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淇淋代表白人，刨冰代表本地人：夏威夷甜味背后的种族政治

如今，在美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能找到夏威夷刨冰，它以其名称和彩虹般的呈现有别于其他常见的雪锥、皮拉瓜冰或日式刨冰（kaki gōri）。使刨冰特别具有“夏威夷”特色的并非食材，而是其质地、口味和美学风格。与类似的冷冻甜点不同，它的冰是从一大块冰上削下来的——而不是压碎的——这有助于托住糖浆。丰富多样的口味可实现无尽的个性化定制，其中许多口味取自热带水果：杧果、荔枝、番石榴和西番莲（liliko‘i，即百香果），还有可乐、香草和蓝莓味。备受喜爱的刨冰店更是作为体现“本地特色”的简略表达，既标榜幕后故事又标榜正宗：这就是为什么哈莱伊瓦（Hale‘iwa）著名的松本（Matsumoto）刨冰店会显著标明其创立年份（1951年）；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夏威夷岛的人会礼貌地指出正确说法是“ice shave”（刨冰）；以及为什么《时尚》（Vogue）杂志会发表关于夏威夷日益兴起的手作刨冰业务的潮流文章，称这些业务“以‘āina（土地）为灵感——掀起了一场激动人心的从农场到刨冰的运动”。

与世纪之交白人所代表的冰淇淋，以及20世纪早期至中叶游客所痴迷的提基酒有所不同，刨冰为夏威夷与殖民主义和帝国的热力关系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冷饮是民主且自然而然的。纵观整个20世纪史学和当代媒体对刨冰的描述，可以发现，夏威夷在成为州之前对种族多样性的焦虑，不仅通过多元文化主义的彩虹隐喻得以化解，还通过非白人形式的冰镇冷饮得以消解。通过追溯刨冰至今的历史，我试图了解如今在夏威夷，它如何被用来为后种族美国民族主义“添彩”，从而模糊或掩盖卡纳卡·毛利人对原住民主权的诉求。

冷饮引发的种族意象

像刨冰这类与当地身份认同相关联的食物所代表的多种族想象，与20世纪头10年和20年代在火奴鲁鲁流行起来的、面向白人休闲的热带冷饮（如冰淇淋）形式有着重要区别。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品饮色彩缤纷的鸡尾酒开始成为热带地区旅游体验的象征。这些冷饮形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夏威夷的旅游业是如何从种植园经济中脱离发展起来的，而夏威夷的精英们因经济利益而积极推动夏威夷成为联邦的一员。如迪恩·伊苏吉·萨拉尼略所解释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州意味着能获得利润更丰厚的糖类关税，并且在战后旅游业繁荣时期，美国本土的保险和贷款服务（领地地位会阻碍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对于那些希望从商业扩张和发展中获利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虽然人们常将其描述为从一种经济模式向另一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但在这些关键几十年里，种植园农业和旅游业是协同发展的，通过贯穿农业和酒店业的种族化劳动和服务范式，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白人霸权。例如，菠萝大亨詹姆斯·德拉蒙德·都乐（James Drummond Dole）在20世纪上半叶制作的广告中，夏威夷人或在海滩上玩耍时被赋予各种异域风情，或在为游客服务时表现出恭敬顺从，或在罐头厂车间辛勤工作。这些不同的广告策略不仅旨在缓解白人对夏威夷多种族社区的焦虑，还强调了在工厂纪律下种族和谐是如何实现的。

1921年12月《太平洋天堂》中的Rawley’s冰淇淋广告。

关于夏威夷劳作、休闲和种族的一系列互补性叙事被打包并出口到“美国本土”供人们消费，这些叙事出现在杂志和旅游书籍等媒体报道中，也以提基酒吧的形式体现在餐厅等建筑空间里。像交易员维克多和唐·海滩拾荒者这类最早的提基酒吧，利用对太平洋地区模糊暧昧的种族化比喻，在为白人欢愉服务之中唤起了一种热带风情和异域情调：茅草屋顶、被挪用的宗教雕塑被改造成杯子和装饰品，还有“东方”食物菜单，将太平洋和亚洲元素随意混杂在一起。迈泰（Mai Tai）——一种据称由维克多J.贝瑞隆发明的朗姆酒鸡尾酒——其名字借自波利尼西亚语系中表示“好”的词（塔希提语中为maita‘i；夏威夷语中为maika‘i）。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开设的美国本土提基酒吧迅速将其列为招牌饮品。到20世纪50年代，它在美国已广受欢迎，以至于原饮品中使用的朗姆酒品牌已不复存在。1953年，正是这种近似替代品被引入夏威夷，当时玛特森（Matson）蒸汽船公司聘请贝瑞隆为威基基的皇家夏威夷（Royal Hawaiian）和莫阿那冲浪者（Moana Surfrider）酒店定制鸡尾酒菜单，在菜单中加入了菠

萝和橙汁，既使配方更甜，又能更好地体现“本地”种植园经济，而朗姆酒作为基酒则让人联想到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园以及奴隶劳作维持其运转的饮品基地。如此一来，菠萝和朗姆酒的混合风味在很大程度上让人联想到依赖种族资本主义来支撑白人财富和休闲的帝国经济，夏威夷以亚洲人为主的种植园和工厂工人则被视而不见，但这正是殖民项目的核心，“波利尼西亚”沦为一种装饰。

正如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所解释的，提基酒吧是“媚俗”美学的典型代表——这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表现形式，旨在“让消费者确信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20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接受了一种消费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对热带地区的真实和想象中的度假，来肯定并颂扬西方霸权力量。虽然提基文化在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作为颂扬白人权力的一种形式依然流行，但体现着种族与冷饮关系的另类叙事（以刨冰为代表）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以容纳超越霸权白人观念的夏威夷愿景，即使这些愿景强化了其中蕴含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结构。

从熔炉到甜筒冰淇淋

在19世纪后期和整个20世纪，夏威夷的社会权力动态——曾经完全由白人主导——在夏威夷成为州后的时代里，转向应对亚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学者将这种转变理论化为更广泛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种族范式的一部分，使用“亚洲人定居者殖民主义”（Asian settler colonialism）一词来指代夏威夷的亚洲移民群体曾经被系统性边缘化，如今为推进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从持续剥夺夏威夷原住民权益的行为中获益并强化这种剥夺的方式。这个表述中蕴含两种尤为突出的定居者殖民主义逻辑。第一种是亚洲人定居者殖民主义取决于美国国家身份：正如豪纳尼——凯·特拉斯克（Haunani-Kay Trask）所写，“‘本地人’想成为‘美国人’”。第二种是，本地人身份——通常指混血身份，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夏威夷原住民后裔——模糊了原住民身份在政治上的特殊性。特拉斯克认为，“本地人”通过将自己与白人霸权区分开来，主张自己对夏威夷的所有权，同时将夏威夷原住民身份归入一种泛族裔类别，以化解先前在政治上截然不同的权益主张。在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熔炉中形成的本地人身份认同，表达了即使在（相对而言）没有白人的情况下，占有逻辑如何通过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潜在结构发挥作用。尽管“大熔炉”一词并非源自夏威夷，但它作为夏威夷种族动态的一种表述方式依然盛行。正如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leason）所解释的，英裔犹太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戏剧《熔炉》（The Melting-Pot，1908）这一标题已用来指代“移民被吸收进美国社会并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美国人的过程”。社会学家罗曼佐·亚当斯用这个词来描述夏威夷这个“种族实验室”中非白人的同化过程，“大熔炉”这一概念将被用于讨论夏威夷是否适合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到20世纪30年代末，曾经令人担忧的事情很快有望成为定居者殖民项目的一项统一资产。正如亚当斯的同代人西德尼·刘易斯·古利克（Sidney Lewis Gulick）在1937年的推测：“各个种族实际上正在融合——在生物学上的融合……一个新的种族正在形成……这个新种族的生理特征将是夏威夷人、高加索人和亚洲人的混合，而其心理、社会、政治和道德特征将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正如约翰·乔克·罗萨（John Chock Rosa）所言，通过将种族融合重新定义为殖民文化适应的一种工具，这些早期的讨论成为后来颂扬夏威夷多元文化主义的基础。即便如此，正如艾尔文所描述的，关于夏威夷人民未来美国化的同化预测，并不总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研究对象在谈论不同族群，尤其是夏威夷本土特性时，种族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20世纪30年代的马茜（Massie）事件或许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些矛盾。1931年，一群混血“本地”男子被指控强奸年轻白人军人的妻子塔莉娅·马茜（Thalia Massie）一案的调查和审判细节，以及马茜的丈夫和父亲杀害其中一名男子约瑟夫·卡哈哈瓦伊（Joseph Kahahawai）一案登上了美国新闻头条，受到读者关注。美国人将此案视为夏威夷是“种族噩梦”的证据，而在夏威夷内部，被错误指控的这些男子的“本地”身份，部分源于夏威夷大多数混血棕肤色人群共有的工人阶级身份。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许多人是种植园工人的后裔，或者自己仍在夏威夷的种植园工作，这体现为一种集体政治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和压迫的种族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像控制夏威夷制糖业的“五大”公司这样的制糖业寡头。然而，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改变了本地人团结的基调。自1887年夏威夷王国通过《刺刀宪法》以来，夏威夷的亚洲人一直无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对他们而言，从殖民地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是一段尤其艰难的经历。根据1900年美国的《夏威夷组织法》，他们仍无投票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移民和国籍法》通过。该法案赋予第一代亚裔美国人入籍和在夏威夷投票的权利，就像在美国其他州一样。正如萨拉尼略（Saranillio）在研究夏威夷州立委员会（该委员会帮助控制有关夏威夷作为美国一州在种族适宜性方面的叙事）的活动时所解释的那样，“夏威夷成为州，被叙述为一项自由的、反种族主义的民权项目，却促成定居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项目变得正常化”，在此过程中，夏威夷原住民的不同意见几乎被完全忽视。在美国民权运动、亚裔美国人归化以及二战中日裔美国人英勇表现的背景下，夏威夷原住民争取主权和去殖民化的运动常被描绘成种族主义，与民主理念背道而驰。正如特拉斯克所说，此类法律方面的发展让人们愈发感觉到，“（在夏威夷）亚洲人崛起的途径是让（夏威夷）成为州”，亚洲人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公民权利，作为选民和立法者，其政治权力也得到了增强。阶级向上流动——对日本等一些族裔群体而言，这种流动比其他群体更为明显——意味着围绕共同阶级压迫的动员有时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非正式性和邻里关系等文化特征，以此在意识形态上将“本地内部人士”与“白人外部人士”区分开来。这类本地“文化”形式，无论从隐含还是明确的角度看，都受到定居者意识形态的支撑，而这些意识形态具体根植于美国民族主义。

在（夏威夷）成为州之后，本地人摒弃了在（夏威夷）仍为领地时期所持有的种族和阶级压迫的身份认知，此时，本地人之间的共同点有时不再聚焦于政治差异，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政治共性。然而，在其他情况下，随着20世纪70年代各社区开始认真组织起来，共同应对他们面临的严重流离失所的问题时，（夏威夷）成为州这一事件进一步将夏威夷本地人和非夏威夷本地人凝聚在一起，共同斗争。伴随着卡纳卡·毛利人音乐和舞蹈等艺术形式的文化复兴，正如戴维安娜·波迈卡伊·麦格雷戈（Davianna Pōmaika‘i McGregor）所描述的，夏威夷原住民针对旅游业和开发的急剧增长，呼吁保护“夏威夷原住民祖先及国家土地及其文化和自然资源”。1971年的卡拉马谷抗议活动就是夏威夷人和“本地人”之间此类合作形式的突出例证，他们占领了山谷，抗议允许开发原农业用地的分区法变更。此类反驱逐运动激发了社区组织行动，既体现了阶级斗争，也体现了夏威夷原住民为自主权的斗争，在这一关键历史时刻，这些斗争既紧张又交织着合作。因此，新兴州的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是通过一套复杂且往往自相矛盾的现象形成的，这些现象试图通过相互竞争的压迫形式将夏威夷及其人民区分开来，同时又使美国同化主义和原住民抹除现象更为具体化。

2013年12月31日，巴拉克·奥巴马于夏威夷“岛屿之雪”（Island Snow）店铺外。

让刨冰成为本土特色

正如夏威夷的移民群体需历经一段时间后才将自己视为本地人，并最终自认为美国人一样，刨冰在通过多种族范式被赋予叙事内涵之前，已经被制作、售卖并享用了数十年。这一发展轨迹反映了夏威夷饮食传统的更广泛的描述，即夏威夷饮食传统是一个关于包容、同化和共同价值观的故事。在夏威夷，所谓的本地菜肴（刨冰是其中一部分），以及诸如午餐肉饭团、随处可见的“拼盘午餐”和塞班面（saimin）等独特的地区菜肴，通过融合多元文化饮食传统，标志着泛族裔归属感。例如，雷切尔·劳丹（Rachel Laudan）写道，“本地食物”的作用类似于皮钦语（或夏威夷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在20世纪初出现，旨在解决种植园工人之间的语言障碍。她这样描述典型的拼盘午餐：“拼盘午餐是真正的融合多种风味的食物。这顿饭的‘词汇’（除了土豆沙拉和通心粉沙拉外）绝大多数源自亚洲，但其‘句法’，即组合方式——大份的肉、弱化蔬菜以及棕色肉汁——是白人的（做法）。其上菜方式（堆放在盘子里，而不是放在小碗中）也是白人的（方式）。而食用方式（可选择筷子或塑料餐具）则再次体现了混合（特色）。”借鉴语言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传统，克里奥尔语言的比喻似乎中和了文化的混合，就像“熔炉”这一比喻所暗示的，这更多是一种轻松的融合，而非契约劳工、剥夺权利和强迫劳动实践所导致的（文化混合）结果。

劳丹、阿诺德·希乌拉（Arnold Hiura）等饮食历史学家通过这些依赖一波又一波移民劳工的蔗糖种植园社区，追溯了夏威夷当代“本土”菜肴的起源。这些移民劳工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是日本人、葡萄牙人、韩国人、冲绳人和波多黎各人。这些族裔群体带来了各自的饮食传统，他们在简陋的菜园里种植熟知的蔬菜，在储备了剩余物的菜园商店里购买。在城市里，源源不断涌入的商界精英和游客享用带有一些夏威夷原住民元素的欧美菜肴：通常是稳定的货架进口商品与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的组合。然而，在城市之外，一种独特的菜肴逐渐形成，其源于种植园工人出于必要性与亲属共同烹饪和食用的混合传承食物。如果冰淇淋反映了夏威夷城市的文明和白人特质，那么刨冰则属于非夏威夷原住民深深扎根社区的乡村地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刨冰变得本土化了，那是因为当初把它带到夏威夷的人也成了“当地人”。即便如此，尽管刨冰已成为夏威夷具有象征意义的甜品，但关于其历史的学术研究却寥寥无几。劳丹关于夏威夷美食发展的获奖著作仅用了一个段落来探讨这一主题；希乌拉所著的《美食之旅》则用一个完整的章节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包括一些技术背景，但远不够全面，也缺乏档案参考文献的支持。这些著作，以及一些网站和博客，提供了夏威夷刨冰历史的概述或介绍，通常将这种食物的起源追溯至日本农业工人或种植园商店店主，是他们将日式刨冰的饮食传统带到了夏威夷。另一种观点（不过我认为可能性较小）认为，早期的上门送冰服务可能启发了夏威夷刨冰的诞生，送冰工在送冰过程中会给孩子们一些碎冰屑。根据多数记载估计，刨冰是在世纪之交（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夏威夷的，并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起来。我本人在历史烹饪书、夏威夷蔗糖种植园主协会记录、夏威夷州档案馆以及报纸数据库中进行了广泛搜索，但找到的资源却很少，仅能对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工人阶级饮品进行简要一瞥。在20世纪初，当时旅游业还未对其进行充分重视。然而，档案详细记载的是20世纪初，随着电力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各岛屿，冰是如何进入夏威夷农村地区的。蔗糖种植园成了技术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中心，这使得本地制冰成为可能。

在关于夏威夷冰的研究中，档案的模糊性与当下冰的普及性之间的差距很常见，而这个例子超越了领地时期限制鸡尾酒和冰淇淋消费的白人——夏威夷原住民范式，揭示了在城市中心之外产生的、重叠且变化的种族构建形式。

（本文选摘自《冷藏的热带：美式冰淇淋如何塑造夏威夷》，[美]希伊莱·茱莉娅·霍巴特著，华腾达译，东方出版中心·欲晓，2026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来源：[美]希伊莱·茱莉娅·霍巴特/文，华腾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