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汪习根 彭艺璇
长期以来，美方罔顾客观情况，反复污蔑中国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并借助机构报告、政客言论、政府文件和媒体炒作，编织出一套无限循环的舆论操纵术。有关谎言之所以能够长期翻炒，并非因为美方拿出了经得起检验的新材料，而是因为其建立了一套自我复制、自我认证、自我放大的舆论生产机制。
一是标签化定罪，把复杂现实压缩成简单罪名。劳动就业状况本应结合劳动者意愿、工资待遇、工作条件和合同关系等具体因素作出判断，美方却刻意省略这些基本要素，直接给职业培训、就业帮扶、劳动力流动等正常现象贴上所谓“强迫劳动”标签。标签一旦贴上，相关情况便不再按照本来面貌得到认识，而被纳入预先设定的解释框架。劳动者外出就业被说成“强制转移”，职业技能培训被歪曲为“控制手段”，产业吸纳就业也被描绘成所谓“压迫链条”。这种操作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形成判断，而是先制造一个具有强烈道德冲击力的罪名，再把各种现象强行塞入其中。标签由此取代调查，污名则成为遮蔽真相的外壳。
二是二元化切割，把社会生活划分为“压迫者”与“受害者”。现实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劳动者既有自主选择，也有增加收入、学习技能和改善生活的实际需求。美方却抹去这种复杂性，只设置两个固定角色：一方永远是实施压迫的“加害者”，另一方只能是毫无自主能力的“受害者”。劳动者说明就业出于自愿，被解释为“不敢说真话”；收入得到提高，被说成“以利益掩盖强迫”；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保持稳定，又被歪曲为“严密控制的结果”。任何相反材料都会被重新解释并导向同一个结论。沉默被视为受到压制，发声被说成被迫表态，反驳也被当作掩盖问题。二元化叙事看似立场鲜明，实则通过抹去现实的多重面向，剥夺当事人讲述自身经历的权利。
三是循环化认证，用相互转引制造虚假权威。一些机构根据匿名访谈、二手材料和主观推断发布报告，媒体随即摘取其中最具冲击力的内容进行传播；政客再援引媒体报道发表声明，政府部门随后又把机构报告、新闻报道和政客言论纳入官方文件。待相关部门据此采取行动后，最初发布报告的机构又反过来将这些政策行动作为其指控已获“证实”的依据。信息看似来自不同渠道，实际上往往沿着同一条来源链反复流转。美方此次301调查报告就援引了所谓“独立研究”、社会组织材料和公开报道，并将这些材料用于支撑行政认定。这不是多方独立印证，而是同一说法在不同主体之间来回传递；不是材料越来越充分，而是包装层次越来越多。转引次数代替了核验次数，传播声量掩盖了来源局限。
四是悲情化动员，以情绪冲击替代理性判断。为使受众迅速接受预设立场，美方惯于选取身份模糊、细节残缺、难以核实的个别讲述，配以“分离”“恐惧”“奴役”等强烈词语，拼接出极具煽动性的苦难故事。复杂的就业背景、家庭处境和社会环境被悉数删去，只保留能够激起愤怒和同情的片段。其目的不在于还原事情全貌，而在于制造道德压力：追问材料来源，被说成对所谓“受害者”缺乏同情；要求核实细节，则被指责为替“压迫者”辩护。由此，正常质疑被转化为道德问题，理性讨论被情绪审判所取代。个体遭遇当然值得关注，但同情不能代替证明，个别故事更不能成为给一个地区、一个产业定罪的依据。
标签负责预设罪名，二元划分排斥不同解释，循环转引制造表面共识，悲情故事则为政治指控提供情绪动力。四种手法相互衔接，使未经充分验证的说法在机构、媒体、政客和政府部门之间不断流转，并在每一次转述中获得新的所谓“权威”外观。美方关心的并非劳动者的真实处境，而是消费劳动者、利用劳动者，把人权议题变成污名化他国、煽动国际对立的舆论武器。所谓“强迫劳动”叙事，实质上是一场以重复代替证据、以声量压制真相、以话语霸权操弄是非的政治骗局。
(作者汪习根是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彭艺璇是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特设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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