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文学的样本意义：把目光拉回到那些无名的普通人

当围绕“新大众文艺”展开的讨论不断丰富、壮大之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新大众文艺的真正主体是谁？新大众创作了哪些新作品？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回到那些真实的、无名的普通人，追问他们为何拿起笔，以及究竟写下什么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宁夏西海固文学，显示出了它的样本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时代的今天，它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深入现实，理解现实，表达现实。这种以“自我为素材”的集体性讲述，也就具备了典型性，尤其在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底层人的精神诉求与观念嬗变上，堪称真正来自基层的鲜活标本。

《山海情》剧照，下同

素人文本里的隐性诉求：被遮蔽的精神现代化

研究西海固的大众文艺，不能停留在“农民也能写作”的表层励志叙事，真正的价值藏在文本的缝隙里，藏在作者未曾直接说出的诉求之中。这些写在作业本背面、记账单夹缝、小卖部柜台上的文字，每一行都连着具体的生存处境，每一行也都指向超越生存的精神渴望。

最直观的，是普通女性对表达权的自我认领。彭阳农民作家王秀玲守着村口小卖部，把村里的家长里短、移民搬迁的细碎消息悄悄记在旧作业本上，去镇上网吧做保洁时趁空当把手写稿逐字敲进电脑。当她攥着刊发自己作品的《彭阳文学》走在田埂上时，获得他人认可的自信感，超过了发表的喜悦。红寺堡移民作家丁燕的经历更有代表性，她早年把文字写在农资记账单背面，攒了一麻袋的手稿被家人误当废品烧掉，她却并未沮丧——因为写作早已不是为了留存某种成果，而是内化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搬迁之后她一边种地、打零工，一边记录移民新村的人际重构与观念变迁，文字于她而言，是替自己也替同代移民，拿回了讲述生活的话语权。这些农村女性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跻身文坛，而是要突破“沉默的大多数”的既定位置，为自己的生活赋形。这是物质脱贫之后，精神层面自我觉醒的清晰信号。

对于身体受限者来说，突破精神边界本身就是意义。西吉作家王对平因小儿麻痹症无法下地干重活，守着村头的小卖部度日，孩子用完的作业本背面就是她的稿纸，铅笔写完再用钢笔誊抄。她不懂专业技巧，只把乡亲们聊的易地搬迁、马铃薯收成、修路通车一类日常琐事老老实实写出来。县作协老师下乡发现她的文稿，帮她修改发表在《葫芦河》上，她最深的感触是“文学没有因为身体的局限把我挡在门外”。由此可见，文学成了她延伸自我、连接世界的通道。彭阳“90后”残疾诗人魏金柱有这样的诗句，“我的脚步走不出长长的院墙/目光却能越过层层黄土山梁”，病痛困住他的躯体，文字却替他走遍了田野与村庄。他们的写作无关名利，甚至无关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它是一个人在有限处境里，为自己开辟的精神天地，是对“被局限的人生”的无声抗辩。西海固素人写作的可贵，正在于它没有把残障、贫困当成博取同情的符号。恰恰相反，通过文字，他们完成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与重建。

在这里，日常被赋予审美价值，这实际是他们对劳动尊严的确认。西吉作家杨秀琴和女儿约定，孩子考高中，自己发作品，每天灯下陪孩子写作业时，她就在一旁写乡土随笔。没有系统训练，就反复读《葫芦河》上的本土作者文章打磨语感，最终母女二人双双兑现承诺。青年农民作者康鹏飞写下“左手扶犁，耕耘黄土万亩/右手握笔，记录人间烟火”的诗句，扶犁与握笔，种地与写诗，在他身上是劳动者生命的两面。在他的认识里，庄稼人的劳作本身就有诗意，普通人的生活本身就值得被郑重书写。这种自我赋权，是创作者从自己的日子里生长出来的。

阅读体味这些喷涌自底层社会的文字，其原生态质感总是率先浸入心灵，牵引读者于共情中不得不思考同一个问题，即在满足乃至改善物质条件的同时，究竟该怎样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普通人对表达权的渴求、对精神边界的突破、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才推动了新大众文艺思潮的萌发。西海固文学对人的现代化的集体诉求，正是西海固样本真正的典型性所在。

可复制的生态逻辑：不是“赋能”而是“托底”

个别农民作者的出现，可以归于个人禀赋与偶然；但上千人的创作队伍延续几十年，背后必然有一套贴合基层规律的支撑机制。西海固的经验没有什么高深的创新，其核心价值在于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不拔苗助长也不放任自流的分寸感。

西海固的文学实践，在机制层面，走的是低处起步、细处用力的路子。

其一，把发表权还给普通作者。在发表刊物建设上，西海固的做法朴素务实，以市级刊物《六盘山》为龙头，加上《葫芦河》（西吉）、《原州》（原州）、《彭阳文学》（彭阳）、《六盘人家》（隆德）、《老龙潭》（泾源）、《南华山》（海原）六家县级刊物，搭建起“1+6”七刊联动的市县纸刊矩阵。这些刊物，常设农民作家专辑、校园习作等栏目，几百字的散文，几句话的短诗，笔法稚嫩没关系，有真情实感，就能变成铅字。这套做法，初衷不是出好作品，而是先解决“往哪儿写”的问题。给沉默的声音以公开说话的机会，始终是刊物的首要关切。

其二，用分层培育代替一刀切。西海固因材施策，对有潜力的作者，推荐参加省市培训，请作家、编辑面对面改稿。对携带着特殊生命体验的作者，集中评论与编辑力量反复研讨打磨，帮他们把个人经验转化成更具普遍共鸣的表达。更基础的一层，放在源头。与校园社团和辅导老师保持常态化联动，及时发现并栽培、呵护文学根苗。单西吉一县，就有几十个校园文学社团，读诗、写诗、办手抄报是日常功课。这种梯次培育，目的不是出作家，而是为了涵养有审美能力、有精神追求的人。无形中守住了创作的内生节律，也护住了人才接续的土壤。

其三，用适配的批评守住尺度和温度。面对数量庞大的业余写作者，批评的分寸最难把握。标准太高，浇灭了热情；一味说好话，容易带偏作者。西海固摸索出一套土办法：“先认下你的好，再指出路该怎么走。”不急着挑剔技法的粗疏，而是发掘那些来自生活的质朴力量、发自生命本真的情感质地，先帮作者树立自信心，再诚恳地交流如何拓宽视野、锤炼结构。对专业作家，重点探讨思想深度与美学创新；对基层作者，注重情感表达的真实与洞察生活的细微；对学生，多鼓励想象力与创造力。改稿会、结对指导、新媒体评论专栏等多元化形式，为的是让专业评论力量沉下去，做平等对话、对等引导。这种分寸，既护住了民间写作的鲜活气，又守住了文学该有的基本尺度。整个生态，因此有了韧劲，也撑开了向上生长的空间。

西海固文学的启示性，是真正深入文本和现场中

西海固文学实践有三点启示。第一，不忙着替大众“代言”，先沉下来听大众怎么说。西海固的实践深刻诠释了新大众文艺是“大众写”这一本质，让普通人从“被写、被解释、被引导”的客体，变为自己提起笔来的主体。扶持、搭台、评价的眼光，都应沉到底层去，主动在劳动者当中发现那些正在写的民间创作者，给他们搭起展示的台子，也给他们铺就生长的路。

第二，研究要从概念的空转里拔出来，把脚踩进文本和现场的泥土里。现在有些新大众文艺研究，其实是旧话题换新外衣的重复产出，缺乏本真的田野观察和耐心的文本细读。西海固的文学能活下来，在于其实践初心以及终极目标，向来是“被看见”“被认可”。所以，研究不能宅在书斋里凭空推演，得到田边、车间、出租屋里去，直面杂乱的、野生的民间文艺生态。只有泡在现场里，结论才硬气，创作也才有扎实根基。

第三，批评的姿态得变，从俯下身评判，变成蹲下来互养。一个健康的大众文学生态，创作和批评需要互惠。西海固的经验告诉我们，比标准更要紧的，是批评的姿态。把架子放下来，用创作者听得进、用得上的话语，帮他们从自发的、本能的记录，一点点走向有方向、有追求的自觉书写。打通学院研究和民间创作之间的高墙，让批评的活水流到底层。这不是批评的降格，是批评对自身危机的拯救。这种两头相互滋养的生态，才是新大众文艺持续壮大的长久之道。

西海固文学的样本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条进入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认识路径。它不是外部赋予的文化姿态，而是从生存中活出来的朴素主体意识。对新大众文艺而言，值得承接的正是这种传统，即从普通人郑重的生存里辨识文化主体，在广袤的土地上托住一个时代的根底。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