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益民：从内心深处奔涌文字，为戍边战士而歌

我19岁当兵踏上青藏高原，之后曾调任新疆等地工作，后来重返西藏，直至三年前退休回到内地。当兵42年，我在戍边履职之余，先后创作了十余部文学作品，包括七部长篇小说、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和一部诗集。有论者将我的作品称为“戍边文学”，我也默认，因为我的绝大部分作品，书写的都是高原官兵戍边卫国的铁血故事。

党益民文集十卷本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部队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上修整青藏公路，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土豆炖白菜、盐水煮黄豆，最奢侈的食品是大肉罐头。唐古拉冰封雪裹，一年四季都得穿棉袄，晚上在帐篷里睡觉盖两床被子，有时还得加盖一件皮大衣。早晨起床，大头鞋冻在地上，需要用力才能拔起来。那时候机械化程度低，施工基本靠人工，铁锹、钢钎、三轮小推车是常用工具。有年初冬，汽车团往唐古拉运送物资，突遇暴风雪，最后一辆军车被封堵在半路上，驾驶员又冻又饿，晕倒在驾驶室里。有位过路的藏族大姐发现了他，用牦牛将他驮回帐篷，给他烤牛粪火，喂糌粑和酥油茶，他才渐渐苏醒过来。这件事传遍了沿线部队，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突然产生了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冲动。我以此为基本素材，糅合了我和其他战友的高原经历，晚上趴在帐篷里的床边，创作出了一篇九千多字的短篇小说《姐弟情》，寄给了《西藏日报》，没想到两个月后就被整版刊登了出来。第一次尝试写小说，第一次投稿，一投即中，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产生了巨大的写作热情，从此开始了业余写作，写苦寒之地戍边战友的日常生活。那时我才21岁。人在高原，走路都气喘吁吁，更别说还要完成繁重的任务了。有的战友因严重缺氧或高原疾病，晕倒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也曾经晕倒过，但我很幸运，后来又醒了过来。十年间，我们一个师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友，其中就有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同年兵，有的就牺牲在我的面前。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想将这些平凡而不凡的戍边故事告诉雪域之外的人们，以此告慰战友们的英灵。

有一位同年入伍的战友，早上我们还在一起说话，下午他驾车去执行任务，连人带车坠入了滔滔的帕隆藏布江。战友们当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后来才在下游几十公里的河滩上找到半具遗体，掩埋了他；过了几个月，战友们又在更下游的地方，找到了半具遗体，又掩埋了一次。于是，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还有一位连队干部，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去高原看望他，一家三口刚刚团聚，他受命带队去执行任务。妻子和孩子在营区等他回来，可是等来的却是他途中牺牲的噩耗。这样撞击心灵的悲壮故事还有很多，不把它们写下来，我心潮难平，寝食不安。那年春节假期，我没有回老家探望父母，而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埋首创作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我常常因落泪而中断写作，去洗手间洗把脸，等自己心情平复下来再继续写作。这部小说后来拍摄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有一年夏天，我去一线部队检查工作，从新疆叶城沿新藏线而上，翻越多座冰达坂，穿越阿里无人区，到达拉萨后又沿川藏线而下，经过塌方、雪崩、泥石流区域，历时两个月，从西到东，穿越了整个西藏。一路上，我多次遇险，后来因感冒病倒了，因为我肺部留有高原旧疾，这次感冒勾起了老病根，输液吃药都不管用，咳嗽不止，一病就是几个月。途中有些战士曾对我说，他们年底就要退伍了，想在退伍之前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我答应了他们。我一边吃药，一边工作，一边晚上加班写作，经常写作到凌晨两三点钟，以至于后来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无法从书桌边站起来。我用了38个晚上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终于让退伍战士在离开高原之前看到了写有他们故事的书。这部书的封面上写着我从内心深处涌出来的一句话：“走吧，我们一起去西藏。我用胸膛，你用目光。”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我在颁奖典礼上接受主持人采访时说：“鲁迅使人的灵魂觉醒，西藏使人的灵魂净化。这部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写的，我只用手中的笔，而他们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写……”

党益民

我调任新疆工作期间，有一年带领部队在天山深处执行任务，无意中听到了一个被雪藏了几十年的故事：部队当年修筑天山独库公路时，一个团遭遇大雪封山，粮食断绝，通信中断，急需救援。上级派班长郑林书、新兵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去送求援信。他们四个人带着20多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跋涉了三天两夜，最后只剩下了一个馒头，班长郑林书和另外两个老兵商量，决定将这个馒头让给新兵陈俊贵，让他保住性命，去完成任务。陈俊贵在班长的命令下，含泪吃下这个馒头，最终爬出雪山，完成了任务。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另一名老兵的脚指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十分思念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毅然放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重返天山，为班长等168名烈士守墓，一守就是四十多年。这个故事令我十分震撼。我在天山深处白天带领部队完成任务，夜里加班创作，仅用了10个晚上，就完成了八万字的报告文学《守望天山》。作品在《北京文学》头条刊发，很快被《新华文摘》转载，随后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很大反响，陈俊贵因此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和“全国道德模范”，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守望天山》被改编成了电影和歌剧。

后来我又相继创作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和《雪祭》等长篇小说，《雪祭》荣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些不得不写、从我内心深处奔涌出来的文字，可能并不华丽，但每个字都撞击过我的心灵。于我而言，写作不是职业，只是净化灵魂、向戍边战友致敬的一种方式。

近十年来军务繁忙，加之高寒缺氧，睡眠困难，我无法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没有长篇小说面世。三年前我退休回到内地，重新拾起了文学之笔，又开始创作戍边长篇小说。但我不愿意重复之前的自己，因为新时代军事变革如火如荼，我始终在亲历践行，戍边故事有了全新的样貌，所以我需要反思自己之前的创作，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我觉得，题材上，要从陈旧范式向新军事变革挺进，积极回应新时代军事、文化、科技的深刻变化，紧贴职能使命，从传统战争向新型战争描述转变；主题上，要从单纯诉苦式写作向时代精神跃升，把戍边叙事融入民族复兴、大国博弈、科技强军的时代大背景，书写新一代戍边军人的信仰坚守；人物塑造上，要从符号英雄向立体人性掘进，塑造有信仰、有血性、有新智的戍边军人形象，直面戍边军人的使命担当、个体成长与家庭困境等深层次矛盾，将英雄“人性化”；在叙事上，要从传统手法向多元书写转变，打破传统军旅叙事范式，在坚守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效融入现代主义、先锋笔法、心理叙事等新型表现形式，强化军事文学的质感。要坚持“理念向上、笔端向下”，用新时代话语讲好戍边故事。对于我这样一个从雪域边关归来的军旅作家来说，走最难走的路，也许才是突围之路。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复杂人性。真正的好作品，主题和人物性格都是独特的、繁复的，要具有独特修辞、人文关怀、人性深度。新时代戍边文学，应该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内缩转向外扩、由封闭转向开阔，由偏僻的冰山雪谷走向人民大众。

基于此思考，退休回到内地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一边调养身体，一边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天牧》。在我长达40年的业余创作生涯里，这是最有难度的一次写作，我先后修改了七稿，因为我敬畏高原，敬畏战友，敬畏写作，敬畏读者。这部书即将出版发行。明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作为一位高原老兵，我谨以此书向建军百年献礼，也以此致敬那些长眠在雪山和仍然戍守在边关的战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