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近来闲翻文史，发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古代科举及第的士子，未曾受过主考官一字之点拨，却终生执弟子之礼，尊主考官为“座主”，而自称是“门生”。
成语“沆瀣一气”，就揭示了这一现象。唐僖宗乾符二年，崔沆担任主考官，录取了士子崔瀣。因为二者都姓“崔”，旁人便打趣道：“座主门生，沆瀣一气。”这句无伤大雅的科场戏谑，却也真实道出当时已然固化之风气：凡登科者，必以主考官为师。
不想，“沆瀣一气”逐渐演变，竟成了今日“臭味相投结党勾结”之贬义。
士子何以要拜主考官为师？盖唐代科举试卷，既不糊名亦不誊录，考生信息，一目了然。一个读书人，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寒窗苦读，答卷能不能被认可，全系于主考官数人之取舍。故而，对士子而言，授业之师固然重要，但拔擢成全之恩，则足以改写人的一生。因此，认座主，执师礼，就成了士子最时尚的感恩之举。久而久之，“座主门生”，便不再只是师承名分，竟还成了士子加官晋爵之“护身符”。话唐武宗会昌三年，朝廷就明令禁止及第进士呼主考官为“座主”而自称“门生”，其理由则是“树党背公，靡不由此”。由此可见，“座主门生”之风，已蔓延到朝廷不得不出手干预之地步。
正是目睹了此一世风颓弊，“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才有感而发，执笔写下千古名篇《师说》。《师说》看似在论为师之道，实则是对科场功利师承的深刻反思。这种弊端，君主当然亦心知肚明，于是就有了科举制度的革新——殿试应运而生了。殿试的雏形，始于武则天载初元年，武则天曾于殿廷策问贡士，但仅为临时之举，未成定制；真正制度化的，则是北宋开宝六年。
当年因科场舞弊争议，宋太祖赵匡胤亲御讲武殿复试贡生，自此殿试成为定制。所有士子经礼部试之后，必由君主亲临考场，亲定名次。殿试不淘汰，仅分等，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均须君主亲定。
从此，科举及第的士子，就不再是某一位考官的私人门徒，而一律是“天子门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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