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中抵达边疆——读《在故事中奔跑：从校园到山川》

《在故事中奔跑：从校园到山川》，汪洪亮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汪洪亮教授的新作《在故事中奔跑》，从目录看，颇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和“不务正业”。狮子山上的校史闲话、大学教育的“三无三有”、与蚂蚁、蛇、狗、牛、乌龟的对峙与周旋、汶川地震的亲历与追忆……似乎与“学术”二字相距甚远。然而细读之下，会发现一条隐秘的学术线索贯穿始终——那便是中国边疆学，以及那位将边疆研究从“边政之学”引向“文化之学”的先驱者李安宅。

汪洪亮自述“行走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但这并非漫无目的的学术游荡。他脚下的路，分明是李安宅走过的那条——从书斋走向田野，从中心走向边缘，从汉族文明的腹地走向藏传佛教的精神世界。这本书的“奔跑”，终点不在山川，而在一个学科、一段学术史、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精神相遇。

中国边疆学的学科谱系与李安宅的学术位置

中国边疆研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学术转型。以《禹贡》半月刊及其同人为代表的“禹贡学派”，将传统的舆地之学、边徼之学纳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框架，完成了边疆研究的“史学化”。与此同时，以吴文藻、李安宅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则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方法论引入边疆研究，推动了边疆研究的“人类学化”。两条路径在抗战时期交汇于“边疆学”的学科构想之中，共同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基础。

李安宅在这一谱系中的特殊位置，在于他既是燕京学派的核心成员，又超越了燕京学派以汉族为中心的研究视野。1938年至1941年，李安宅与夫人于式玉深入甘肃夏河拉卜楞寺，以藏语学习者和藏传佛教文化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完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等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族志作品。这部著作在中国边疆学术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是“第一部通过实地调查写成的藏族宗教史”——它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从文献考据向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转型，也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有能力以“局内人”的视角理解边疆社会的内在文化逻辑。

汪洪亮在书中数次提及李安宅，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含深意。他写李安宅1962年来到四川师范大学，成为这所学校边疆研究传统的精神源头；他写自己与李安宅儿子的合影，拍摄于2008年7月14日；他还写自己专门研究李安宅的著作——《学随世变：李安宅的学术人生》（已于2023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看似叙述性的文字，实则是新一代学人向前代学人的“学术致敬”，也是一个学术谱系的自觉接续。汪洪亮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他在《民族研究》2023年第三期发表的《田野与文本：人类学家李安宅的史学研究》，“妥妥地把历史学家的帽子戴在了李安宅先生头上”。这一学术定位的“移位”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深厚的学科史考量——李安宅的边疆研究，恰恰是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地带生长出来的，将其同时纳入两个学科的学术史叙述，正是对其学术贡献的完整还原。

方法论启示：“适于边疆、化于边疆”与跨学科视野

汪洪亮在书中征引李安宅的一个核心命题：“我们要改造边疆，首先要适于边疆、化于边疆。”这句话表面上讲的是边疆工作者的实践姿态，实则暗含了边疆研究的认识论前提——研究者必须先“进入”研究对象的文化逻辑，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学术阐释。

“适于边疆”意味着语言能力、文化理解、生活方式的在地化。李安宅在拉卜楞寺拜格西为师，系统学习藏语和藏传佛教经典，这种“学徒式”的研究姿态，在当时中国学界极为罕见。他没有将藏族文化视为需要被“翻译”成汉语才能理解的他者，而是试图直接进入藏语思维内部，理解藏传佛教的仪式逻辑与社会功能。这种研究路径，与同时代多数边疆研究者“从文献到文献”的工作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化于边疆”则意味着研究者的自我改造。李安宅在拉卜楞寺期间，不仅改变了生活方式，甚至“吃糌粑、住土房、穿藏装”，这种彻底的“在地化”使他能够观察到一般调查者难以触及的深层文化结构。他在日记中写道：“藏民处处值得帮忙，值得深入了解。”这句话背后，是一个人类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平等凝视，也是边疆研究从“边政之学”向“民族之学”转型的精神基础。

汪洪亮深受这一方法论的影响。他在书中反复强调“文本与田野”的结合，主张历史学者不能“死守一段历史，像河长制那样只负责某一小段”，而应“走到田野中去，走到群众中去”。他主持的“文本与田野：中国西南区域的历史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已连续举办多届，成为西南边疆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品牌。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意识，正是李安宅边疆研究传统的当代回响。汪洪亮在书中还提到，他主持的“中国边疆民族共同体历史课程群”获批四川省虚拟教研室，这一平台的建设本身就体现了“跨学科组团”的边疆研究思路。

“人的消失”与“人的回归”：边疆研究的人文主义底色

汪洪亮在书中反复提及一个学术命题：历史研究中的“人的消失”与“人的回归”。他认为，许多历史研究“只见空山不见人”，写了机构、写了制度、写了事件，却看不到具体的人——看不到人的想法、人的情感、人的选择、人的挣扎。他直言：“历史研究当中，人是主体，凡是看不见人的，这个历史研究都是值得质疑的。”

这一判断放在边疆研究领域，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传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传统的“边徼志”书写，还是现代的“边政学”论述——往往将边疆视为“问题”，将边疆人群视为“治理对象”，而非具有主体性的人。李安宅的边疆研究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恰恰在于他始终将边疆人群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理解。他在拉卜楞寺的调查，始终围绕着活生生的“人”——喇嘛、商人、牧民、土司——展开。他不满足于记录制度条文，而是试图理解制度如何在具体的人际互动中运转。他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与其说是一部宗教制度史，不如说是一部“有血有肉的文化民族志”。

汪洪亮把这一思路带入了自己对边疆学术史的理解中。他在书中写李安宅，不是写一个“学术大师”的光环，而是写一个“人”的跋涉与坚守。他写李安宅与于式玉在甘南的艰苦岁月，写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写他们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后的默默耕耘——这些细节，让李安宅从一个被供奉在学术史神坛上的名字，变回了一个可以对话、可以追随的前辈。他还特别提到，2024年1月在成都三圣乡召开的首届“文本与田野”研讨会，旨在将“人”的视角带入西南边疆研究，“在学术界反响很好”。

边疆学术史的当代建构：从“边地外人”到“铸牢共同体”

汪洪亮近年来的学术重心之一，是“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的系统性清理。他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以“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为题，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则以“近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与边疆研究”为题。这些选题的背后，暗含着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学术遗产的全面盘点与当代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汪洪亮的边疆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切入角度——“边地外人”。这一概念出自他早年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上的‘边地外人’”，旨在考察近代来华外国人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这一研究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将“外人”简单视为“殖民主义的知识工具”，而是将其置于近代中国边疆知识生产的复杂场域中，考察其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知识互动与话语博弈。这种“关系性”的研究视角，打破了“冲击—反应”或“殖民—抵抗”的二元叙事框架，使边疆学术史的书写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层次。

汪洪亮在书中还勾勒了从李安宅到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术脉络。他指出，李安宅“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强调“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这一论述在八十年前提出时，并非主流话语，却在今天被重新激活，成为“铸牢”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书中特别用一整篇《川师“铸牢”研究的源流与计划》来呈现这一学术脉络的现实展开。汪洪亮详细梳理了川师大边疆研究与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从民国时期李安宅、于式玉在边疆研究学界和中华民族研究学界的赫赫声名，到今日依托中国史、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等多个学科平台的研究布局。他将当前的研究领域归纳为“三大体系”——理论体系研究（培根铸魂）、实践体系研究（奠基逐梦）、教育体系研究（开路先锋），这一分类框架本身即体现了边疆研究从“历史之学”向“时代之学”的转型自觉。

边疆学的学科自觉：从“研究”到“学科”的跨越

李安宅等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边疆学”构想，在很长时间里并未获得学科建制层面的确认。边疆研究一直以“跨学科议题”而非“独立学科”的面貌存在，分散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之中。这种跨学科属性既是边疆研究的优势，也使其在学科评估、资源配置等层面处于不利位置。

汪洪亮在书中多次表达了对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关切。他提到，2023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要加强边疆史的研究，要加强边疆治理的多学科研究，要加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这一信号被汪洪亮敏锐地捕捉并转化为行动。川师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获批、虚拟教研室的建立、李安宅历史学创新实验班的持续开办，都是在学科建设层面对“边疆学”命题的实质性回应。

他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他在《民族研究》发表的论文将李安宅的“史学家”身份“坐实”，而此前李安宅更多被归入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行列。“人类学家李安宅的史学家身份，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一学术定位的“补全”，不仅关乎李安宅个人的学术评价，更关乎边疆研究能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获得更为稳固的制度化支撑。

个人生命史与边疆学术史的叠合

本书最值得褒扬的，不是作者写了多少关于边疆学的理论阐述，而是将边疆学术史“写进了自己的故事里”。书中的边疆学，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着的传统——它渗透在川师大的校史里，渗透在“铸牢”基地的申报书里，渗透在李安宅研究中心的名牌上，也渗透在汪洪亮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写给学生的每一堂课上。

他在书中写道，自己生于峨眉山下，“家是农村的”，小时候“物质的、精神的食粮都极为匮乏”。这种从乡土出发的生命经验，使他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缘”“底层”“基层”等议题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引李安宅的话——“教育不限于知识，知识不限于学校，学校不限于读书”——并深以为然。这种将“读书”与“生活”、“学术”与“生命”打通的意识，贯穿全书。

川师大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谱系，从李安宅到汪洪亮，中间隔着近六十年。这六十年里，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从“边政学”到“民族问题研究”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范式转换。汪洪亮做的事情，表面上是“传承”，实则是“转化”——他把李安宅的边疆学遗产从二十世纪搬到了二十一世纪，从“民族识别”的话语框架搬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框架，从“书斋里的学问”搬到了“田野与文本之间”的当代学术现场。

奔跑的方向

书中最后写道：“奔跑就是我的宿命，跑到跑不动为止。”这话既是自况，也是学术宣言。在中国边疆学这个“既处中心又居边缘”的学术领域里，跑的人不多，能一直跑的人更少。汪洪亮跑进了李安宅的故事里，也跑进了一部中国边疆学从萌芽到深化的百年史。

这本书的标题是“在故事中奔跑”，但读完你会发现，他跑的方向始终是明确的——向着边疆，向着那位在拉卜楞寺的土房中写下《藏族宗教史》的前辈，向着一个学科从“边缘议题”生长为“大学问”的百年历程。他在故事里跑，也在学术史里跑；跑得满头大汗，也跑得兴致勃勃。对于读者而言，跟随他的脚步，或许能看见中国边疆学如何在历史与田野之间、文本与人之间、记忆与当下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来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张子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