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瞿秋白慷慨就义,项英亲手击毙妻子的说法便四处传开,六十年光阴流转,当年亲历此事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吐露了这段尘封已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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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瞿秋白,"永久的青年"》;《瞿秋白烈士就义地——罗汉岭》;《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儒雅与壮烈:怀念瞿秋白》;《百炼成钢·党史上的今天: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秋之白华 瞿秋白:赠我生命的伴侣》;《项英杀妻 以讹传讹》(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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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晨光刚刚散开。

一个身穿对襟黑褂、白裤黑鞋的文人,从关押的囚室里走出来,沿着通往长汀中山公园的路,一步一步走向刑场。

他走得不紧不慢。沿途,他用中文和俄文高唱《国际歌》,声音从容,与那条路两旁的松柏一起,构成了一幅旁人看来极为怪异的画面。

到了中山公园的凉亭,行刑前,有人给他备了四碟小菜和一坛白酒。

他端起酒,自斟自饮,淡然一笑,说出了一句话:"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随后,他从凉亭起身,步行至西门外罗汉岭下。

眼前是一片碧绿草坪,远处是青山,四周是老松。他停下脚步,环视一圈,点头,说了四个字:"此地甚好。"

说完,他盘腿坐在草地上,对准枪口,含笑饮弹。

这个人,叫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曾两度在危急关头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就义时,年仅36岁。

他走得从容,留下的谜案,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把两个无辜的女人,一个送上了另一条死路,另一个送进了漫长的铁窗。

而这个谜案的真正答案,整整封存了四十四年,才等来了一份旧报纸,才等来了一个垂暮老人在弥留之际吐出的几句话。

那几句话,让所有听到的人,沉默了很久……



[一]【苏区末日:一支特殊的突围队伍】

要讲清楚后面发生的事,得先从1934年的秋天说起。

那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身患严重肺病,被留在了即将陷入敌手的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

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何叔衡、项英、陈毅等人。

主力红军前脚刚走,国民党军队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压过来。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一万六千余人,很快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山越打越小,路越来越难走,粮食越来越难找,局面一天比一天险峻。

就在这种危急情形之下,组织上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几个重要干部设法送出去。

2月初,中央江西分局接受陈毅的建议,决定护送瞿秋白转移脱离苏区,计划经香港辗转到上海隐蔽就医,同时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这个决定背后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瞿秋白的肺结核已经拖了多年,在苏区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好好医治,若继续留下来打游击,只怕人还没等到突围,病就先把人撂倒了。

与瞿秋白一起转移的,还有几个人。

何叔衡,湖南人,此时年近花甲,是这批转移人员里年纪最大的。

他资历极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党的"一大"。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同样不适合在山里继续打游击。

邓子恢,时任中央分局财政部长,从事财政工作,这次被派往永定县境内领导游击战争。

周月林,时任中央政府妇女部长,1906年出生,曾是一名普通的纺纱厂女工,后来参加革命,被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年9月回国到达瑞金,参加苏维埃政府工作。

她的丈夫梁柏台是司法部长,两人都是党内少见的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干部。

此次中央分局决定,由于周月林长期在上海生活并从事地下工作,熟悉沿途地形和联络方式,由她负责带着瞿秋白等人转移出苏区。

张亮,项英的妻子,此时已有六个月身孕,长途跋涉对她来说难度极大,但组织上决定一并带出去。

1935年2月11日,这支特殊的队伍从江西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同行的还有数十名武装护送人员。队伍的目的地,是先到福建,再经香港转上海。

走了八天,2月20日,一行人抵达福建长汀县四都镇琉璃村汤屋,在这里遇到了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的万永诚。

万永诚见到瞿秋白等人之后,做了一个安排:让他们一行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伪装成押送队伍,护送他们穿越封锁线。

这个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比较稳妥的。万永诚的妻子徐氏,也在安排接待的过程中,知晓了这一行人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其中有瞿秋白这件事。

2月21日,一行人进入上杭县的梅坑。

就在当天半夜,村口突然响起了枪声。驻扎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十四团发现了这支队伍的踪迹,分三路向山里包抄过来。

护送的警卫排和敌人在山里交火。战况急转直下,敌人越来越多,护送队伍边打边撤,慌乱之中,已经顾不上所有人了。

形势万分危急。何叔衡跑到最后,实在无法继续,不愿落入敌人手中,纵身从十余丈高的峭壁跳下,中弹牺牲。

邓子恢拔枪组织反击,边打边退,最终突出了重围,在永安县境内找到了游击队。

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一个有病,一个有孕,都无法快速奔跑。

他们滚下山坡,躲进了山脚的草丛中,想着能暂时藏身,等待机会。

没等多久,抄过来的敌军就发现了他们。

三个人,就这样被俘虏了。

被押往上杭县城的路上,三人偷偷商量对策,统一了口径:瞿秋白自称"林祺祥",说自己是医生,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走不到一个月;周月林自称"陈秀英",说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自称"周莲玉",说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是被红军"绑票"的。

三个人,三套说辞,都是普通平民,和共产党毫无干系。

敌方对他们进行了审讯。瞿秋白表现得极为镇定,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祺祥",那份气质和医生的身份说得上去,敌人一时没找到破绽,只对他们做了一般性关押。

就这样,三个人暂时保住了身份。

[二]【牢狱三年:铁窗里的孩子与煎熬】

被押到上杭之后,三个人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命运各走各的轨道,却又彼此牵连。

瞿秋白在狱中,依然没有停下来。他一方面继续以"林祺祥"的身份应付审讯,一方面想办法向外求援。

1935年3月9日,他以"林祺祥"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通过周建人辗转转给鲁迅和妻子杨之华,请他们设法保释。

上海那边,鲁迅收到信,大为焦急,和茅盾、郑振铎等人商议,同时通过蔡元培在国民党上层活动,想方设法营救。

杨之华也将信件上交组织,党中央在上海等地同时奔走。

然而,局面很快就被另一件事打破了。

先说张亮。她怀有六个月身孕,关在上杭监狱的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就在这时,上杭县城里有一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无子无女。

他听说保安团抓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起了心思,便花了一笔钱,将张亮以"娶妻"的名义保释出来。孩子出生后归他所有,张亮暂时做他的小老婆。

这是一件屈辱至极的事,但在那种处境下,它救了张亮一时的命。

周月林的机会则不一样。因为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正好当时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临近分娩,急需人手护理,于是周月林也被暂时保释出来,去照料产妇。

就这样,两个女人暂时离了狱,瞿秋白仍然关在里面。

但这种相对安稳的局面,只维持了两个月。

1935年4月10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国民党军第八师包围了中共福建省委机关。

在激战中,省委书记万永诚牺牲,他的妻子徐氏随几名战士往外突围,走到归龙山七里外,被敌人追上俘获。

敌方侦缉队审出了徐氏的身份,格外重视。

徐氏起初还能坚持,撑了一段时间,但终究熬不过酷刑,供出了关键的一句话:瞿秋白曾在她家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方向赶去。

这一条线索,让一个月前在上杭被俘、仍以"林祺祥"自称的瞿秋白,一下子浮出了水面。

上杭的敌人根据这条信息,迅速从被俘人员里找到了气质最为特别的那个"医生",又把此前曾在苏区当过收发员的叛徒郑大鹏秘密带来,在暗处指认。

郑大鹏毫不犹豫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身份暴露,瞿秋白也不再掩饰,他淡然一笑:"既然这样,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以前的呈文、供述,算是作了一篇小说的素材罢了。"

消息立刻上报福州绥靖公署,再报南京。蒋介石亲自发电给驻长汀的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求严加审查,并在随后下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与此同时,张亮和周月林这边,也因为与瞿秋白同行的关系,被敌人重新抓回了上杭监狱。

敌方推断她们二人既然与瞿秋白一同被俘,必然也有身份,于是对她们严加审讯。

任凭敌人采用各种手段,周月林始终对红军的任何机密守口如瓶,只承认是上级派给瞿秋白的随行医护人员。

张亮也没有向敌人供出任何实质性的情报,以妇道人家不懂什么为由一概推托。

敌人没有从她们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转押龙岩监狱。

龙岩监狱里,条件比上杭更为艰苦。就在这铁窗之内,张亮生下了她与项英的孩子——一个男孩,后来被取名项学成。周月林亲手为张亮接生。

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刚出世的孩子,在铁窗里艰难熬过了三个春秋。

这三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太多事。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就义,年仅36岁。



[三]【谣言漫天:一顶帽子扣下来】

瞿秋白牺牲的消息传开之后,党内外很快就有了一种最为直观的推断。

逻辑很简单:被捕的一共有四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找到了游击队,根本没有嫌疑。

剩下的,只有张亮和周月林——她们两个人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在监狱,两个月后瞿秋白身份暴露,她们却活着,还被释放出来了。

前因后果,一一对得上。

于是,"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这个说法,开始在各个层面流传开来。

不光是一般不明就里的人这么认为,在党内,知道这段经历的人,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判断。

这顶帽子扣得又快又稳。

1938年5月,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一些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陆续获得保释。

周月林和张亮,是靠着周月林丈夫梁柏台的一位故人——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任职的陈士明——出面疏通关系,才得以离开龙岩监狱。

这是1938年5月的事,距离瞿秋白就义,整整过了三年。

出狱之后,两个人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找到党的组织。

然而,过去的老关系已经因战争而中断,茫茫人海里找不到接头的门路。

周月林辗转打听到丈夫梁柏台的消息——她不知道的是,梁柏台早在1935年3月就已牺牲。

她带着张亮千里迢迢从福建赶往浙江新昌,从年迈的婆婆那里,才得知了这个噩耗。

两个女人,一个成了寡妇,一个拖着孩子,茫然地站在战乱中的土地上。

张亮后来决定独自去找项英。

她带着年幼的孩子,身上没有多少钱,一路打听,一路忍饥挨饿,从浙江一步一步走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起初军部在南昌,后来移到皖南泾县。那是1938年的事。

张亮就这样找到了项英。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内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之一。

他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红军长征后,他留守苏区,与陈毅一起在赣粤边境坚持了三年艰苦游击战争。

到193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

这是一个在党内有着极高地位的人。

然而,当张亮风尘仆仆地站在他面前,与丈夫阔别三年多的重逢,没有任何温情。

项英当时已经知道张亮被俘的经历,也已经听到了外面流传的那些说法。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妻子,没有说一句问候的话,只是问了那个最重的问题。

张亮当时的处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百口莫辩。

周月林不在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作证,一切都是她自己一个人的陈述。

她在敌人那里关了整整三年,没有招供任何实质性的情报,但这三年的经历,她没有任何可以出示的证明。

两人的那次相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

有人说,项英当场拔枪,打死了张亮,说法绘声绘色,流传甚广。

也有人说,没有这回事,项英给了张亮一些钱,让她带着孩子离开,之后张亮下落不明。

两种说法,截然相反,争了几十年。

无论如何,从那以后,张亮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那顶"叛徒"的帽子,却没有消失,而是越传越实,越传越重。

周月林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在上海过着极为平淡的生活。

她没有招摇,没有声张,只是一个普通人,混在茫茫人海里,等着岁月把那段往事慢慢淡化。

但那段往事,并没有要淡化的意思。

[四]【追索真凶:一张旧报纸与二十年铁窗】

1955年,一件事把沉寂多年的旧案,重新翻了出来。

这一年,中央决定将瞿秋白烈士的遗骸从福建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迁回北京,隆重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等亲自扶送灵柩入墓穴。

迁葬仪式完成之后,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为丈夫讨还公道。

这个请求立刻得到了重视。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开始调查当年究竟是谁出卖了瞿秋白。

专案组的思路,和当年大多数人的推断完全一致:当年与瞿秋白同行被俘的四个人,何叔衡已牺牲,邓子恢早已找回革命队伍,可以排除。嫌疑就集中在张亮和周月林两人身上。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将周月林逮捕。

那时的周月林,早已从当年的中央妇女部长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日子过得极为普通。

被逮捕那一刻,她并不是太惊讶——她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天,等着组织上来找她,等着把那段历史说清楚。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想。

专案组对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侦办和审讯。

她一再申诉,一再陈述当年的经过,一再说明她和张亮在敌人的监狱里从未出卖过任何组织机密,但没有人相信她。

被关押整整十年后,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罪名,判处周月林十二年有期徒刑,送往京郊劳改农场服刑。

十二年刑满了,她没有被放出来。鉴于"罪行重大",她被继续关押,1969年又被送到山西榆次女子监狱继续接受改造。

从被捕到服刑再到软禁,周月林在这个冤案里,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余年。

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二十多年里,无数次申诉,无数次被驳回。

她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但那个念头始终没有熄灭:她相信真相终归会出来,相信当年的事不是她做的,就一定能查清楚。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开始被重新审查。周月林再次提出申诉。

这一次,有关部门认真启动了复查程序。

调查人员在翻查旧档案的过程中,从一座尘封已久的档案库里,发现了一份1935年的旧报纸。

报纸的抬头,印着一行大字——"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

就这一行字,把四十四年前埋下的那个谜,彻底拨开了。

这份报纸是1935年4月10日发出的,清楚记录了国军第八师汤恩伯部在武平归龙山下俘获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徐氏、并由她供出瞿秋白身份的经过。

将这份材料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档案相互印证,所有的线索,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出卖瞿秋白的,不是张亮,不是周月林,而是万永诚的妻子徐氏,以及随后在暗处指认瞿秋白身份的叛徒郑大鹏。

张亮,周月林,从来都不是叛徒。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周月林无罪。

那一年,周月林已经七十三岁。她拿着判决书,久久不能说话,两行泪水慢慢流下来,差点滴到那张白纸黑字的文件上。

那是迟到了二十四年的清白。

但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个案子就此翻篇、水落石出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能说清楚:张亮,到底是怎么死的。

多年来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说她是被项英当场击毙的,说得有鼻子有眼,连项英事后说的话都有人"转述"出来。

但这个说法,既没有档案佐证,也没有亲历者的正式证词,更与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的亲口否认相矛盾。

而张亮送孩子去延安之后的下落,那段真实的经过,那个问题的答案——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始终是一片空白。

直到一个当年亲历此事的老人,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开口说话。

而当那几句话说出来之后,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才终于明白,张亮在延安的最后那些日子里,究竟经历了什么……自从瞿秋白慷慨就义,项英亲手击毙妻子的说法便四处传开,六十年光阴流转,当年亲历此事的老人在弥留之际,吐露了这段尘封已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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