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在大陆10年，我看见一个新世界”

2026年7月，上海崇明岛，一场两岸青年直播电商交流活动正在进行。刘乐妍坐在镜头前，手捧一颗地产黄桃，向两岸学员现场演示助农带货的实操技巧。而仅仅四个月前，她还在陕西黄帝陵公祭典礼上虔诚行礼，完成了一次沉甸甸的寻根之旅。

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十年前——2016年，因在脸书公开发表《我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刘乐妍在岛内遭遇铺天盖地的舆论围攻，演艺事业几近停摆。四面楚歌之下，她选择“奋力一跃”，跳出台湾，北上闯荡。

从北京跑组试戏，到扎根田间地头直播带货，过去十年间，她的人生轨迹不断重塑，自己也随之完成了一场深刻的转型。青海的枸杞鸡蛋、宁夏的盐池滩羊、四川的会理石榴、湖北的锦绣黄桃……十年里，她走遍大半个中国，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农产品，撑起了她的“安身”之基，而一路遇见的人与事，则悄然化为她的“立命”之源。

近日，观察者网与刘乐妍进行了一场线下对话，透过她的沉浮起落，窥见台湾统派年轻人在民进党政治操弄下的生存困境，也看到跨越海峡之后，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真实生长出的善意、尊严与无限可能。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外省孩子”：被“四个省份”养大的童年

观察者网：你的原名是“鄀婷”，我了解到这个名字源自你爷爷的祖籍“鄀县”，在今天湖北宜城。关于这个名字，你爷爷有告诉你更多想法吗？

刘乐妍：其实我的老家是湖北恩施宣恩县，但我的名字取自襄阳宜城的一处古地名“鄀县”。爷爷给我取名字的时候，想找一个既能代表湖北、又很女性化的字，最后就选了“鄀”。他希望我永远记得自己是湖北人。也因此，我小学做自我介绍时，总会跟同学说：“我叫鄀婷，因为湖北有个鄀县。”虽然我以前从没来过大陆，但我在台湾当了一辈子的湖北人。

观察者网：你小时候是家里老人带大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分别来自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四种口音和饮食习惯交织在一起，这种成长经历有什么趣事吗？

刘乐妍：小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只记得我们家买菜都专门跑去台北的南门市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外省人聚集的地方，有些菜在别处不容易买到。比如我奶奶吃的粽子不是闽南烧肉粽，而是浙江那种长长的枕头粽，里面只包一条肉。再比如我奶奶喜欢吃鳝鱼，而台湾人吃炒鳝鱼其实不算特别普遍。

经常有人拿台湾家常菜来问我“这是不是你们家的菜”，我就告诉他，那是台湾家常菜，但不是我们家自己的家常菜。后来我去浙江、江苏的时候，看到江浙菜都特别亲切，吃到长粽子、鳝鱼，觉得这都是家的味道。

我发现他们这一辈人在台湾度过了后半生，却一直没有忘记用自己的方式去思念家乡。我爷爷在台湾吃不到糍粑，就喜欢吃一种叫“麻吉”的东西，长得跟糍粑很像，沾花生粉吃——但他吃的其实不是麻吉，是他心里惦记的那个糍粑。

刘乐妍年幼时和爷爷奶奶的合照

观察者网：你爷爷是不是到老都没回过大陆？

刘乐妍：对，爷爷真的没回来过。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花钱请人帮忙找过老家，但那时候找不到。他一直跟我说，“我不叫刘启云，我叫刘永旺，来台湾的时候名字被人写错了”。他那么多孙子孙女，只跟我一个人讲了这件事。

他还教过我家里面的家谱。我小时候上书法课，他看到我的毛笔特别兴奋，说他以前都是用树枝写字，没用过毛笔，就跟我抢着练字。他教了我十个字：“国实宏太祖，家道永光昌。”他说这是我们的家谱，我是女孩子，名字不在里面，但我爸爸和弟弟都在里面。我当时才上三年级，但印象特别深刻，记到现在。

后来我把这十个字发到了网上，湖北省台办帮我找到了——真的在一块石碑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刘永旺”，还找到了他曾祖父的名字。找到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冥冥之中是爷爷奶奶在叫我回家。

我以前其实没打算来大陆，觉得台北就是世界的中心，我已经站在最繁华的地方了，还去什么大陆？我就是井底之蛙里的“天龙蛙”，要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奋力一跳，我也不会跳出那口井。但一跳出来，就觉得是爷爷奶奶在指引我回来。

观察者网：四位老人里面，最后有谁回来过吗？

刘乐妍：只有我奶奶回来了。她找到了亲戚回了江苏，那边还有她姐妹的孩子。那时候台湾经济比较好，奶奶就照顾他们，他们结婚的时候奶奶还给他们买电视机什么的。现在我到了江苏，只要喊一声“伯伯”就有饭吃，他们对我非常好。我觉得这些都是爷爷奶奶留给我的亲人。

观察者网：我记起有篇报道提到，你奶奶认为自己是江苏人，但亲戚说她是台胞，让她很伤心？

刘乐妍：对，来到大陆以后，你们一直叫我们“台湾人”，但我们在台湾也没有被当成台湾人，他们叫我们“外省人”。

在我小时候，他们一直说我是“外省小孩”，所以我从小就有“我是外省人”的认知。后来去上综艺节目，或者遇到政治正确的场合要讲闽南语——他们叫台语——我闽南语不太好，融不进当时主流的八点档电视圈。为了能活下去，我铆足了劲去学，现在虽然讲得不是特别好，但台语歌已经能唱很多首了。

观察者网：说到“外省”家庭，你小时候是在眷村长大的吗？

刘乐妍：我是眷村第三代。不过我出生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附近——那可是台北的地王，怎么可能让那么多穷人住在那里？要把穷人清退才能炒地皮。所以我出生的时候，眷村已经开始拆了，我们家后来搬到了南港“国宅”。

从大安森林公园附近（左边红圈所在位置），搬到南港“国宅”（右边红圈所在位置）

那时候的南港还不发达，不像现在都是新房子。搬过去的还是同一群外省人，闽南语在我们那儿行不通。选举的时候民进党根本不会来，因为那是深蓝的铁票区——我们那边的人都自认是中国人。因此小时候国民党就算出个西瓜，在我们那儿都能选上，新党也行，民进党占不到一点便宜。

因为两千户的小区在台北很少见，过来拉一次票就能拉到很多票，所以小时候新党和国民党逢选举必来，送面、送油、送脚踏车，我奶奶就带着我去打包菜。她特别热血，支持统一、想回家，新党的人来了她就去帮忙拉票——他们那一辈人从来没有忘记要回家，那时候在台湾都说自己是中国人。

观察者网：现在南港还这么蓝吗？年轻一代在统一议题上还像你奶奶那么热血吗？

刘乐妍：没有了。第一代、第二代开始陆续过世了，有的房子卖掉以后有一些外人住进来，所以南港没有以前那么蓝了。

至于年轻一代，其他人我不清楚，反正现在要找我去吃“选举饭”我都没兴趣。我20岁投票的时候其实不太关心政治，不太懂统一不统一有什么好处，大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只知道我是中国人。那时候都是奶奶压着我去投票，她离开以后就没人压我了。

我当时太小了，只觉得“这不是放假吗，为什么要去投票？”后来我才知道，当不当中国人关系很大——不当中国人真的行不通，台湾年轻人赚不到钱、活不下去、没前途，肯定要当中国人，大家团结在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我现在也特别热血，如果有人需要我拉票，我一定会站出来。

人生转折：因一篇长文出走台湾

观察者网：你前面说来大陆是“被逼到走投无路”，其中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6年那篇《我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吧？文章在Facebook上刚发不久就被迅速删掉了。当时是什么触动你写下这篇文字？

刘乐妍：当时在台湾说自己是中国人仿佛人人喊打，我觉得很奇怪——我是台湾人，也是湖北人，这都属于中国人，为什么要在“中国人”和“台湾人”中二选一？不能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吗？我就发出了这个疑问，写了这篇文章。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讨论，没有针对谁，结果骂我的人很多。我们家在台湾住了快七十年，对台湾是有贡献的，但这一切都被抹杀了；因“外省人”的身份，连祖宗十八代仿佛都要被抹掉。

《我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一文被Facebook删掉后，刘乐妍在微博作了回应

观察者网：他们骂你什么？

刘乐妍：最可笑的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跑来骂我，说“你怎么能为了钱说出这种话”。我说“我本来就是湖北人，我的本名‘鄀婷’就是湖北的地名。我们班还有叫‘湘婷’、‘皖珍’的同学，一听就是湖南人、安徽人，难道要把她们都毙掉吗？”我同学听完愣了一下就没再说什么了。我跟他硬刚到底，因为我觉得我没说错什么，为什么要害怕。

观察者网：看之前的报道，你弟弟当时同你说过“这种话放在心里就好，干嘛讲出来”。你是否还记得你是怎么回他的？

刘乐妍：我弟弟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其实跟我的家国认同最接近，但他比较怕事，觉得我惹出很多麻烦。他说“你觉得是中国人放在心里就好了，何必要讲出来呢？”，但我觉得我是中国人这件事，跟你问我男的女的一样——我是男的就是男的，是女的就是女的，我没有不男不女。哪国人和性别一样简单，为什么要模糊呢？

我觉得做人得坦荡，时间会证明一切，到最后他们会发现我说的都是对的。

观察者网：他的质疑，背后可能是一个群体困境。这些年来，不止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师和我对话时提到过这一问题，就是如果想一直在台湾发展，但政治表态与民进党当局的主张相悖，就可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不一定都是进监狱，但日常生存空间会被压缩，如学术评价、职位晋升等等很有可能会被“穿小鞋”。

刘乐妍：对，他们会被针对、被迫害。所以我也鼓励他们“跳”出台湾、来大陆。

观察者网：文章出来后，经纪人建议你来大陆，那时你有犹豫过吗？

刘乐妍：有点害怕，但想想又没那么怕。我之前去过美国，一句英文不会也回来了；去日本也不太会讲日文，也是好奇去看看；大陆通中文，想想应该没事吧？！我先去的北京，觉得首都应该最安全，就鼓起勇气来了。一开始确实害怕，但沿路真的遇到很多好人——虽然北京也有坏人，但好人更多。

观察者网：他们给你提供了什么帮助？

刘乐妍：他们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台湾的”，光听到这句话，大家就都是好人了。你都不知道大陆人对台湾人的善意有多大，一听说我是台湾人，路边吃烤串的都会叫我坐下来一起吃。

在北京生活时的照片

观察者网：我看到你来大陆大概三个月后就说“我知道自己喜欢生活在这里”。岛内对大陆的描述和现实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来大陆后，你的哪些认知被颠覆了？

刘乐妍：来大陆前，有人骗我说在火车站别跟人讲话，小心被卖给农村老光棍或者肾没了。因此2016年到北京，在火车站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装哑巴。

有一次在北京西站附近，我拎着大行李搬不动，一个大哥说“姑娘，十块钱，我帮你拿”，我装哑巴自己搬。他后来说“算了，不要你钱”，拉着行李就走。我以为要抢行李，结果他一到西站放下行李就要走。我当时觉得特别羞愧，他看起来像流浪汉却先伸出援手，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后来我请他吃了一盒18块钱的盖浇饭。

来大陆三个月我就知道不会回去了——机会太多了，只要努力就有饭吃。不像台湾市场太小，在这里可以看得见未来。跑戏的时候虽然没后台，但每个戏都比台湾大很多，角色也多，拿不到女一也能拿女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要努力就有活干。

观察者网：天高地阔任鸟飞。

刘乐妍：对。

观察者网：你先到北京，后来又去了河北燕郊……

刘乐妍：在台湾我就知道演员都去北京，因此我一开始是奔着北京当演员去的。但因为那时候太穷了，又不习惯合用厕所，所以就越租越偏。燕郊的房子租得起，还有独立厕所，我就很开心地住下来了。住了几个月才发现那里不是北京，我以为自己是北漂，弄半天原来是“河漂”。本来觉得挣北京的钱回河北花也挺好的，要不是疫情打断了这个平衡，我现在还在燕郊住呢。

观察者网：当时燕郊房租一个月多少？

刘乐妍：700元。

观察者网：我记得那时关于你的一篇报道里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你连两三页纸的简历都不舍得打印。

刘乐妍：对。在台湾我起点挺高的，大家找我都知道我是“F4”的Fanny，我没跑过组，连自我介绍视频都没拍过；来大陆没人认识我，要拍资料卡、做自我介绍视频。

打印一张铜版纸的自传要三块钱——三块钱我能吃一碗方便面了。当时我常吃麻辣香锅方便面，三块五一碗，那就是一顿饭，万一导演不用，把我的简历拿去卖废品，我多心疼。所以我不印，想办法当面去试戏或给电子版。

后来疫情期间，有个副导演没戏拍，家里一堆资料卡拿去卖废品，借我车去卖了几百块。我心想，还好这种东西我从来不印。

在北京跑组时的影像记录

观察者网：从台湾到河北，生活落差挺大的。记得你说过，你在台湾服装有人赞助，出去吃饭拍个合照签个名就可能被免单了；而到了河北，得吃盒饭、不断试戏，那时候后悔过吗？

刘乐妍：也没有，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写了就写了，敢作敢当。虽然来大陆没有赞助了，但这里生活必需品价格控制得很合理，只要不铺张浪费，不至于吃不上肉，作为普通人完全可以负担。

最爽的是水电费。台湾电费多贵啊，很多台湾人吹不起空调，比如11年前我家51平米，开客厅空调，夏天月均电费约600元人民币；现在我在银川住三房两厅两卫，随便开空调一个月顶天也就200块。

再比如，在台湾，我没有吃大蒜的习惯，因为一斤大蒜大约要60块人民币——60块在大陆都能买一斤盐池滩羊了。刚来大陆发现吃面吃饺子大蒜都不要钱，觉得好豪横，后来也学会了吃蒜。

在大陆待久了回台湾，哪哪都不习惯，台湾的物价对普通老百姓确实不太友好。就算现在给毕业生5万台币月薪，三颗西红柿就要300块，物价通胀幅度早就超过工资涨幅了，大家还是活得很辛苦。来大陆攒下的钱更多，不用花太多钱就能活得体面有尊严，只要不铺张浪费，吃肉吃水果用电都没问题。

观察者网：从离开台湾到现在快十年了，你台湾的亲戚朋友，包括妈妈、弟弟、让你别说的那些朋友，这十年里对你的态度有变化吗？

刘乐妍：先讲一个朋友，他当了18年民进党党员，我们一聊就吵架。我刚来的时候他说“刘乐妍，我看不起你，你为了钱胡说八道”，结果疫情期间他跟我说“我错怪你了”——他们其实对共产党认识不多，但看到疫情期间对民众的保护、疫苗研发都很靠谱。大陆的疫苗安全有效，而台湾的“高端疫苗”却打死很多人，他甚至说“让共产党带点疫苗打过来吧”。

他后来终于承认误会我了，说想来大陆看看但又很害怕。我说“‘馆长’以前是蔡英文的爪牙打手，来大陆大家都能接纳，更何况是你？只要你愿意用心去看，大陆真的很温暖。”

他终于愿意放下成见来亲近，这是我这十年最大的感动——民进党的内斗贪污舞弊他都看在眼里，他自己觉醒了。他虽然不说自己是中国人，但知道祖上全是福建人。我同他说，“你愿意来，我一定张开双臂拥抱你回家。”

观察者网：他为什么对大陆这么恐惧？

刘乐妍：因为他当了18年民进党党员，他以为大陆人都会伤害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和他说，“即使要‘斩首’也是台上那几个，你这么个小萝卜头谁会伤害你？”虽然他曾经支持过民进党，但觉醒的人我们当然欢迎，这不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吗？

观察者网：说完他，谈谈你的家人。你家人对你的态度是否有改变？

刘乐妍：其实我也没太多家人了，爷爷、奶奶、爸爸都不在了，还有一个活着的妈妈。我这几年都没怎么公开提到过她，因为我每次上新闻，就有人去为难她。她也叫我不要太激烈，就算知道民进党有什么问题也别直接骂，会影响到她。这几年我自己工作忙，没空关注台湾新闻，也就骂得少了。

观察者网：这也是咱前面说到的群体困境的部分表现，不只是勇于发声的人被刁难，周围的亲友也会被“1450”等等攻击、“开盒”，生活受影响，进而对发声表态的人施压。而且，这种施压策略，可能会比直接打击个人更有效。

刘乐妍：对，如果家人朋友有做生意，“1450”会故意给店铺差评，门面线下也会经常被查水表、查消防、查安检，没法做生意。所以现在很多人只是心理认同，不敢发声。

职业生涯：从“女F4”到“助农主播”

观察者网：很多大陆观众认识你，可能是因为你后来的一系列新闻，不知道你最初是以台湾女团“F4”（Fantasy 4）的团长身份出道的。回头再看那段偶像团体的经历，它给你后来的演艺生涯和人生带来了什么？

刘乐妍：我们那个团体是靠身材出道的，我胸跟头一样大，从小就这样，我从不否认，那是我的本事，你行你上。但现在光靠胸大死路一条，还要勤劳努力敬业。如果有导演需要我演性感角色我不会推辞，但平时在农村工作蚊虫太多，都包起来了。

在云南新平县卖甘蔗

总的说来，那段经历让我感恩——这是祖上保佑，留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比普通人容易赚到钱活下去。

观察者网：疫情后你开始直播带货。从艺人到主播，这个跨度很大。

刘乐妍：疫情的时候没什么工作，我开始学做自媒体。后来实在没收入，就找了个班上，做直播带货。很幸运转行早，现在带货四年了。

观察者网：很多主播什么产品都卖，但看你的直播间侧重于助农，你也因此深入河南、浙江、宁夏等地的田间地头。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相对更辛苦且利润微薄的赛道？

刘乐妍：一开始是公司安排的。老板拖欠工资以后我自己干，选择不多，连办公室都没有，做农产品到果园里一站，960万平方公里都是我的直播间。

农产品简单，而且我喜欢这个工作——做助农，我去过全中国超过99.99%的人没去过的地方，很多特产都没见过，算是有见识了。

以前我对大陆的认知只有北上广深，但越去偏僻的乡村越爱国。看北上广深觉得富得流油没有触动，到农村才发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真的在干实事，一线干部都在帮农民创造收入。

我去过一个养鸡场，是村集体开的，因为太贫困要帮村民脱贫，就开了养鸡场让大家有工作，鸡卖出去一起脱贫。干部为销量操碎了心，却不拿钱，村书记在打包、干活，也都不要钱。我在台湾生活一辈子，没看过国民党哪个干部为我创造过收入，特别感动。

刘乐妍：“到果园里一站，960万平方公里都是我的直播间。”

观察者网：这里问一个业务问题，助农对接中要注意什么？作为一个助农主播，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

刘乐妍：很多老一辈农民不会开抖音店铺，多是家里有上过学的年轻人帮忙运营。需要和他们，尤其是对老一辈提醒，发货要筛选，只有一级果才能发电商，稍微残次的可以走线下，拿到菜市场当面交易；果子不分档次一股脑地发货，大家都会出事。很多老人打包发货，觉得水果坏一点但还能吃，就发出去，这是不行的。得有年轻人把关，要懂互联网生意。

在这方面我栽过跟斗，农户不赔我自己赔，直播间粉丝收过我的赔付，都是实名支付宝打款。也因此，我会倾向于选择有自有果园的，他们会更爱惜名誉，更希望来年有客复购，这也就等于爱惜我的名声。如果没有自己的果园，我会害怕他们被第三方供货商坑，间接把我坑了。

观察者网：老板跑路后你自己当老板，现在带着团队，手持三个直播账号。从给别人打工到为自己打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乐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痛恨拖欠工资，看不惯老板有钱不发的、恶意苛扣的。现在我都是每月1号就发上个月的工资，一天不压。我也不让员工垫付，给放两三千块备用金，算好就行。虽然公司不大，但我讨厌的事在我这儿不会发生。

直面争议：舆论漩涡中的坚守

观察者网：一路走来，你也承受了很多非议和谣言，接下来我们会重点讨论几条。第一条，曾有人造谣你在拍戏时被“潜规则”。面对这些传闻，你为什么会选择公开强硬回击，甚至不惜打官司？

刘乐妍：我确实遭遇过，有人想“潜规则”我，但我没答应。如果我真被“潜规则”了，肯定不敢讲，因为还没嫁人；但没受害，他们不要脸，我给他们留什么脸？我“撕”过两个，“撕”完就没人敢惹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可以不红，但不能勉强我。

而且，大陆很大，只要不犯法，没谁能封杀谁。曾经有个姓田的制片人说要封杀我，我把他的所作所为写网上直接刚。后来得知他因为强奸女演员进监狱了。

娱乐圈“女神”很多，我是“女侠”，手撕人渣。我戏拍得少，不靠他们吃饭；但如果拍戏，意味着剧组里肯定有好人——这十年里我演的每个角色都来得干净清白，你可以说戏不好看，但不能说剧组烂，因为剧组里一定有正直的好人，我才能在里面。

观察者网：之前你提到“大陆厕所没有门”，在微博上也引发一些讨论，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带有很强的攻击性。

刘乐妍：是的，没做三农主播之前我对厕所非常介意，前面也提到，我会特地租有独立厕所的单间。但后来去了农村，有的地方连厕所都没有，只能野外找个隐蔽的地方解决，这些地方去多了，我也就习惯了，再或者出门前干脆少吃少喝。

大陆太大了，我刚来的时候认识很狭隘，以为所有城市都一样；现在见多识广了，能理解有些地方真的建不起。

刘乐妍：“在黄土高坡的牧民家里，我们卖他们家的羊，因为附近没有商店，所以牧民给我们做饭。”

观察者网：另一件事是2025年你被台湾地区“陆委会”点名，你当时在微博上非常直接地进行了回击。你曾说“你倒是抓呀”，这种毫不畏惧的底气来自哪里？

刘乐妍：民进党大官骂我，我全骂回去；“陆委会”点名，我也干回去。谁欺负我，我就怼谁。支持统一是犯法吗？爱自己的国家、爱共产党，哪条法律说不行？实际上他们也没来抓我，“会叫的狗不咬人”。

观察者网：从在台湾被“1450”攻击，到在大陆被误解，经历这么多争议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是否曾觉得自己“两面不讨好”？

刘乐妍：刚来的时候有一点，现在我很喜欢我的身份。我在台湾当了一辈子湖北人，回湖北宣恩他们也叫我台胞，但还是对我很好。

有件事让我特别感动：我湖北老家的亲戚有困难，有领低保的、有残疾的。有一天他们打电话谢谢我，因为我是台湾人他们是台胞眷属，宣恩县台办去看他们，过节发了500块钱和米面粮油。我觉得很惭愧，说“别谢我，应该谢谢党、谢谢国家”。国家因为他们是台胞眷属又贫困就特别照顾，让我特别感动。

展望未来：扎根大陆到老

观察者网：你曾说过你的梦想是获得“三八红旗手”。这个梦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有些意外，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刘乐妍：因为看到之前有位主播凭借助农拿下省级的“三八红旗手”，发现原来助农也可以获得这么高的肯定。她拿省级的，我拿个县级的也行。

其实，我坚持助农，一部分因为心心念念想要获得这一荣誉，另一部分意义也是来源于工作本身。

有次去一个小农户家卖水果，他们第一次接待网红，全镇都来看。下雨了，种果子的爷爷借了把大伞站旁边帮我撑伞，我卖多久他撑多久。我说“不用，太累了，我要直播5个小时呢”，他说“不累，你卖我种的果子，我高兴”。我那时会愧疚我怎么这么不红，再红一点把全镇的果子都卖了。那个地方生活条件不好，但能感受到很多善意——比如前面提到的厕所问题，他们知道我不习惯旱厕，每次都有人带我去自己家里上，再或者替我把风。在这里我的存在很有意义，他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相互共生一起成长。

涿州发生洪灾时，刘乐妍携手湖北企业驰援涿州。

观察者网：从宁夏葡萄酒到各地的特色农产品，你的助农版图在不断扩大。对于未来，你个人和事业上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待？

刘乐妍：现在工作不好找，所以我特别珍惜助农主播的活儿。我这人又特别“卷”，休息两天就不踏实，要把时间排满才有干劲。

而且，我现在开了小公司，招了员工，就要对他们负责；公司再小，也是责任。几个妹妹跟着我，她们跟我很合得来，有个还跟我出生入死——我出差开车撞车三次她都在车上，车头全毁她都没事，那是生死之交。希望公司能不倒闭，我们一起退休。

至于个人生活，没结婚不知道扎根在哪，想等找到对象挨着他买房。我去问了土地公，是“先找对象再买房”还是“先买房再在附近找对象”，它也没给我答案。目前我只知道一定会在大陆买房，要老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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