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瑞士那间房的窗半开着，风吹进来，窗帘一下一下地鼓。
床单白得晃眼，我看着天花板，手边的针管就搁在托盘里。
门外是赵贝拉的脚步声，她轻轻敲了两下。
我没应。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了第九遍，屏幕上跳着程莉的名字。
我伸手想关机，门突然被撞开，赵贝拉冲进来，脸白得像墙上的石灰，手里攥着一份传真件：“程先生！你妹妹说……你那份病历是假的！”
01
医生把片子插到灯箱上，手指在上面划了划。
“这里，看到没有？阴影区域很大。胰腺癌，晚期。”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挺平稳，像是每天都在说。
我盯着那个阴影，看了很久。
灰色的一片，就像冬天没有晾干的抹布。
医生后面说了什么我没怎么听进去，只记得他说“三个月”
“通知家属”
“做好心理准备”这几句。
出了诊室，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半天。
走廊里人来人往的，有人推着轮椅，有人提着尿袋，还有孩子在哭。旁边的老太太一直在咳，咳得整个背都在抖。我坐得屁股都麻了，手机才响。
是程波。
“哥，那房子的事怎么说？我那笔债真的急。”
我说等我消息就挂了。
程波这人，从小就这样，说话永远踩着点找你。
我妈走那年他没回来，说是在外地谈生意走不开，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外地赌钱输了二十万，怕回来被骂。
那次我妈在病床上还念叨他，念叨了大半宿。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得很慢，像脚底下粘了胶水。
外面太阳挺大的，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从兜里摸出那张银行卡，卡里有四十七万，是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加上那套房子，大概能凑够两百多万。
瑞士那家机构的网页我看了好多遍，一个人去，全流程下来大概两百万出头。
够了吧。
我算了算，够了。
那天晚上我回了出租屋。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租了五年了。
我跟吕薇离婚后就没再买过房子，这些年一直租着。
客厅的茶几上堆着几个泡面盒子，还有没洗的杯子。
我坐在破沙发上，又在手机上搜了一次那家机构。
页面是英文的，有个“预约咨询”的按钮，我盯着看了一根烟的工夫，点了下去。
填信息的时候，我在“家属联系人”那栏犹豫了一下，还是空着了。
提交完，我把手机扔在茶几上。屋里就剩我自己，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的响声。
三天后，机构回复了。
邮件写得很客气，说我的申请已经通过初步审核，下一步需要上传病历和相关证明，然后评估。
我把医院给的那份诊断书拍了照，一张一张传过去。
传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手有点抖，但心里反而没那么堵了。
那个星期我请了年假，没去上班。每天就是躺在床上发呆，偶尔起来煮个面。单位没人知道我查出什么病，我跟谁都没说。
程莉打过一次电话，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工作忙。
她说哥你声音怎么不对，我说感冒了。
她没再追问，只说让我注意身体。
程莉这人细心，但她从不逼问，这是我们家的相处方式——什么事情都藏着掖着，谁也不问到底。
我妈走那年也一样。
她进ICU以前，谁都不知道她病得那么重。
她瞒了半年，常跟我们说“没事，可能就是累着了”。
直到有一天她在家晕倒，送医院一查，肝癌晚期。
三个月后人就没了。
我有时候想，我这性格，大概就是从我妈那遗传来的。
两周后，机构那边通过了，让我办理汇款和签证。
我请了假，开始办卖房。
房子是我十年前买的，两室一厅，八十平米，在五楼没电梯。
当初买的时候花了三十多万，现在涨价了，能卖一百二十万左右。
中介说挂出去很快就会有人看，让我把屋里收拾干净。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家里的东西该扔的扔了，该打包的打包了。
翻到衣柜最底层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是跟吕薇的结婚证。
红色的皮子，上面印着金色的字，翻开是我俩的合影，脸贴着脸，笑都挺开心。
我看了好一会儿，又把盒子扣上了。
吕薇现在在城南开了家小饭馆，听说生意还行。离婚十年，我们没再联系过。我一直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卖房的消息放出去以后，看房的人陆陆续续来了几拨。
其中一个年轻姑娘看上了，当天就拍板要买。
签合同的时候她问：“叔，你这房子挺好，怎么要卖？”我说要出国。
她点点头没再问。
手续办了半个月，钱到账那天，我看着银行卡里突然多出来的一百二十几万，脑子里什么都没想。
转天就去了银行，把全部的钱都换成了瑞士法郎，按机构的要求汇了过去。
回来的路上，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天边一片橘红色。
我站在路边抽了根烟，抽完给程波转了十万块。
给他发微信：“房子卖了，这些你先拿着，别瞎搞。”
程波很快回了：“哥你真好，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饭。”
我没回他。
又给程莉转了十万。
她收到以后打电话来：“哥，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没啥，就是想给。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说没有，就是手上有点闲钱。
她不信，但也没再追问。
接下来是程保国。我父亲。这个叫了我四十七年“儿子”的男人。
我给他打了电话，说要去国外待一段时间，项目考察，可能得好几个月。
他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问我去哪。
我说欧洲。
他又嗯了一声，说：“那边冷，多带件衣服。”声音很小，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
我说好。
电话断了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窗外的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亮了，橘黄色的光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02
机票订的是后天的，直飞苏黎世。
出发前一天，我去了一趟吕薇的饭馆。
饭馆不大，门脸窄窄的，上面挂着“吕家小馆”的牌子。
我到的时候快两点了，不是饭点，里面就两桌客人。
吕薇正在柜台后面算账，听见有人推门进来也没抬头。
“吃啥？”
我说我啥也不吃。
她这才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十年没见了，她变化不大，就是眼角多了几道皱纹，头发剪短了，比以前干练了些。
“你怎么来了？”
我走过去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她也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把账本合上。
“路过，来看看。”
她盯着我看了挺长时间，像是在找什么。然后她说：“程磊，你这几年老了很多。”
我没接话。
“听说你把房子卖了？”
“嗯。”
“你要去哪？”
“欧洲。”
“干什么去？”
“总呆着也闷，出去转转。”
她盯着我，眼神跟以前一样，能穿透人。我以前最怕她这种眼神，好像什么都瞒不过她。
“程磊，你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她看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才移开。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后厨，端了一碗面出来，放到我面前。
“吃吧，吃完再说。”
碗里是西红柿鸡蛋面，汤红红的，上面漂着点点葱花。
是她最拿手的。
以前我俩还没离婚的时候，每次我出差回来，她都会给我做一碗。
我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塞进嘴里，咸淡刚好。
“好吃。”我说。
吕薇没说话，就坐在对面看着我吃。
吃到大半碗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是程波。我没接，按死了。他又打过来，我又按死了。吕薇看着，没问。
“你跟程波还有联系？”她问。
“有。他最近又赌了。”
“她知道了也没劝劝？”
“劝不动。”
吕薇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她太了解程家了。她也太了解我了。
吃完面，我又坐了会儿。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桌面上铺了一层。我看着那道光，觉得挺暖和的。
“我得走了。”
“明天走？”
“后天。”
吕薇站起来，走到柜台边，拿了个保温杯出来。她打开盖子，往里面倒了热茶，然后把盖子拧紧，递给我。
“路上喝。”
我接过保温杯，感觉到手掌上传来的温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会做这种事。
“吕薇。”
“嗯？”
“这几年，过得好吗？”
她看着我，笑了。笑得很淡，嘴角动了动。
“过日子呗，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点了点头，转身推开门出去。
“程磊。”
我回头。
吕薇站在门口，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模糊。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还是说了：“你……注意安全。”
走出那条街的时候，我把保温杯放在包里，看了看手机。程波又打了三遍，还发了条微信：“哥，十万不够，你再给点呗，我这边真急。”
我没回。
转天一早，我把出租屋退了，把钥匙还给房东，背着一个小行李箱出了门。
屋子里干干净净，就像从没人住过。
我拖着箱子走在楼道里，脚步声一下一下的，在楼梯间里来回弹。
去机场的路上我给程保国打了个电话。
“爸，我今天飞了。”
“到了给你报平安。”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磊磊，在外头别省着，吃好点。”
我说知道。
他的声音很老，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忽然想起来，他今年应该七十一了。
这个年纪，换到别人家，早就该享清福了。
但他还在一个人住在老家那个老房子里，每天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
我妈走后，他就一直那样。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的城市一点一点变小。房子、街道、河流，全都变成了一条线，接着就看不见了。我想着，大概这辈子都看不见了。
到了苏黎世，机构有人来接。是个华人姑娘，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短发，说话很客气。
“程先生，我叫赵贝拉，这边负责跟您对接的。”
她帮我办了入住，又说了一些注意事项。说话的时候她一直在看我，后来忍不住问了一句：“程先生，您看起来不像……生病的人。”
“病历不会错。”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但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那里面带着点疑惑，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03
到了瑞士的第二天，我按照流程做了心理评估。
接待我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德国医生，他会说一点中文。
他问了挺多问题，比如我为什么来、家人都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牵挂。
我说没有牵挂。
他看了看我，又问了一遍，语气更温和了些。
我说真的没有。
评估结束后，赵贝拉把我带回房间。路上她跟我说：“程先生，您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终止流程。这里不是监狱。”
“我知道。”
“很多人在最后关头都会犹豫。这很正常。”
我说我不会犹豫。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瑞士的晚上很安静，窗外能看到远处的雪山。
我坐在床上，把手机拿起来，屏幕亮了一下。
微信上好几条未读，程莉发了四五条，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程波也发了一条，又是要钱。
还有一条是陌生号码发来的，归属地显示的是老家。
我没点开，直接把手机扔到了一边。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
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的事情。
其实我很少回忆过去。
这些年我一直把自己活成一堵墙，不管什么事都往里砌，外面看着整整齐齐，里面压着的东西从来没翻出来过。
但那天晚上格外清晰——我妈走的那天。
那是个秋天，外面的树叶黄了一半。
我在医院陪着她，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两只眼睛深深陷进眼眶里，像两口枯井。
她抓着我的手，指甲抠进我的肉里，很疼。
她嘴唇一直在动，声音气若游丝。
“波波呢？”
我说他还在路上。
“莉莉呢？”
也还在赶路。
她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进耳朵里。
那天医院的窗帘是蓝色的，被风轻轻吹起来，像水波一样晃动。
她就一直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我还记得当时我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想给她润润嘴唇。
手刚碰到杯子，她突然抓紧了我，力气大得吓人，然后我感觉到那股力量一点一点消失了，就像沙子从指缝里漏掉。
我妈走了，眼睛没闭上。
程波是第二天下午到的。程莉当天晚上到的。两个人看到我妈的遗像，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靠着墙，没有哭。
火化那天，程保国站在最前面，整个人像个木桩子，一动不动。
出殡回来那晚，程波来找我说妈的存折不见了。
我问里面有多少钱，他说大概五六万。
我说那是我给妈的养老钱，让她给自己留着花的。
他说那也得找出来分了。
我说不用分，那钱你想办法找找就行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我就是放不下这些。
房间里的暖气开得很足，可我还是觉得冷。我起身倒了杯热水，端在手里，看着杯子里的热气一点点升起来。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机构那边已经把程序排好了。明天下午两点，医生会过来，把药配好。注射可以由我自己来操作，也可以由他们安排。我选了前者。
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看微信。
置顶的对话是程保国的，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我发的“已到”两个字上，他没回。
我想了想，又发了一条：“我挺好的，别担心。”
发完我就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窗外的雪山在月光下泛着一层淡淡的蓝光，像凝固的海浪。我看了很久，后来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赵贝拉敲门送了早餐。面包、培根、一杯橙汁。我看了一眼，没动。
“程先生，您要不要出去走走？天气挺好的。”
我朝窗外看了看，阳光亮得刺眼。
我穿上外套，走出房间。
楼下有个小花园，种着一些我不认识的花。
草坪修剪得很整齐，有一张白色的长椅放在角落里。
我走过去坐下，闭上眼睛，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在这坐了很久，久到赵贝拉又来了。
“程先生，一点二十了。流程两点开始。”
我睁开眼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着的草屑。
“走吧。”
回房间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电梯里，赵贝拉忽然说：“程先生，您确定不跟家里人再联系一下？”
“不用。”
“那您有什么话想留给他们吗？我们可以……”
“不用。”我打断她。
电梯到了，门打开，我走出去。
走廊的灯是暖黄色的，壁纸上有一些碎花图案。
我走在上面，脚步声很轻，像踩在棉花上。
房间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在了。
医生和另一位护士，两人都穿着白大褂。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
医生用英语问了几句，赵贝拉翻译给我听：“程先生，这是最后一遍确认。您自愿选择以医疗协助的方式结束生命，对吗？”
“对。”
“您确认自己了解所有后果，并完全出于个人意愿，没有受到任何胁迫或影响？”
“确认。”
“好。那么这是您的药。您可以自己操作，或者由我们来。”
桌上摆着一支注射器，里面的液体无色透明，在灯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旁边还摆着消毒用的酒精棉和止血带。
我把手伸出去，放在桌上。
“我自己来。”
04
医生点了点头，退后了一步。
赵贝拉站在门口，看着我拿起酒精棉，开始擦拭左手肘弯处的皮肤。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酒精凉凉的，擦在皮肤上有点刺痛。
“程先生，”赵贝拉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我可以跟您说几句话吗？”
“说吧。”
“您……”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您家里人对您挺在乎的。您妹妹昨晚又打了电话来，问你在这边好不好。她好像很担心。”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
“她打了几次？”
“昨晚三次，今天早上又打了一次。她说请您务必接电话，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您。”
“不用接。”
“她说您父亲住院了。”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酒精棉就捏在指尖。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又开始继续擦，把胳膊上那片皮肤擦得凉透了。
“什么病？”
“她没说。她只是说很急，让您一定要回个电话。”
我没说话。我把酒精棉扔进垃圾桶，拿起止血带缠在胳膊上，绑紧了，鼓了鼓拳头，胳膊上的血管就凸起来了。
“程先生……”
“我知道了。”
我把针管举起来，对准了那根凸起的血管。灯光从侧面照在针管上，里面的液体看起来跟水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盯着那根针尖看了很长时间。
“程先生！”
门突然被推开，撞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手一抖，针管差点脱手。
赵贝拉冲了进来，手里攥着一张纸，纸还在抖动。她的脸白得像张纸。
“你……你不能……”
她把纸递到我面前，手指关节泛白。
“你妹妹传真过来的！她说你的病历……你的病历是假的！”
我看着她，脑子一时间转不过弯来。
“你说什么？”
“你弟弟程波！他改了你那份病历！你根本没有胰腺癌！这是你妹妹拿着你之前的体检报告去别的医院复查的结果，上面写的是肝部血管瘤，良性！你根本没得绝症！”
赵贝拉的声音越来越快，说到最后几乎是在喊。
我把针管放在桌上，接过那张纸。
纸上是复印的内容，字迹有点模糊，但能看得清楚。
上面是一份会诊意见，落款是省人民医院，诊断意见栏里写着：
会诊意见：患者程磊，男，47岁。
既往体检报告提示肝右叶低密度影。
经我院影像科、肝胆外科联合阅片，结合近期复查结果，意见如下：该阴影病灶性质为肝血管瘤（良性），未见恶性病变证据。
目前无需治疗，建议定期复查。
下面盖着红彤彤的印章。
我看了三遍。
每一遍，都觉得那些字像针一样扎在眼睛里。
赵贝拉走过来，把手机举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个视频通话的界面，对面是程莉的脸，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核桃，看见我的一瞬间，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哥！哥你接电话了！你别走！你千万别走！你回来！”
我张了张嘴，声音都是哑的。
“莉莉……”
“哥！程波他害你！他害你！他让你卖了房子给他的赌债还账！那个病历是他找人改的！我打了好多天的电话你都关机！我都快急疯了！幸亏我找到了机构的前台电话……”
她后面还在说，但我听不太清楚了。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又抬头看了看桌上那支针管。房间里很安静，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床单上铺开一大片金黄。
赵贝拉还站在我面前，眼圈也红了。
“程先生，您……其实没病。可以回家了。”
可以回家了。
这四个字，像是一块石头砸在我胸口。我从来没想过，还能活着回去。
我拿起手机，看着屏幕上程莉哭花的脸，突然觉得鼻子发酸。我使劲忍着，但眼眶还是热了。
“莉莉。”
“哥，我在这。”
“咱们爸……怎么样了？”
程莉的哭声一下更大了，她捂着嘴，肩膀一抖一抖的。
“爸住院了……尿毒症，晚期……医生说，除非有合适的肾源……”
她又哭了几声，然后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使劲擦了一把脸。
“哥，你回来！你赶紧回来！咱爸在ICU里躺着，一直喊你的名字！”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
“我回来。”
05
我站在洗手台前，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接了凉水往脸上泼了几把。
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挺狼狈——眼窝深陷，胡子拉碴，嘴唇干裂。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人，觉得陌生。
我活着回去了。
坐上回国的飞机是第二天一早的事。
赵贝拉帮我改签了机票，又联系了机构那边把后续流程终止了。走之前，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是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一位专家的名字和电话。
“程先生，虽然您的病是假的，但您身体确实有那个血管瘤。就算不是恶性的，也建议您回去复查一下。”
我收下名片，说了声谢谢。
她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又问：“程先生，我能问一句吗？”
“问吧。”
“您家里人……为什么这么对您？”
我看着她，没说话。她大概也意识到自己问了个不该问的问题，赶紧说：“不好意思，我不该问的。”
“没事。”我说，“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那些雪山渐渐变小、变远。和来的时候不一样，这一次，我心里装了太多东西。
程波。
他怎么敢的？
那份病历是他陪我去医院拿的，一路上他一直在说房子的事。
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我得了绝症，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满脑子都是钱。
后来想想，他大概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份病历是假的，配合着演戏而已。
我拿出手机，翻开微信。
程波的聊天框还在，最新的三条消息都是要钱的。
我往上翻，发现他发的消息里从没问过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吃什么药——他关心的从来就只有钱。
我又翻了翻程莉的。
程莉前两天发了条朋友圈，只有一句话：“该来的总会来。”下面配了一张医院的走廊照片，没别的话。
还有一条，是吕薇三天前发的。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片，是那碗西红柿鸡蛋面的照片，跟那天在我面前放的一模一样。
我把手机锁屏，放在腿上，闭上了眼睛。
飞机穿过云层，碰到了气流，颠簸了几下。我抓紧了扶手，等到飞机恢复平稳，才松开了手。
回国要飞十几个小时。
中间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做了个很短的梦。
梦里我妈还活着，坐在老家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
她侧过头来看着我说：“磊磊，你瘦了。”我想说点什么，但嘴张不开。
她也没等我说话，就转过头去继续晒太阳了。
醒了以后，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白茫茫的云层发呆。
飞机降落在省城机场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
我拎着那个小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程莉。
她站在出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脸比视频里看到的还要肿，眼眶下面一片青紫。
看见我走出来，她几步跑过来，一把搂住我的脖子。
“哥！”
程莉哭得浑身发抖。她抓着我后背的衣服，攥得紧紧的，像怕我一松手就跑了一样。
“你怎么这么傻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你要是真死了我怎么活……”
我僵在原地，一只手举在半空中，不知道往哪放。后来还是落在了她背上，轻轻拍了几下。
“没事了，我回来了。”
她哭了好一会儿才松开我，眼睛红红的。
“爸呢？”我问。
“还在ICU。医生说他情况不乐观，需要尽快找到肾源配型。”
程莉又擦了擦眼泪，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在前面走。
“吕薇姐也来了，在外面车上。”
“她也来了？”
“她这几天一直在帮忙。爸住院的事，就是她先知道的。”程莉声音很小，“她打不通你的电话，就找到我那了。”
我跟着程莉往外走，一路上谁都没说话。
出了航站楼，一辆白色的SUV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露出来的是吕薇的脸。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抿了抿嘴唇，眼睛里的东西我看不太明白。
我走过去，她打开车门下来，站在我面前。
“回来了？”
“回来就好。”
就这四个字。但她说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嗓子有点哑，像是哭过。
程莉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自己坐到后排去了。我跟吕薇对视了一会儿，最后自己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香皂味，跟她以前开的那台车一样。
“先去吃饭？”吕薇没有启动车子，侧过头来问我。
“去医院。”
“你飞了一天一夜，先吃点东西……”
“去医院。”我又说了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