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①百度百科·粤赣湘边纵队词条（内含赣南支队建制信息）；②《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项英著，载《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4月内部版；③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④《群众工作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人民网党史频道，2013年；⑤《老红军刘建华与赣粤边》，参考网，原载中共党史相关文集，2017年
本文依据上述权威史料综合整理，力求还原历史原貌，不作主观评价。
1934年10月，于都河边，一场仓促而悲壮的告别。
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渐渐消失在夜色和远山之间。岸边的人站着，没有一个人出声。那些留下来的，要守住这片土地，等着有一天再和出走的队伍重新汇合。
没有人知道，这一等，会是十五年。
这片土地是赣南。
这些留下来的人，是红军。
他们中有一支后来的队伍，叫做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建华。
他们走出深山那一天，赣南大地上，有人哭着说了五个字："红军回来了。"
那五个字，压了整整十五年。
[一]【主力远去，留下的人扛起了剩下的一切】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之路。
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反复讲述，几乎人人皆知。
但有一段历史，被写进的篇幅要少得多——那些没有走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在主力出发前后，按照部署，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由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共约1.6万余人组成。
算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留守人员共计约3万余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奉命留下，统领这支队伍，继续坚持斗争。
任务听起来明确——掩护主力转移，坚守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准备在将来配合主力反攻，恢复苏区。
但现实是什么？
主力红军一走，原本集中在中央苏区周围的数十万敌军，除去一部分被抽调追击长征队伍，其余绝大多数全部留了下来，继续向苏区腹地进攻。
这些留守的红军，连同伤病员、干部，共约3万余人，面对的是人数远远超过自身的敌人。
武器打完了没有补充，粮食不够吃只能就地找，和中央的联系一度长达数月完全中断。
留守的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命、一片山和一句话——不能走。
1935年2月，在迭次电询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明确回复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项英随即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将坚守中央苏区的机关和部队，分九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湘南等地，会合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这一步，是被逼出来的，也是走对了的。
项英、陈毅历尽艰险，于1935年3月底抵达赣粤边，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于油山地区。
随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突围出来的部队，也陆续到达油山会合。
1935年4月初，项英、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集负责干部会议，明确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决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从这一刻起，这段后来被称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正式拉开序幕。
赣南，就是主战场之一。
而刘建华，彼时尚是这场斗争中年仅二十出头的一员，他的名字，要等到十多年后，才真正和赣南支队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二]【深山里的日子：能活着，已经是侥幸】
留在山里的生活，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陈毅后来在《赣南游击词》里写下了一段记录——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三月没尝过肉，夏天吃杨梅冬天剥竹笋，捉蛇要到二更天；夜里根本没有营地，露天扎营，淫雨苦兼旬，大树底下等天明，几番梦不成。
这不是文学夸张，是真实处境。
1944年，陈毅在延安向美国观察组外交官谢韦思介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直接说了一句话："我们像野兽一样的生活。"
项英也曾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
外面的打压，采用的是那个年代最毒辣的一套——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烧杀追逼，反复清剿，一轮接一轮。
广东军阀余汉谋曾向报界夸口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结果三个月不行改半年，半年不行改一年，一年不行只好改成"长期清剿"。
但代价不是余汉谋来付，是游击队来付。
每一次清剿，都有人牺牲，有队伍被冲散，有同志叛变，有根据地萎缩。
1935年3月，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在突围作战中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于大余县城。
1936年冬，叛徒陈海带路，陈毅在梅岭斋坑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长达二十多天，不能生火，没有粮食，只能靠野果野菜充饥，旧伤复发，身体极度虚弱。
就是在那二十多天里，他写下了《梅岭三章》，做的是绝笔诗，写的是"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念。
这种信念，是游击队在最绝境的时候撑下去的东西之一。另一个撑下去的，是人民。
群众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系，是当时任何封锁都切断不了的。
1936年夏天，游击队粮食断绝，只能靠摘野果、采野菜、剥竹笋充饥。
当地群众利用每月初一、十五进山砍柴的机会，把大米藏进挑柴的竹杠里，把食盐溶进棉袄，设法丢在山上，悄悄"转交"给游击队。
敌人发现这个办法后，开始严查上山的人，群众就又想出新法子——把竹子打通，装进米和盐，丢在山上，自己重新砍一根下山。
项英后来动情地说："要不是有人民的支援，我们早就饿死了。"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里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在油山，有三个被游击队称为"三老表"的普通群众——刘建华、朱赞珍、李绪龙，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充当交通员和联络人，为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被称为"打不断的钢铁交通线"。
其中的刘建华，日后成为职业革命者，并在1949年担任了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斗争在继续，牺牲在继续，赣南的山，把这些人留了下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整个国共谈判与改编的大背景下，陈毅等主动联系国民党方面，要求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1938年初，赣粤边和赣南各县游击队，在大余县池江集中改编，正式编入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任支队长，率部北上抗日。
留守南方整整三年的这支队伍，终于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出了大山。
然而，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三]【抗战烽火之中，赣南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歇】
时间来到1945年。
这一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一场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正式画上句号。
然而，对于赣南这片山区里的武装力量来说，1945年只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而不是终点。
早在1945年8月，东江纵队奉命集中主力约1000余人，挺进广东、江西、湖南三省交界的粤赣湘边区，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建立五岭山根据地。
刘建华，就是在这一年8月以赣南特派员身份，随东纵分出的由林锵云领导的1200余人的队伍，从博罗县横沥出发，重返赣粤边，重返油山。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表面上达成停战协议。
根据协定，东江纵队主力于1946年6月底北撤山东解放区——这支在华南坚守多年的武装力量，以这种方式暂时退出了广东战场，后来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的战斗序列，参加了鲁南、莱芜、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
但是，北撤是主力，不是全部。
1946年6月，东纵北撤时，明确留下了部分骨干力量就地坚持武装斗争。
在粤赣湘边区，留守的武装和复员人员没有停下来——他们躲在山里，隐蔽待机，等待时机，继续与敌人周旋。
1946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全面恢复广东地区的武装斗争。
赣粤边的这支留守力量，立即响应，重新拿起武器。
他们从隐蔽转入公开，从小规模游击转向大规模组织，到1947年冬，作战部队由恢复武装斗争时的470人，迅速发展到11790多人，并在各地组建了地方民兵队伍和农民协会，建立了一个个游击基地。
1947年3月下旬，粤赣湘边人民解放总队（简称"边总"）正式成立，黄业任总队长，张华任政委，刘建华任副总队长。
这支队伍下设四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和两个地方大队，开始向平原地区推进，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向各地反动武装发起连续战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48年12月，局势已经明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解放大军势如破竹。
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决定正式成立中共粤赣湘边区委员会，尹林平任书记。
1949年1月1日，粤赣湘边纵队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于惠东县安墩镇，尹林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联合发表成立宣言。
1949年1月17日，"边纵"下令，对所辖各地部队统一改编。从五岭地区抽调兵力，专门组建粤赣湘边纵队赣南支队，以刘建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戴耀为副司令员，金阳为副政治委员，云昌遇为政治部主任。
赣南支队就这样正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他们的任务清晰而紧迫：发动群众，扩大部队，解放和控制广大农村地区，加强以赣州为中心的城市地下工作，阻击南逃之敌，配合南下大军解放赣南，为进军广东扫清障碍。
而赣南的百姓，已经等了十五年了。
他们等的，不只是一支队伍，而是一句话——红军，还在。
[四]【那一天，山口处出现了一支队伍……】
1949年的夏秋之交，赣南大地的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密，一条比一条叫人心跳加速。
辽沈结束了，淮海结束了，渡江之后，南京倒了，上海倒了。国民党的部队，一路往南跑，仓皇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整齐。
赣南的山区里，消息传得慢，但百姓不傻。
隔了十几年，当年那些有亲人跟着红军走的人家，已经习惯了没有消息的日子。
走就是走了，死就是死了，哭也是哭过了。可人心里总有一根弦是绷着的——万一呢？万一他们回来了呢？
1949年8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开始向赣南进军。
退守赣南的国民党二十三军、七十军、六十三军和江西保安部队等，仓皇沿赣余公路向广东撤退。
消息传来，在山里坚守的游击队接获情报后，与南下大军密切配合，纷纷出击，阻截逃敌。
8月8日，在游击队的积极策动下，大余县参议员、河内联防办事处主任罗景福率国民党地方武装200余人，在内良乡宣布起义。
游击队与起义部队从内良向大余县城挺进，相继解放了吉村、内良、河洞、沙村、游仙等五个乡镇。
这一切，都在为一件事做铺垫。
8月2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大余县人民政府，赣南全境解放的步伐，已经到了最后一步。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支队伍，在大余的山口附近出现了。
他们扛着枪，迈着步子，从那座压了赣南人整整十五年的大山里，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走在最前面的人，神情肃穆，不急不缓。他的名字，叫刘建华。
有人第一个看见了。
那个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盯了很长时间，才开始哭。
那不是委屈的哭，不是高兴的哭。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憋了十五年终于松了口气的哭。
旁边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来问，那人指了指山口的方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队伍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
消息，开始往四面八方散。
一个村的人知道了，另一个村的人也知道了。有人跑着去告诉别人，有人跑着过来看。也有人，就那么站在路边，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那支队伍走过去。
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不一样。
而那句话，终于有人喊出了声——
"红军回来了。"
就是这五个字，第一次从嗓子里出来，之后，就再也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