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邓建国
近日，一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引发关注：有网民持续骚扰陕西文旅部门，要求拆除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竟是“唐朝根本不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未成年人在短视频平台接触类似内容后，已经出现了历史认知混乱。
网络截图
不少评论将此视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这一判断是对的，但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来判断历史是真是假？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伪史论”，社会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能力？
答案或许只有两个字：理性。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信仰，也不是立场，而是一门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学问。无论肯定一个历史事实，还是否定一个历史事实，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标准——证据。
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唐朝是否存在，并不是因为《旧唐书》《新唐书》这样写了，而是因为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证据体系：文献记载、墓葬遗址、出土文物、碑刻铭文、敦煌文书，以及来自阿拉伯、波斯、日本、新罗等不同文明留下的大量域外记载，彼此能够相互印证。尽管任何一项证据都可能存在局限，但当众多来源相互独立、相互支持时，其可信度便不断提高。
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人类几乎无法获得绝对意义上的“百分之百证明”。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真正依赖的，不是绝对确定性，而是不断提高的概率确信（或然率）。一个命题拥有越丰富、越独立、越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它成立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也是现代科学和历史学共同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
在认识论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原则——奥卡姆剃刀原则。当两种解释都能够说明现象时，应优先接受假设更少、能够解释更多证据的方案，而不是不断增加新的假设去解释各种矛盾。
例如，要否认唐朝存在，就必须假定数千卷史籍被系统伪造，全国大量遗址、墓葬、碑刻均属后人制造，来自日本、阿拉伯、波斯等不同文明的历史记录也参与了同一场跨越千年的骗局才行。这种解释所需要成立的假设，数量远远超过承认唐朝真实存在所需要成立的假设，因此前者远不如后者具有解释力和可信度。
事实上，近年来中文互联网流行的一些“伪史论”，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历史。几年前，网络上曾广泛流传所谓“古希腊不存在”“亚里士多德不存在”“西方文明都是近代伪造”的各种说法。如今，又有人开始否认唐朝。
乍看之下，这两类观点立场完全相反：一种似乎是在否定西方文明，另一种似乎是在否定中国历史。但如果深入分析，它们其实遵循的是同一种思维方式——非理性。
它们共同的特点，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是先预设结论，再不断挑选碎片化材料去支持自己的结论。凡是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就一概解释为造假、阴谋或者集体欺骗。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无法证伪的封闭叙事，而不是鼓励开放讨论的学术研究。
这种思维方式最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会停留在某一种立场上，而是不断游移变化。今天，它可以用来否定古希腊；明天，它同样可以用来否定唐朝；后天，它甚至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任何科学发现、任何公共事实。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质疑权威，这本身是一种文明进步。历史学也从来不是不能怀疑的学科，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确实可能修正既有认识。但是，独立思考和勇于质疑不是胡乱猜测，而是能够依据证据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如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只服膺于一个更好的论证”。
因此，我们反对“伪史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观点（或否认唐朝，或否认古希腊），而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
今天，部分平台的算法正不断放大极端观点、情绪表达和猎奇叙事，社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培养一种基本的公共理性。只有当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才会真正失去生长的土壤。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期编辑 陆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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