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茶陵客家族群中为什么会频生劫匪？

需要说明的是，我指的不是现在，而是以前，很久以前。

那个年月，茶陵的大山里头，不光是野兽出没，还时不时冒出些“吃路饭”的人，也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劫匪。

这不是我凭空瞎编，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一段旧事，刻在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想抹都抹不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还告诉我说，婆婆凹上有劫匪。

婆婆凹位于茶陵桃坑乡夏罗村，是一座七上八下华里的大山。什么叫“七上八下”？就是我们山里人走路的土说法，上山七里，下山八里，合起来十五里山路，听着不长，可那路全是挂在半山腰上的，一边是陡崖，一边是深谷，脚底下尽是碎石和湿滑的苔藓，空着手走都够呛，更别提挑担子了。

这里山高林密，树冠一层叠一层，大白天阳光都漏不下几缕，林子深处常年雾气缭绕，人藏在里头，外头根本瞧不见。这样的地方，非常适合抢劫。

歹人往树丛里一蹲，路过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棍棒或梭镖顶住了后腰。然而，这里是桃坑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躲又躲不开，绕又绕不过去，你要去县城办个事、卖个山货、抓副药，非得从这道“鬼门关”底下过不可。

我记得当年为了防止土匪抢劫，我父亲去县城上班，需要经过此地，我母亲还要我与父亲结伴同行，跑了整整一天，脚都差不多跑断了。

那会儿我大概十一二岁，父亲在县城一家单位做事，每个月得回去一趟，于是母亲硬要我陪着父亲一块走，说是两人结伴，好歹有个照应。

天不亮我们就出发，母亲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煮红薯，又叮嘱我们走快些，千万别在凹上歇脚。

那一路上，我几乎是小跑着跟在父亲身后，不敢回头，不敢东张西望，耳朵竖着听林子里的风吹草动。哪怕一只野兔窜过，都能把我吓得心提到嗓子眼。我们一口气从山脚爬到山顶，再从山顶连滚带爬地冲下山，整整跑了一天，到了傍晚看见县城的灯火，两条腿才像从肩膀上卸下来似的，软得站都站不住。

那以后好多年，我做梦还常常梦见那片黑压压的林子，和里头一闪一闪的、不知是人眼还是兽眼的光。

历史上居住在山上的客家族群中有许多劫匪？

这个问题，一个老先生叹口气说：“不是客家人天生爱做强盗，是日子把人逼到了那个份上。”

后来我慢慢长大了，走的地方多了，听的故事也多了，才渐渐琢磨出里头几层道理。

为什么是这样？

原因有三：

一是山高林密适合劫匪生存。

茶陵这地方，罗霄山脉西段横亘其间，山连着山，岭叠着岭，随便找一处沟壑，就是天然的藏身洞。

那些年官府的力量伸不到这么深的山里来，乡公所的保长们收了税便懒得再管别的事。劫匪抢了东西往山林里一钻，换条小路，翻两个山坳，就没了影踪。

就算有人报了案，等县里的保安队磨磨蹭蹭赶过来，劫匪早就在几十里外的另一个山头生火做饭了。而且山里野果、野菜、竹笋、蘑菇遍地都是，溪沟里还有鱼虾，实在饿了也不至于立刻饿死。

这种地方，简直是为“山大王”量身定做的。再加上客家人本来就是“外来户”，为了躲避战乱和械斗才从中原一路南迁，最后被挤到这些土著不愿要的深山老林里，他们住得比谁都高，比谁都偏，对这片地形的熟悉程度，就像自个儿掌心里的纹路，外人根本没法比。

二是客家人生存条件艰难，易因饥寒起盗心，有钱大户自然成了抢劫对象。

这话说起来心酸。客家人向来以勤劳肯干出名，可光勤劳没用，你得有地。好地、平地、水田，早被当地的大姓宗族占去了。

客家人只能在林间开种荒地，刨开石头和树根，整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挂壁田”。

远远看去，那些田就像一片片补丁贴在陡峭的山坡上。这样的田，土薄水冷，肥料也跟不上，一亩田仅能收获稻谷二三百斤，一个人吃都不够。

我清清楚楚记得，全乡人均田地不到一亩，这些稻田一年只能种一季，因为山里的霜期来得早，清明过后才敢下种，白露没过就得收割，种两季想都别想。靠种田为生就是一场笑话。

你起早贪黑干一整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吃到次年开春。剩下的日子怎么办？上山挖蕨根，捣碎了洗出淀粉；砍柴挑到镇上卖，一担柴换不到两斤盐；再没办法，就只能去采些草药、捕些山货。可这些东西换来的钱，连买粗布做件衣裳都紧巴巴的。客家人无法生存下去，只好去抢劫。

说“只好”两个字，不是给他们开脱，而是讲一句实在话。

一个人饿到前胸贴后背，家里孩子嗷嗷哭，老婆连月子都没东西补身子，这时候你跟他讲什么王法、道义，他哪里听得进去？

他眼里只有那些住在山脚平地上、穿着绸缎、吃着白米饭的有钱大户。不抢他们，抢谁？

前不久，邺坑一位播主还说，她这地方以前一户富户曾遭抢劫，死伤数人。那户人家我隐约听长辈提起过，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粮商，囤了不少田地，放贷收租，日子过得滋润。可那年月，富户也怕，深宅大院里常年养着护院的家丁，院墙修得又高又厚，墙头上还插满了碎玻璃片。可劫匪不是一两个人，往往是同宗同族的十几条汉子，趁着月黑风高，翻墙入院，枪声、喊声、哭叫声搅成一团，最后富户家破人亡，这种事，在旧时的茶陵山乡，隔三差五就会传出一桩。

为此，一些客户富户建立起了民团组织看家护院。既然官府靠不住，那就自己动手。

最著名的当属桃坑土豪罗克绍，他不仅有民团组织，而且自己还建有一家兵工厂。

说起罗克绍，老辈人至今还津津乐道。这人胆子大，心也狠，在桃坑一带说一不二。他的兵工厂其实算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工厂，就是几间土坯房，请了几个外地的铁匠和木匠，叮叮当当地敲打，居然能造出土枪、鸟铳，甚至还能翻装一些废旧子弹。

不过，民团跟劫匪之间，有时候也说不清道不明。白天是护院的团丁，夜里换上黑衣，兴许就干起了拦路剪径的勾当。说到底，在那个乱世里，枪杆子就是胆，谁手里有家伙，谁就能在山上山下横着走。

三是客家与原住民矛盾突出，积怨甚深；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善，这类劫匪才慢慢地消失了。

客家人是“客”，原住民是“主”，从土地划分到用水灌溉，从坟山选址到祭祀顺序，处处都埋着疙瘩。

原住民嫌客家人占了他们的柴山，客家人怨原住民霸了他们的水源，两下里争吵不断，动辄就打群架，甚至闹出人命。这种积年累月的怨恨，像一锅慢火熬着的苦药，越熬越稠，越熬越苦。一旦有人起了抢劫的心思，往往先盯上的是原住民里的富户。

这既是图财，也是泄愤。而原住民呢，也组织起自己的乡勇，见着客家人就警惕三分。两边互相提防，互相仇视，整个山乡常年笼罩着一股剑拔弩张的气氛。

后来，解放了，土改了，道路修进了山，电灯拉上了坡，最关键的是，田地重新分了，林权也明确了，客家人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地盘。

再后来，移民搬迁政策下来，桃坑的客家人从山高水冷的老地方搬到了交通便利、土地平整的新村，政府还帮着盖房、引水、教技术，种上了油茶、板栗和药材，收入比过去翻了几番。随着移民搬迁，

现在的桃坑客家人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了质的飞跃。一栋栋小楼顺着公路两旁排开，学校里书声琅琅，集市上人来人往，年轻人都开着摩托或小货车进进出出，再没人稀罕去干那拦路抢劫的勾当了。

那些关于婆婆凹的抢劫勾当，似乎早成了一场笑话。

（李苏章原创）