠铺开始门前冷落，火星渐熄。自此，要强的“要强”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从“发明”压面机的懵懂尝试，到翻阅报纸、紧盯《新闻联播》寻求致富路径；从开荒拓土到深入矿井做苦工，似乎都无济于事。转折发生在儿子推荐他阅读汪曾祺的《异禀》之后。要强似乎在文字中照见了另一个自己，开始相信自己也是那个身怀“异禀”之人。最后，在阳明堡另一个奇人常乙的引荐下，他走进北京798艺术园区，当目睹那些由工厂遗留下来的铁器改造成的艺术品时，要强的心里开始痒痒了。那不是简单的审美触动，而是一种来自经验深处的共鸣。最终，一场以“手铸”为名的雕塑展，让要强完成了从手艺人到艺术家的生命跃迁。要强的故事，其实是无数个民间艺人在现代化洪流中的缩影。杨遥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甘被时代淘汰，靠双手实现转型的新时代手艺人形象。当旧的价值秩序崩溃，新的坐标尚未确立时，他们应该如何自处？要强的故事无疑给出了杨遥式的答案。要强的转变，象征着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民间手艺人从历史的客体向时代的主体跃进的可能性。同时，也于无形之中与当下方兴未艾的新大众文艺形成某种内在的默契。民间手艺人作为潜在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他们的加入，无疑会丰富新大众文艺的实践主体，拓宽新大众文艺的认知边界，为文学正在经历的大变革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小说写至“一年之后，要越亮带着几名同学去798，一家画廊正在给要强举办雕塑展，名字叫‘手铸’”时，其叙事使命其实已经结束，作品也可就此收束。然而杨遥又添三段，对李渔真和王小宝的归宿做了交代。这一看似冗余的结尾，却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国家层面的任命，为作品解读提供了全新的范式与维度。首先，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一项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赋权，通过这一命名，要强、李渔真从零散的、家族式传承的个体劳动者，被织入完整的社会网络，实现了从民间手艺人到官方认可的文化承载者的身份转变。其次，这一转变不仅会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更意味着一种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此视域下反观《手铸》，不难发现，要强、李渔真其实可以理解为作家杨遥精心塑造的“时代新人”“文学新人”，是新时代文学叙事中的突破性创举。最后，当手艺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公共文化与地方记忆的载体时，手艺人制作的物，也由实用层面的生活用品升华为文化层面的艺术表达，行将湮没的旧物由此转换为值得珍藏的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非遗传承人的设定暗含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隐含叙述者的在场，“时代新人”也因而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此，《手铸》便不仅是一个行将没落的手艺人自我转型的成功故事，更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卓有成效的文学实践。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